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刺客的口述人生(图)

这个瘦小的老人，很难让人把他和身手敏捷的刺客形象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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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中无法说话的魏老先生，在写回忆录。

　　曾为民国军统成员的魏桂龙，如今垂垂老矣

　　当年老虎凳也撬不开的嘴，现在也有了无尽的倾诉欲望。

　　他一笔一画地在作文本上记述着自己的人生。

　　于是，一个民国时期的特工人员形象跃然纸上。

　　他说，他曾经刺杀汪精卫未果，

　　他说，他曾在76号魔窟遭受非人刑罚，

　　他说，他曾经流亡港澳，跟黑社会关系密切，

　　他说，民族命运的多变和个人遭遇的特别

　　让其一生多在亡命江湖和坐牢中度过。

　　见习记者 彭晓芸 记者 黄兆晖 深圳报道 记者 杨长虹 摄

　　6月27日这一天的深圳，在长期的阴霾中展露出灿烂的阳光，魏桂龙终于起身坐到了他日常写作的办公桌前。房间里洒满了阳光，书桌上整齐地摆放着他的“作文本”和“国语词典”。独自坐在窗口的他，仍然受着病痛的折磨，仍是无法言语。

　　魏桂龙，曾化名李辉，出生于1921年6月16日。在外人看来，其身份扑朔迷离，唯一能够证明其身份的是一张“荣誉国民证”，上面只填写了身份证号、退伍时军衔、退伍日期、出生日期、退伍令号、发证日期，而籍贯、兵籍号码均写“免填”二字。他说他曾跟随戴笠、吴赓恕，以刺杀汪精卫为一生目标，但他却不属于任何政党，还说他只管杀汉奸、入侵的日本人。据其讲述，他便是中国大陆拍摄过的电视剧《76号魔窟》中的一个行动人员李辉。剧中李辉牺牲了，而现实中的李辉今年已经85周岁了。

　　第一次见到魏老先生，是在深圳新桥，老先生二儿子的别墅里。穿过宽宽的过道，走入厅内，只见一个瘦小的老人蜷缩在沙发里，身子骨单薄，显得衣服里面有些空荡荡。他久坐不出声，安静但神情有些焦虑，打量着来客。老人耳有些背，但他终于还是听清楚了记者来意，神采里面突然显出几分兴奋，从沙发上挪了挪位置，调整好自己的身体之后，竟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了。

　　当讲到他如何同时给手枪上六发子弹时，老人动作突然迅捷起来，手掌撑直，有力地示范子弹入槽的动作，随即半起身作射击状，似乎只要拿起“枪”，老人便找到了曾经的力量和威风。

　　祖籍广东梅州五华的魏老先生原来一直住在台湾，近两年随二儿子来到了深圳沙井，他对于回到广东有着长久的向往。或许真的是老了，老到了必须和时间较劲地去回望整个人生的时候了。这个一直以来让他人觉得神秘非常的人开始有了强烈的倾诉欲望。

　　做生意的二儿子魏先生总是说“我和我的父亲不熟！”，似乎并不讳言他对父亲的种种疑惑，他说他不知道父亲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小时候总是听身边的叔叔伯伯讲，父亲杀过不少人，但后来又听说父亲杀的都是汉奸。在他眼里，父亲总是那么威严，忙碌，他从小就不敢和父亲多说一句话。有一回，他和哥哥打架，父亲拿了菜刀就猛砍，说让他们兄弟俩抽签，反正砍死一个，究竟谁死，兄弟俩自己决定。兄弟俩只好搬出外婆、妈妈来救驾。

　　除了非常规的严厉，老头子也有着非常规的犟脾气。前几日一天夜里，半夜老人家感到身体不适，他说几乎就要“死”了，可他就是没有呼喊，也没有让儿子知道，而是一直坚持到次日早上，按时到来的钟点工阿英照例来照看他，他才说起昨夜的危险和痛苦。

　　老人的腿上至今仍然有一颗子弹未取出，像螺丝钉一样紧紧地钉在脚踝上。一次上医院检查身体，医生看见了留有的子弹，问为何不去取出来，老人家回答说：“它有本事进去，我就有本事让它出不来。”

　　前几年，总有人问老人关于过去的事情，他总是缄默不语。他不愿意回忆过去，那是一段惨痛的记忆。魏先生也对记者说，“父亲老虎凳也坐过，都没能叫他说，现在更没有人能够让他说了。前几年总有媒体找他，他总是一个字也不愿意说。现在他愿意对你们说了，身体却越来越不行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就让他全部说出来吧！”

　　是的，老人家见到记者的到来十分兴奋，打开了话匣子，虽然讲了一次之后他就说不了话了，但他还颤抖着拿起了笔，开始写起了回忆录。记者拿到老人的回忆录，那是六本A4纸那么大的小学生用的作文本，上面工工整整地以竖排的方式写满了老人的人生。根据老人的口述和他的写作，我们整理了老人的传奇经历，并尽可能保留老人回忆录的原貌，包括语气和叙述方式。

　　我的回忆录

　　回忆录，是人生往事的经历，脑海中记忆国家的历史及思想与行为，而将能记忆的往事平直叙述下来。许多人的故事，都离不了生离死别、成败得失、恩怨仇恨、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范围，但相同的故事，都有不同的内涵。①

　　我的故事，是我人生旅途上的跋涉，我的整个人生都是亡命江湖而多消磨在悲惨痛苦和牢狱中，但在悲惨及牢狱生涯里，我却参悟到人生的真谛。我本该是个平凡与庸俗的人，但民族命运的多变和个人遭遇迫使我不能安于平凡与庸俗。

　　因为国家及家庭受到太多的不幸与仇恨侵入我心灵的深处，就是这样的刻骨铭心，创造了我的人生旅途，也创造了我生命里的性格。

　　背负家仇国恨，从戎投身军统

　　我的人生，因为两个亲人的死去而改变。

　　“七七事变”之后的一天，日本飞机在汉奸指示下目标向广东省政府曾养甫公馆投炸弹，我妹妹正在花园与同学玩耍，被日本炸弹炸死了。三哥比我略大，毅然决定从军。他抱着我的肩头告诉我，“龙仔，你先回家乡伯父家里避空袭。我本不应离开你，但妹妹的惨死让我心里充满了仇恨，我决定从军去，万一我也牺牲了，报仇雪恨一切都在你肩上！”就这样，三哥投入广东保安团当兵去了。

　　我只好回到家乡去了，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也曾听到伯父说三哥在虎门作战的音讯，但战争本来就危险，况且我知道保安团使用的是“广东石井兵工厂”制造的七九步枪与大刀，对抗的是武器精良的敌人部队。

　　一个黄昏的下午，我伯父从商场回来了，他没有像平时回来时呼我“龙仔”，而是直入房间，伯母也入房间内。我似乎听到伯母的哭泣声，也冲入房内，伯母抱着我，伯父说：“龙仔，我过几天送你到广州市沙面英国领事馆签证，你先回牙买加父母亲家里，我没有能力保护你三兄妹，你妹妹炸死了，今日接到虎门保安十五团的消息，你三哥也作战牺牲了。”

　　三哥临走前一句“万一我也牺牲了，一切报仇雪耻的责任都在你肩上”，竟是一句谶语！

　　伯父把我送到广州东山的三叔黄国梁(非亲叔叔)家里。三叔已在上海投战，并任25军军长之职了。

　　这时，一位培正中学的同学告诉我，“所有学校皆停止上课了”，并高呼“爱国从军去。”我与他们毫不犹豫就投入“广东省模范团在营少年连”。而我的心态更加迫切，因为，我要为妹妹、三哥报仇雪恨！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底，广州已沦陷，我们少年连尚未有作战的能力，所以奉命撤退到韶关。到达韶关后，很多同学已投入作战部队，但那时我不愿意参加作战部队，是怕万一还没有见到敌人，就已经一下子被敌人飞机或大炮轰倒炸死了。那对我来说，又怎能替妹妹三哥报仇雪耻呢？

　　一个偶然的机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的一位少将秘书长兼广东省站长吴赓恕先生到模范团及少年连挑选人才。当吴先生与我单独问话时，吴先生问我：“你愿意为国而牺牲吗？”我回答说：“我妹妹就是被汉奸指示目标，敌人飞机炸死的，我三哥为报妹妹仇恨也战死沙场。”

　　吴先生听后，告诉我，“我此行目的是寻找适合单对单行动工作的人员，怎样制裁一个敌人而使整个大局转危为安。”

　　就这样，吴先生说：“你不用考试了。”随即在名册簿上写进我的姓名，批准我加入军统局特警班受训。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初，我在曲江墨光会馆特警班二期受训，受训时间按计划是三年。受训时，吴先生对我说：“你要得到报仇的机会，我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是一种无比的荣耀，我们潜入敌人心腹及敌人的后方，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价值的效果，但危险性极大，非有策略、智谋与牺牲成仁的决心，机智思考与熟练的技术，不足以当斯重任，将来你受到的技术训练和教学，其中每一过程、每一句话，均系不知牺牲多少位同志、拼尽了几许头颅、流尽了多少同志的心血而得来的经验教训，希望你体恤斯意，一字一句都要记牢。”

　　训练班门前有书云：“团体即家庭，同志如手足，生为军统局的人，死为军统局的魂。”我是学行动的，要学识怎样杀人，武器的使用，杀敌将帅和汉奸及叛变了的“同志”，那时候还没有特务工作专门使用的武器，我们使用的武器枪支有德国制造的驳壳手枪，可以单发，也可以连串二十发射击。另外的就是美国制造的三号左轮手枪和炸药。

　　全班同学由射击教官指导射击，而我单独由吴先生特别指导三号左轮手枪射击。吴先生枪法十分准确，他规定射击目标者距离不能太远，大概两丈为宜。

　　下午讲授行动计划、原则，武器的使用和拆解，子弹如何喂毒(即将铅头子弹头部用锯锯开十字形，再将毒药塞进去)，以及刀器的使用、纵火、布炸、毁尸、灭迹等等。还有关于失手被捕、被问口供时的应对，必要时自杀等在牢狱中的种种策略。

　　漏走汪精卫，刺杀两叛徒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底，吴先生接到命令飞赴重庆。约5日后，我接到他的命令，叫我即飞香港，到尖沙咀码头对面不远的思豪大酒店五楼的某房间会合。

　　那时，吴先生化名张桂庭，我化名李辉。我称吴先生为表姐夫。到了民国三十年(1941年)初，吴先生据密报，说汪精卫在华北与汉奸首领梁鸿志及南京汉奸首领王克敏等会见商量组织维新政府，汪精卫会见两人之后，准备飞到上海与汉奸溥少庵会面。我们乘船到上海，准备刺杀汉奸汪精卫！

　　当时戴静园和姘头陈月贞以及她的哥哥陈冬生都在汉奸溥少庵任市长的伪上海特别市政府上班。戴静园是我们的工作同志，陈月贞的哥哥陈冬生也是同志，他在上海早就加入伪政府在溥少庵处工作。②但陈冬生与溥少庵非常友好，而且有靠拢溥少庵的思想和行为，故将吴先生和我到上海是刺杀汪精卫的情况告诉溥少庵。溥少庵即时发电报告诉汪精卫不能到上海，“因为重庆派人来了上海准备刺杀你，你直飞南京。”

　　因此，我们就失去了这次制裁汪精卫的机会。吴先生非常愤怒地对我说：“这次失去刺杀汪精卫的机会，原因是戴静园准备将所有薪酬和死亡的抚恤金全部由湖南的妻子儿子领取，只给陈月贞姘头50两黄金，陈月贞非常不满而与戴静园发生了冲突，于是，陈月贞的哥哥陈冬生向溥少庵密告一切。就这样陈冬生和陈月贞拿了溥少庵的500两黄金，把戴静园出卖了。戴静园随后遭枪毙。”③

　　1941年中旬，吴先生对我说：“戴静园是该死的，汪精卫这次不到上海是戴静园泄密，真是浪费了我单独教你行动技术，之前所有的准备就是为了制裁汪精卫。”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吴一直培养我的最终目的是针对汪精卫的。

　　接下去有一天，吴先生告诉我：“前国防部调查局的人员——林明楚早已投入伪政府76号特工总部。④国防部调查局与我们军统局是有情报交换的，林明楚认识我们很多同志，林明楚已经逮捕了两位同志，这两位同志均已遇难。现在接到命令，要制裁林明楚，这个任务由你去执行，指定你为第一枪击手。”

　　星期五那天，我们在杜美路××号商定，我为第一击手，另外两人，罗中定、陈永安分别为第二、第三击手，执行任务时间是星期天晚上8点半左右。并分发各人手表一块以备守时之用，发费用若干。

　　星期六，我们三人，各自到目的地——静安寺路百乐门舞厅。我们观察了现场地形，确认一、二、三击手各自位置，并商量好，一击手发射后，二击手要保护一击手撤退，万一二击手也暴露身份，三击手即要保护二击手，如果枪战不停，一击手回头保护三击手，作为连环撤退。各人各自撤退到安全地点，地点各有所定，彼此不知。

　　星期天晚上8时半左右，静安寺路热闹非常，金碧辉煌，霓虹灯照着美丽的百乐门舞厅。8时左右，我已看到二、三击手。我化装成擦鞋童，把三八口径美式左轮手枪藏在擦鞋箱内。手枪我取名“狂龙”，子弹取名“擒仇”。约8时20分，目标者的汽车到静安寺路，不久就在舞厅前人行道路边停靠。我在入舞厅前的八级楼梯左边的第一级守候。车停之后，一个似保镖模样的人从司机座位旁边下车，拉开后车门，首先出来的似是一个舞女，跟着一双黑色皮鞋伸出踏地，一个头戴北方黄色帽，帽沿掩起者出现了，距离我一丈左右，我即抽出“狂龙”“擒仇”向头戴北方帽的目标者连续发射三枪，目标即时倒地。他的保镖正欲拔枪时，二击手即向保镖射击了两枪，保镖倒地，三击手虎视眈眈周围环境，于是我们很顺利撤退。各人依照计划的安全线路分别回到安全住所了。

　　第二日，《中美日报》登发了“百乐门舞厅前，有两人头部腔部中弹死亡”的消息。

　　接着，吴先生又告诉我，陈冬生出卖了许天民(许崇志的弟弟)。许天民是我们安排在上海工作的同志。吴先生说完后，通了个电话，约半个小时后，来了一位中年人，吴先生叫他入睡房谈话，一个小时之后，该人提来了一个小皮箱交给吴先生就走了。

　　吴先生入睡房打电话，随后出来对我说：“你将小皮箱送到迈而西爱路××巷××门牌的陈冬生家里去。”并非常严肃地告诉我：“切记不能震动小皮箱，更绝对不能拉开小皮箱来观看，这两句话你要特别慎重，交到陈冬生手后，即出巷口上车回来，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你都不要管，陈冬生自己一个人必会开门接小皮箱。”

　　我坐车到达目的地，一按门铃，陈冬生果然自己亲自开门，我即将小皮箱交给他。

　　出巷口到马路上车后，刚开行不久，就听到一声轰然巨响，我不知发生什么事情，车辆司机已经快速地送我回家了。

　　吴先生拍着我肩头说：“干得好，你完成了任务”，并说：“我也猜到不会多炸死几个汉奸，因为陈冬生必然急急地自己先打开小皮箱看文件，我打电话给他说我的密件不能安全存在家里，让他收下藏好。”那哪里是什么密件！只是上下铺着报纸，中间是一枚拉发炸弹。

　　吴先生对我说话时，是身靠客厅墙壁，叫我也跟着他后面靠着墙壁，他眼睛一直注视着外面马路，他说电话线已断，一定会有事情发生。

　　陈壁君狱中劝降，吴赓恕慷慨赴死

　　我们住在法租界，本来以为相对比较安全。但是，半个小时刚过去，一辆汽车载着陈月贞呼啸而来。他们刚下车，我们发出六七发子弹，陈月贞与左右两人应声倒地，敌人也向我们攻击了，吴先生与我都靠在窗门墙壁，敌人子弹无法击到我们的。僵持了半个小时，敌人带来了毒气弹，一阵黄烟、黑烟、白烟，不久我们都狂吐，流眼泪，抽筋，我们失去了知觉。

　　半醒时仍满身酸痛，头昏眼花，我们已经被逮捕到极司菲尔路76号伪特工总部。吴先生及太太和我都关在二楼优待房间。

　　约四天后，汪精卫的太太陈壁君由南京飞到上海76号特工总部来会见吴先生，我与吴太太也在座。

　　陈壁君很礼貌地称呼吴先生，并说“汪精卫叫我也问候你，汪先生非常赏识和珍重你，重庆政府是爱国爱民政府，维新政府也是爱民爱国政府。汪先生和我知道吴先生你在国民政府军统局任要职，办事能力很强，故此汪先生和我都请你能跟随汪先生左右，或参加76号特工总部，救国救民，好吗？”

　　吴先生微笑一声但没有回答。

　　在优待房有报纸看，有一天吴先生突然大声说：“我的眼中钉被杨同志斩头了。”他说的是溥少庵，当初就是因为他的告密，才使我们行刺汪精卫的计划落空。

　　报纸上说，一个夜晚，上海市政府纪念日，聚餐时溥少庵喝得酩酊大醉，别人送他回家后，他即呼呼大睡，我们的行动人员杨振华伪装为溥少庵家的厨师，深夜即持大劈骨刀踱入溥少庵房内，从颈部及头部劈了20多刀，溥头都断了，杨振华即乘脚踏车逃走，回到重庆去了。

　　吴先生看完报纸后，疯狂大笑，“出卖我的陈冬生、陈月贞、溥少庵，他们都死了，我也可以走了！”

　　隔日，吴先生叫警卫人员(76号有警卫一百多人，76号所在地是上海富有的陈调元的公馆，房子有很多空地，非常大)请副部长丁默村到他房间有要事奉告。丁默村本是国民政府调查局局长，与吴先生认识。汪精卫做国民政府主席时，丁默村做局长，国民政府调查局很多人都参加汪精卫的维新政府。⑤不久丁默村来了，吴先生叫他入睡房内密谈，很久才出来，第二天丁默村带来了一件蓝色长袍，再请吴先生到睡房密谈。两人出来时，丁对吴先生说：“76号没有人敢杀你，希望你慎重考虑。”说完便走。

　　当日下午，来了一个理发师把吴先生头发全部剪光，理发师傅走后，吴先生将头发用白毛巾包好，说：“是还给父母亲的。”即时穿上蓝袍(从前军统局称蓝衣社)。躺在床上，要了一杯冷水，将一瓶东西倒入口中，用水灌下，约半小时后脸色大变，五孔流血，就这样，魂归天国了。76号来了四个人，用白布将尸体包好运走了——据说是送到郊外化人台埋葬。第二天，76号将吴太太移送到女监房，我被移送到大牢狱，不久我被提出问口供。⑥

　　狱中惨遭折磨，出狱受蒋接见

　　一个高大人物做主审。他说：“我是76号特工总部队长(他的名字叫吴四宝，从前他是跑马场副主管，一切车务都归他负责，而且他是上海斧头帮大哥。)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辉。”

　　“你跟吴赓恕来上海干什么？”

　　“吴赓恕是我表姐夫，我跟他来上海是入学校读书的。”

　　吴四宝大发脾气，大力拍着桌子，指着我说：“吴赓恕不是你表姐夫，你跟吴赓恕来上海，是准备行刺汪主席的行动人员。我要你带我去找吴赓恕的朋友。”

　　我说：“我不认识他的朋友。”

　　“你要带我去找你的同志。”

　　“我是来上海读书的。”

　　于是刑具来了，什么一号鞭二号鞭，打得我痛至麻木，我只会大叫，于是他们提来木椅，叫我躺在椅子上，双腿用厚皮带在膝头上面与椅绑紧，双脚跟下面用机器慢慢托起(这叫老虎凳，)痛得我屎尿都流出来，魂都过去了，我已不会说话亦不会叫痛了。约半小时后醒了，他们解开皮带，将机器和椅子移开。

　　吴四宝说：“你要脱离痛苦，就应该把事情全部说出来。”我说：“我真不认识他的朋友，我也不是什么同志，我来上海是读书的。”

　　吴四宝接着说：“你有种。你说你是来上海读书的，陈冬生、陈月贞都是你们杀死的，戴静园、许天民，都是你们先后来上海准备刺杀汪主席的，戴静园枪毙了，许天民自杀了，吴赓恕也自杀了，多种案情都是你们干的。你不供的话，行刑至死为止。”

　　我在受训时，吴先生及教官教导我，万一被捕问口供时不供认，那是寻生，问口供的敌人永远不会满足，就算你全说了，敌人也永不满意，一样要挨一顿毒打。

　　夜了，他们厨房夫送来了晚饭。饭后，稍微休息一阵后，对我又施灌水刑。一个大水桶高高架在上面，从我鼻孔及口部灌入，我自然地呕吐，他们再加水并将饭后吃剩的汤水、菜汁加酱油、胡椒精粉倒入水桶内，冲入我双鼻及口腔内，汤水流入胃部，肺部，连空气都无法呼吸，极度痛苦。

　　深夜了，我被扣上脚镣关入牢狱中。狱中没厕所，大小便都要报告警卫。当时天气很冷，地下铺着禾草，我不能躺着睡，都是趴着睡，可幸大概是天冷又下雪，受刑的伤口竟没有发炎，但瘙子吸血痕，疼得厉害。

　　每日上午、下午、晚上，交班时敌人警卫都使用大竹筒在我们头上重敲着数人数，我们在狱中一天头部挨打三次。

　　有一天，铁血锄奸团的梁永年申请外出大便(厕所建在牢狱后面近围墙边)准备逃狱，被岗亭警卫发现开枪射击，打到腿部，人跌下来，被警卫抓住，第二天上午特务人员及警卫押着狱中所有囚犯到外面运动场，敌人宣布此人是逃犯，随即将梁永年绑在木桩上，当场斩头。苦难的日子加上无限的恐怖，日子一天一月地过去，大家都没有判刑。

　　早上点名时，点到了的狱中同志，都会大声应：“有！”然后对我们说：“18年后我们在外面再见。”就这样，被关了连环手铐押到郊外化人台枪毙。

　　两年多的囚禁，刑罚时的肺部、胃部都很痛苦，伙食又太差，身体太孱弱，我总希望早日结束生命，但在狱中无法自杀。

　　到了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上海郊外浦东，一个日本军人强奸一个农妇而被耕田的同胞用锄头和刀劈死了。

　　那时76号和伪军正在进行清乡，所以日本要76号和伪军负责破案。76号认为三个种田人比较可疑，便把他们抓了起来。问口供时，这三个人被拷打得皮开肉绽，手指甲用铁钉插入。送到我们监房，每天吃饭时都是由我和狱中同志亲手一口一口地喂着，受难者告诉我们，敌人已将该地区封锁，并将每个家庭的粮食没收了。日军还说，如果76号未交出凶手则让该地区的人饿死为止。

　　我暗自想，这是我成仁的机会了，而且我早就有希望早日死亡的念头。我思想两日后做出决定，当时向警卫报告说：“我有重大案情要报告吴总队长。”第二天，来了两个敌特和两个警卫，押着我去见吴四宝。

　　我慷慨陈词，套用吴四宝问我口供时说汪伪政府是爱国爱民政府的话，说：“今日我以中华政府人员之一的身份，我愿意将生命交给你吴总队长，请你将日本人在浦东被杀详细情形告诉我，并证实我是凶手，移送日本有关单位。”

　　吴四宝听后，态度很好，他回答说：“过几天后再说。”

　　约一个星期之后，两个特务叫着我的名字，我应一声“有”，警卫开了连环手铐，带我去见吴四宝。在座的有76号特工总部部长李士群及丁默村副部长，李士群对我说：“事情已经办妥了，明天丁副部长、吴总队长送你到上海日本特务‘梅’机关(日本特务机关分梅、兰、菊、竹四个工作责任各不相同的单位)。”

　　第八天早上，丁默村、吴四宝和一个特务人员带我到一个不明方向的地方。

　　一个胖胖矮矮身材的日本人，他竟会说中国话，对我说：“李先生，丁先生、吴先生已将情形告诉我了，你就是你，你不是他，杀人的是他。日本人被杀时，你早已关在76号两年多了。我接见你，是因为佩服你爱你的同胞，而愿意牺牲自己生命的精神，或者可能达到你的愿望。”他微笑着拿出一包前门牌香烟说，“吸烟吗？”

　　此人便是中岛三田大帅，他以日本人武道士的精神礼仪待我，并叫丁副部长依他意思去办。

　　在回程中，我被改押南市看守所优待房。手铐脚镣都解除了，伙食比76号好得多，而且天天都有报纸看。看守所分三层楼，可以上下走动。几天后我在报纸上看到，浦东封锁已宣布解除，但枪毙了三个人。

　　约民国三十一年底，我竟获得释放。⑦次年三月中旬，我奉命飞返重庆。戴笠局长接见了我，并带我到蒋委员长中正办公厅见面。蒋、戴两位详细听我汇报了吴赓恕、戴静园、许天民三位少将在上海的行动经过，蒋、戴两位长官对我勉励了一番，升我为少校(之前我是上尉)并赐勋章。

　　日寇战败投降，上海提审汉奸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11日，日本宣布投降。

　　戴笠局长命令我跟随他一同到浙江省淳安县，到达时，杜月笙大哥已在淳安，杜大哥恳切地问候及安慰我。⑧

　　戴局长对杜月笙说：“你即派保卫人员送李辉到上海，接收南市看守所。”并升我职为中校执法队长。

　　经过十多天旅程，我到达了上海斜桥方滨路南市看守所监狱。各单位同志已逮捕了约两百多人。但是，76号特工总部伪特务队长吴四宝被日本特务机关枪毙了，罪名是尽情享乐。⑨在76号，早上点名的是提出去枪毙的，下午点名的都是没有罪被绑票的，用黄金赎回的释放人。

　　在上海南市看守所，我要了一部货车，押着汉奸执行枪毙。我们同志到所称的“化人台”，挖掘出死难同志的尸首、头部及身骨脚骨手骨，载满一货车，我没有办法分出吴赓恕少将、戴静园、许天民的人头筋骨等。我只能将所有骨头用白布包好，送到南京明瓦廊局本部、局本部在入门内建了一座“殉难同志纪念碑”。

　　南市看守所有三层楼。楼下是关女犯人，二、三楼各有一个独房是关日本人的。楼下女犯人是日本“兰“特务机关长——上板冬子，二楼独居房是“菊“特务机关长——中岛三田大帅，“竹“特务机关长——中岛芳子在北京收押。

　　三楼的中岛三田大帅，他可以说是我的恩人，我对他特别优待，每天送他一包前门牌的香烟及同我一样的伙食，我有时候会到他房间谈话。

　　看守所驻有局本部军法处长徐钟渠，一切有关案件均由他审判，徐处长是以军法审判在押犯人的。

　　在看守所二楼，人犯名册里有一个叫万里浪，他原来是我们的同志，但他叛变了投入汪精卫所属76号伪特工总部并出卖了他同组的四位同志，导致这四位同志都被76号枪杀。我被76号审讯时，这个万里浪在我的下体上割了一刀。我当时火气爆发，叫警卫押他到我办公室，说：“万里浪，你还认得我吗？“他垂下头不应不答，我说：“大海洋洋，万里皆浪，现在天下太平了，何有万里浪！”

　　事后我将他一切实情向军法处徐处长报告并请以“军法”交给我执行，徐处长提万里浪审问后，将万里浪交给我执行“军法”。我随即和多位同志找寻被万里浪出卖的同志的家属，我叫一位同志去买神香，家属们都点着神香，我叫警卫将万里浪双手双脚大字形绑在篮球架木桩上，我使二号左轮手枪，面对面对他说：“你在我下部割了一刀”，然后在他下部射击了一枪，左右脚与手部各发射一枪，打得他摇头摆脑，死难同志家属嚎泣流涕，持神香向天上祷告，我才向万里浪头部射击一枪将他打死。

　　在看守所，还有周佛海、陈公博、陈春圃、潘之三等多名大汉奸，他们似乎仍很乐观。⑩

　　1946年，戴笠局长坠机身亡。在看守所的大汉奸得到戴局长死亡消息后，他们都很悲观(可能他们与戴局长有联络)。

　　戴局长死亡后，“军法处”已无权审讯人犯了，上海最高法院院长石美喻通知徐处长将汉奸移送上海提兰桥，最后将日本战犯移送日本东京。

　　落魄流亡港澳，去台再忆当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到了香港。当时的香港，环境非常复杂，犯法之人又多，什么东莞帮，潮州帮等黑社会群立。

　　有一天，我在皇后大道中遇到广东突击军负责人——葛肇煌，他叫我住到他家里(我是住在大观酒店)，他家在香港湾仔卫前，廊道门牌14号，他对我说，我们也要组织一个单位，门牌号是14号，他用14K金将门牌换上，所以14K单位就成立了，但我们并没有敲诈抢劫等犯罪行为。慢慢地，参加入14K单位的许多年轻人，他们都为了钱，参加了偷窃、抢劫、杀人等。结果，葛肇煌被香港警方驱逐出境，后来又潜回香港，死在新界元朗。而我，则因为“德”字辈的黑社会会员都称呼我魏大哥，而遭到警方逮押，送到九龙添咸道集中营等候递解出境。

　　约三个月后，警方将我们递解出境。经过多重波折，有渔船把我们送到澳门郊外山边上岸。我在澳门有很多位朋友及14K的兄弟，生活不成问题。在澳门呆了约八个月后，我又偷渡到香港，但船到达香港出口时，检查身份证，我因为没有香港身份证，遭到警方拘留，验了手指纹，知道我是出境潜回犯，移送法院判了两年刑期，送到赤柱监狱，在赤柱监房，我很受难友的照顾，每个人犯都叫我魏大哥。

　　民国四十八年(1959年)，我服刑期满，被移送到了台湾。

　　前几年，我在台湾看了电视剧《76号魔窟》，其中都有与吴、许及我工作的情形差不多的镜头。但台湾情报局竟无吴赓恕等多人殉职的记录，我知道殉难同志所负的任务，事虽不成功，但他们壮志未酬身先死，这种忠贞的精神值得我们纪念，我想，历史没有记住他们，或许真的是因为档案不全，而非因为档案保密。

　　该案殉职了的同志虽已供奉情报局“殉难同志纪念堂”及“园山忠烈词”，得享千秋。我是参加该案行动人员一分子，今已垂垂老矣，黄泉路亦不远矣，且深知吴赓恕、许天民、戴静园三位烈士，抉择死以求成功，从容赴义之间，当无顾念及名留千古之心，我有义务与良知，不使各位烈士事迹淹没无闻，史实遗漏不全，更应使烈士们名留千古，永受后世礼敬，不致白骨相望吊祭不明，所以写下这本回忆录，以慰先烈在天之灵。

　　①曾经专门研究汪伪政府历史的

　　②石教授认为戴静园应是“戴炳国”，溥少庵应是“溥筱庵”。

　　魏老先生表示：我的记忆是戴静园，溥少庵应该是溥筱庵，教授更正得对。

　　③石教授认为50两黄金“这个数目已经很大，还不满，这个材料靠不住。”

　　魏老先生说：“当时在上海的情况就是黄金的流通非常普遍，一条黄金5两、10两地使用。当时溥筱庵还给了陈月贞、陈冬生各250两黄金收买他们。”

　　④76号全称是汪伪“

　　⑤石教授指出，此处系汪伪国民政府，不是维新政府，维新政府早于汪伪政府，由梁鸿志任首脑

　　魏老先生表示：“当时没有所谓汪伪政府，我们都叫维新政府，我不知道汪伪政府指什么。当时也有说‘汉奸政府’，但没有说汪伪政府。”

　　⑥石教授认为关于吴赓恕之死情况，与其他人回忆不同，但也可存此一说。

　　魏老先生说：“当时我和吴太太在一起，吴赓恕之死是亲眼目睹，记忆绝对没有错。”

　　⑦石：“约民国三十一年底，我竟获得释放。”石教授提出疑问：“为什么会释放？未交代，一般是不会释放的。”

　　魏：我不是在76号被释放的，是被日本人中岛三田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南市看守所优待房，然后才释放的。当时和我关在一起的还有王天木，我先被释放，随后王天木也被释放了。

　　⑧石源华教授认为称呼不妥，戴笠与杜称兄道弟，魏老先生不可能称杜“大哥”。

　　魏：当时杜月笙是青帮的头目，我是洪帮的，帮派之间称呼杜月笙，是称他“大哥”的，辈分更低的是称他老爷。电视剧经常出现称呼杜月笙为“笙哥”，实际上是不允许的，按照规矩是称呼“大哥”的。

　　⑨石教授表示：吴四宝早在战时已死，而非被日本特务机关枪毙了。

　　魏老先生说：“这个我的记忆也非常准确的，吴四宝是被日本特务机关的梅机关打死的。”

　　⑩石教授指出，周佛海、陈公博、陈春圃均未关上海监狱。

　　魏老先生说：“这些人都是我亲手看管的，当时关在漱芦优待房，是上海市长的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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