严歌苓：死了都要爱

严歌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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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黎 北京报道

　　华人作家系列访谈

　　严歌苓，旅美作家，1958年生于上海。1989年入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攻读写作硕士学位。此后的十年间，她写出了《天浴》、《扶桑》、《人寰》等多部引起海内

外读者关注的长中短篇小说。其中《天浴》由陈冲拍成电影后获金马奖7项大奖和1999年美国《时代》周刊十大最佳影片奖。

　　今年无疑是严歌苓的丰收年，继年初《第九个寡妇》之后，

　　严歌苓再度推出新作《一个女人的史诗》。本书源于严歌苓至为熟悉与伤感的童年记忆，

　　塑造了一个生存在“爱我的人我不爱，我爱的人不爱我”的情感矛盾与红色历史双重困境中的女人——田苏菲，

　　以其挚爱一生的经历表现一段红色历史中的浪漫情史，大时代里小人物的生存轨迹。

　　小说背景起点是解放前，故事却一直跨到“文革”结束，在20万字的篇幅里，

　　作者将一个典型中国女人可爱的、嫌恶的所有心理进行了细腻的表现。

　　这部作品不无喜剧成分，但读来仍让人感到笑中含泪，心酸不已。

　　这本小说特别好写

　　南都周刊：陈凯歌请你当电影《梅兰芳》的编剧，现在成了很热的新闻。

　　严歌苓：是啊，其实我是随口一说，人家问我下一步干吗，我说下面要写《梅兰芳》，很简单的事啊。现在合同还没有订。

　　南都周刊：你不喜欢电视剧，你的新作《一个女人的史诗》却这么快就要拍电视剧了，为什么？

　　严歌苓：给别人看呗。

　　南都周刊：女主角你想找谁演？

　　严歌苓：好像小陶虹想演。

　　南都周刊：她适合吗？有点庸俗吧。

　　严歌苓：小菲这个女孩子表面上看也挺庸俗的。

　　南都周刊：是不是因为小菲憨憨的，没心眼，而陶虹演的《空镜子》也是这样的角色？

　　严歌苓：她自己很想演，不一定找她。

　　南都周刊：男主角呢？

　　严歌苓：你说哪个男演员好，我对大陆的演员一个也不认识。

　　南都周刊：我喜欢孙淳。

　　严歌苓：我看过他演的电影，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他现在还演戏吗？

　　南都周刊：演的不多，有些发胖了。如果瘦一些，年轻一些，就更适合男主角欧阳萸。陈坤年纪合适，但气质不符合。

　　严歌苓：谁是陈坤？

　　南都周刊：现在的一个当红小生。男主角的人选更难找。

　　南都周刊：《一个女人的史诗》里的小城指的是合肥吗？小说的开头这样写：“田苏菲要去革命了。从三牌楼大街走下来，她对这座小城市实在看不上眼。假如你去过那类长江淮河之间的小城，你就知道田苏菲对它的感觉了。就是那种永远勃发着脏兮兮的活力，永远富足不起来，也永远有得吃，有得喝，有它自己一套藏污纳垢，生生不息道理的城郭。”小菲觉得这是座没出息的小城，专出低贱之辈。

　　严歌苓：是合肥。合肥话真难听，太土了。小时候我会说，现在不记得了。合肥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脏兮兮的，不喜欢合肥。市井阶级在合肥体现得最足了。

　　南都周刊：你在合肥呆了几年？

　　严歌苓：五、六年。很小的时候，60年代。我前几年去过一次安徽，在马鞍山孤儿院领养了小孩。

　　南都周刊：为什么要领养小孩呢？

　　严歌苓：好可怜啊。去参观孤儿院，就领养了。我的狗啊猫啊都是这样领来的。就觉得好可怜，没人要，我要。

　　南都周刊：小孩现在多大了？

　　严歌苓：2004年领养的，女孩，2岁。男孩哪有人扔啊？

　　南都周刊：《一个女人的史诗》是什么时候动笔的？

　　严歌苓：去年，想不起来了。《第九个寡妇》写完之后。《第九个寡妇》是前年年底到去年年初写完的。

　　南都周刊：两个月就写完了？平均一天写多少字？

　　严歌苓：5000字，每天都写。我天生就是写长篇的。

　　南都周刊：是你完成最快的长篇吗？

　　严歌苓：不是，《第九个寡妇》也是这样，但准备时间长。这本书没有准备这么长时间，因为我很熟悉这些人。

　　南都周刊：两个月的写作过程中，有没有感觉特别难的时候，或者写不下去的时候？

　　严歌苓：没有。这本小说特别好写，我的素材很富裕。

　　南都周刊：什么样的素材？

　　严歌苓：我身边的人，有话剧演员啊，作家啊，他们讲的一些事啊，太多了。

　　南都周刊：书里的人都有原型吗？

　　严歌苓：应该说有一些原型，我写的东西都有一点原型。

　　南都周刊：看报纸上说小菲是以你母亲为原型的。

　　严歌苓：这事别说了。我家里都闹起来了。后来我父亲看了这本书，看完他也就无所谓了。他说，也就这些啊，田苏菲是一个创造出来的人。欧阳有一点点像他，大部分是虚构的。

　　南都周刊：你父亲萧马的小说《钢锉将军》很有名，他现在还写吗？你对你父亲的作品有什么评价吗？

　　严歌苓：我很喜欢，都看过。他是个很有才华，很有激情的人。充满了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这点我们这些人就不以为然了。他现在还写点电影剧本。

　　南都周刊：你们私下里有交流吗？关于小说。

　　严歌苓：很少，他讲我的作品多一些。他好久好久不写小说了。

　　南都周刊：可以比较一下你和你父亲的作品吗？

　　严歌苓：这怎么说啊？这问题也太傻了吧。

　　南都周刊：你是用铅笔写小说的？

　　严歌苓：也用电脑，但铅笔更舒服，可以用橡皮擦。这些都什么问题呀，太简单了，来点挑战性的。

　　死了都要爱

　　南都周刊：你12岁就参军了，怎么这么早？

　　严歌苓：舞蹈演员都是这样。

　　南都周刊：你去过六次西藏，是演出？

　　严歌苓：对。第一次去是1971年夏天。最后一次是1976年。中间每年都去一次。

　　南都周刊：青藏铁路不是开通了吗，想再去看看吗？

　　严歌苓：我一直很想去。因为西藏给了我很多，应该讲是在我青春的时候，西藏使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它那种景观，让你对人和自然的关系进入了最初浅的思考。为什么我能写出《雌性的草地》，人啊，狼啊，狗啊，马啊，鹰啊，羊啊，种种的生命，我在写这个小说时大概30岁，而在我十几岁进入西藏时，我已经在好奇了。西藏让我震撼，那样的山川不是哪里都有的。只有西藏。

　　南都周刊：应该说西藏的经历对你以后作品的风格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严歌苓：对，包括对我的人格。

　　南都周刊：变得不计较？

　　严歌苓：对，小女人的作品我写不出来。不在我的生命里。

　　南都周刊：你在西藏呆的时间不长吧？

　　严歌苓：不长，几个月，可这几个月在一个小孩的生命中就很了不起了。

　　南都周刊：你去西藏之前是什么样的性格？

　　严歌苓：比较娇气，小女孩子气。我是老人带大的，我们家比较书香门第。西藏是截然不同的，它给我的改造和教化非常大。

　　南都周刊：非洲的景观是否同样震撼？

　　严歌苓：我之所以能在非洲写出《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和地点也有很大的关系。可能在北京就写不出来，这样一个喧嚣和浮躁的地方。非洲的人文和景观给你一种心胸，一种情怀，也不是其它地方可以给我的。非洲同样也是物质文明相当落后，人还有一些原始状态的感情和感情的表达方式。比如我在非洲的小女管家，我走的时候，她撕心裂肺地痛哭。非常浓烈的感情。

　　南都周刊：《一个女人的史诗》里的小菲就是这样的人，死了都要爱。是不是和你在非洲感受的东西有一定关系？

　　严歌苓：我相信在她那个年代，是有这样的人。现在这个年代，人越活越淡，都是可有可无的。虽然很多歌在歌唱爱情，但是我相信现在的人不会把爱情看得跟命一样。

　　南都周刊：是，《一个女人的史诗》的主题就是无可救药的爱，拼了老命地去爱，或者像小菲女儿说的，“爱得太笨。”小菲做的一切事，都环绕着她对丈夫的爱，不管历史风云的变幻。

　　严歌苓：我很羡慕一个能这样爱的人，对爱之外的东西想得比较少。现在的人，爱太不重要了。所以也是我的一种怀念。

　　南都周刊：你自己的爱情呢？

　　严歌苓：我第一次婚姻是失败的。少年时候在爱情上受过很大挫折，但一直到今天，我还是相信有爱存在。我写这本书，也是一种寄托。

　　南都周刊：小菲的丈夫欧阳一生都在寻找红颜知己，和小菲结婚也仅仅是因为她怀了他的孩子。到最后，他到底爱不爱她呢？

　　严歌苓：完全不爱也不可能，还是有一点爱，爱她的单纯，但绝对是不平等的。

　　南都周刊：结尾本以为会落入一个俗套，比如最后男人会突然意识到他最爱的还是妻子。但你没有这样处理，而是很突然就结束了，以另一个和他好过的女人作结束。《第九个寡妇》的结局也是如此，像是没有写完的感觉。

　　严歌苓：它就应该结束在那里。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故事就要结束了。直觉太重要了，搞艺术怎么能没有直觉？每个人物都有头有尾，是一种传统的小说，我就是不要这个。出来就出来了，走了就走了。

　　绝对是快要崩溃了

　　南都周刊：你是个很高产的作家。

　　严歌苓：前两年我没怎么写啊，我都在干吗呢？也就这两年吧。2003年我还在写电影剧本呢，一点小说都没写。

　　南都周刊：近期有没有写关于非洲的小说？

　　严歌苓：有啊，刚写了三个短篇，一块发，《上海文学》下一期发。非洲的长篇我没时间写，我心里有酝酿了十几二十年的题材还没有写，先把那些写出来。都是史诗的，年度跨度很大，波澜壮阔。

　　南都周刊：你第一部英语小说《赴宴者》出了吗？内容是什么？

　　严歌苓：7月份出，写的是“会虫”，印张媒体的卡，拿着一份钱，到处吃。只有中国才有这种到处吃的人。

　　南都周刊：同时用中英文两种语言写作，互相是否有干扰？

　　严歌苓：没有啊，也不是同时嘛，交叉着写，挺开心的。

　　南都周刊：《一个女人的史诗》有开研讨会吗？

　　严歌苓：没有，我不要开研讨会，没有意义。大家在那敷衍讲两句好话有什么意义啊？

　　南都周刊：《第九个寡妇》有不少评论，你看了吗？似乎没有什么批评的意见。

　　严歌苓：对，大家都说好。大部分人都说这是我的巅峰之作。

　　南都周刊：评论家陈思和在《第九个寡妇》的后记中说女主角王葡萄是地母类型，你接受这种分析吗？

　　严歌苓：他的分析是重要的，给读者一些提示。对我来说，我却特别怕我的作品被符号化，给它一个象征意义。我一再强调直觉。我一听见他们这样讲，就怕我自己也会那样思考。它和小说的思维是对立的。评论我看得很少，我怕看了以后，自己会想，“哦，原来我是这样想的，原来有这样一个意义在里面。”因为形象思维要大于一切。

　　南都周刊：你的失眠已经好了吗？

　　严歌苓：好了。现在睡眠很好。

　　南都周刊：治好的？

　　严歌苓：我碰到一个很好的医生，很年轻。他胆子很大，给我试用了一种药，从此以后断根了。

　　南都周刊：你当年为什么会得那么严重的失眠症？

　　严歌苓：敏感和兴奋是我的特点。兴奋起来很难抑制下去，高兴起来就高兴得不得了。最厉害的时候有几十天不能睡觉，看见人就哭，看见光就掉眼泪。绝对是快要崩溃了。现在我不失眠了，太好了。

　　南都周刊：药物治疗会有副作用吗？

　　严歌苓：有啊，就看你怕什么。怕失眠还是怕副作用。会长胖，什么都行。现在每天能睡七个钟头，非常满足。

　　南都周刊：失眠对你的写作和语言有影响吗？

　　严歌苓：写的时候倒是很好。不写的时候很难过，主要是心情不好。人没有精力。我从80年代中期就开始失眠。失眠和写作有关系。写东西是需要兴奋的。但是失眠本身不会影响我写作的质量。

　　恨死布什了

　　南都周刊：对越自卫反击战时你去过战地作报道，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严歌苓：记得的。战争一打起来，就说记者很少。我是一个很好奇的人，报名去了。并没有危险，就是到野战

　　南都周刊：这段经历没有写成过作品？

　　严歌苓：没有。但我后来的反战和这段经历有关。

　　南都周刊：

　　严歌苓：我恨死布什了。最近看一笑话，说老布什挺聪明的，是不是布什他妈和邮递员干上了。知道要出伊拉克兵时，我们天天静坐。已经出兵了，就算了，那有什么办法？在旧金山的一个广场上静坐。布什太愚蠢了。现在支持他的人已经很少了。

　　南都周刊：伊拉克战争之前就讨厌小布什？

　　严歌苓：那时候没有太讨厌。只觉得他太土了，特别保守的美国中南部的人，土得要命。

　　南都周刊：你丈夫也这么讨厌小布什吗？

　　严歌苓：他没有我这么讨厌小布什。

　　南都周刊：你这么有好奇心，去过伊拉克吗？

　　严歌苓：我去那干吗，找死呀？当年去越战前线，我是带着枪去的。

　　南都周刊：在鲁院时，你和莫言、余华都是同班同学，和他们有来往吗？

　　严歌苓：除了莫言、余华，还有迟子建、毕淑敏。基本没什么来往，在美国见过余华。

　　南都周刊：对海外华人作家的现状和处境，你能描述一下吗？

　　严歌苓：我不了解。这几年我在非洲。我很少参加他们的活动。

　　南都周刊：比如哈金这样的作家呢？

　　严歌苓：过去常打电话，他得了奖以后，太忙了，不怎么联系。

　　南都周刊：华人用非母语写作，包括你在内，被广泛接受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严歌苓：不知道。像哈金，不是前途很光明吗？

　　南都周刊：在美国，你和哈金，谁更有知名度？

　　严歌苓：当然是哈金了。我英语写作刚开始呢，第一本书才要出来呢。而他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

　　南都周刊：你的经济收入完全来自写作吗？

　　严歌苓：那当然。但是我在美国上大学(写作系)时，已经把所有的下层工作都做了：在餐馆打工，带孩子，照顾老人，营业员……我觉得我干的工种够多了。

　　南都周刊：你最最推崇的作家是Flannery O’Connor，一个美国南方的女作家，是不是上写作系时，便对她的作品一见钟情？

　　严歌苓：我好喜欢她啊。这很主观的。她的语言非常有力量。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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