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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诊黄健翔解说员病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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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诊黄健翔解说员病理分析

　　诊断1 其实他是一个演员

　　苗炜(《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足球专栏作家)

　　就像黄健翔有他的倾向性一样，我一直反感意大利队，那场比赛中我是澳大利亚队的支持者，希望他们干掉意大利人。看到澳大利亚最后一刻被判点球，我脑子有点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没回过神儿来，黄健翔就发了疯一样叫喊起来。

　　黄健翔最初喊了几句，我感到挺新鲜，心想他居然还能这么狂放。但我知道这样会有麻烦，也希望他接下去有所收敛，没想到，他的激动自始至终一直持续。

　　除了个人的偏好，可能这么压抑的比赛出现突然的转机，都很有戏剧性，整个现场的气氛都很狂热，黄健翔也受到了感染。

　　我虽然不喜欢意大利队，但没觉得黄健翔的倾向性解说无法接受。据我所知，奥运会的电视信号制作有严格的均衡方面的规定，比如对两国选手甚至观众，要有同等时间的镜头，但我从来没听说过对解说员有类似的中立规定。

　　在我看来，体育解说员这份工作具有半演艺性质，起码不能以新闻记者的标准来衡量。要求他们客观公正，政治上极端正确，这是体制化的思维。

　　黄健翔当初在欧洲杯解说的时候拉长音高喊“Goal”，我认为他能进入比赛的状态，挺难得的。

　　我们的足球解说员，以前好像特别忌讳表明立场，不敢声明自己支持哪支球队。在美国，如果遇到美国队与中国队之间的比赛，当地的解说员也会说许多倾向于美国队的话，好像还经常引起当地中国

　　黄健翔引起这么大争议，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是中央电视台的解说员，人们习惯性的思维里，央视就应该公正稳重，这是很可怕的想法，是拿机制来压人。

　　那天上午到了单位，同事们的电脑反复播放着黄健翔那三分钟解说的音频，网友的评论也铺天盖地。我心里想，网络真是奇怪的东西，可以把几句解说无限放大。黄老师疯了，high了，大家怎么议论都不过分，但千万别把它和意识形态扯上。 记者 关军 采访整理

　　诊断2 尽量避免这种麻烦

　　唐蒙(上海电视台著名体育评论员)

　　按照同行间的规矩和惯例，我们一般不应该过多地评论同行的事情。他做什么样的事情，有他自己的立场，至于这立场对不对，评判和审议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在他的主管部门手里。如果他的部门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纯真的、真性情的流露，那就没有什么；如果认为有违传统职业标准，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论，纠纷和矛盾，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处理方式。那场比赛第二天重播时进行了重新配音，中央电视台也许已经用行动对此做出了回答，他们显然意识到那样是不妥的。

　　观众中肯定是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新浪网上的一些评论我注意到了，至于是否涉及解说员滥用公器，作为同行我就不说了，我们无能为力来做一些评判。我所能说的只是，我自己在工作中，是尽可能避免这样的麻烦。

　　至于作为一个解说员，在个性发挥和客观评判之间的界限如何来定，我觉得从大道理上讲，就是不能有违公众的道德标准，不能经常去挑战一些底线，这些东西应该得到公认。这个公众的道德标准，不一定是观众的道德标准。比如在日本与澳大利亚的比赛中，很多观众是意犹未尽，如果主持人解说时喊一些反日口号，他们可能觉得很过瘾。但是事实上，观众有自己的审美标准和道德底线，作为解说员应有自己的底线。如果都是顺着观众的话，绝对做不到，也没有必要。我们使用政府提供的公器做事情，只能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就不做什么。

　　我觉得一个理想中的解说员，应该有知识，有情感，有趣味，有控制力。观众说我的解说风格比较冷静，其实有很多时候，对我的夸奖并不一定夸到地方，对我的批评也并不一定批评到地方，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冷静的人，我只是想更为客观地解说。也许我的优点，就是客观，就是想尽力地为大伙更好地看球做一个翻译，在比赛事实和观众间做一个翻译，尽可能把比赛中真实的东西还原出来。比如说我们有时在揣测，这个球是主动失误呢，还是其他原因。至于解说员对哪个队有特别的不满，或者有一种巨大的崇拜，这都无可厚非，有时有一种情绪的流露，是非常可爱的，作为市场上的迎合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能在节目中体现得太过。

　　记者 谢海涛 采访整理

　　诊断3 法国没有黄健翔

　　赵威(法国《队报》记者)

　　法国是一个以舆论自由而闻名的国家，在电视和报纸上，连总统和总理的形象都可以被做成各种木偶或者卡通的形象，极尽嘲讽之能事。不过，这个自由也不是没有限度的，而这个限度，更多地体现在职业的公众性上。

　　在你成为电视解说员的时候，你就变成了一个公众人物，这个时候，你就没有权利把更多的自己的喜好夹杂在工作当中了。黄健翔现象在法国同仁中将是不可思议的。道理很简单，那些拥戴另一支球队的球迷肯定会向电视台提出抗议。

　　应该承认，任何一个解说员都不可能没有倾向性。比如在葡萄牙和荷兰一场比赛中，从法国电视一台王牌解说员吉拉迪(GILARDI)的语气中就可以感觉到他对于葡萄牙的担心，但是你同样可以感觉到他对于自己的倾向性的克制。甚至对于当场比赛泛滥的红黄牌，他也只是提供了数据，而没有加进自己的主观评价。

　　这是法国著名老解说员罗朗留下的传统，电视转播要把更多的空间留给观众自己去玩味。作为解说员，要适当地做出一些历史性的提示，以及背景性的介绍。至于自己的观点要尽量少地发表，而实际上，这样的观点一般都是由特邀的评球顾问来主刀的。这次世界杯上，法国电视一台就专门邀请了温格和霍利尔两位技术专家。

　　我不知道法国的球迷缺乏疯狂是不是和电视台解说员理性的态度有关，但是可以清楚的是，他们对于观众的考虑显然过多了，甚至连腔调是不是会激起女性球迷的反感都会成为征求反馈意见的内容。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解说由此而陷入沉闷之中，每当关键时刻，或者是屏息的紧张或者是失声的欢呼，都给观看比赛本身增加了乐趣。应该说，法国人天生就是幽默和热情的，带着这么多的“条条框框”，他们仍然能把自己的感受表达得淋漓尽致。 记者 关军 采访整理

　　诊断4 男人和男孩的奇妙组合

　　吕频(自由职业者)

　　敢于在解说台上狂喊乱叫再次撕破中央电视台之政治正确的黄健翔，却不敢承认自己的癫狂只是出于对意大利足球的偏爱，他赛后的解释只能让人得出一个结论：是一把民族主义烈火瞬间烧破了他的嗓子。

　　当有特权到世界杯上代表中国人阐发心情，黄健翔和他的同事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文化本位，尽管在亚洲内部兄弟阋于墙，但出了亚洲，日本、韩国、伊朗就都是兄弟，不能出线可以得到公开的同情，而澳大利亚却带着原罪，一是打破了老式亚洲认同，披着白人皮却混入亚足联；二是在亚足联内部又专克中国队。谁说世界杯只是别人的游戏，只要坚持怀抱这样的国族情绪，旁观的中国人也能掺和得壮怀激烈。

　　当年中国队败于新西兰，以及后来的“五一九”败于香港，黄健翔称之为个人的成长阴影，也隐喻整个中国在上世纪“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现代化努力的遭遇，在这种努力偶获安慰屡遭顿挫的过程中形成了对当代全球化的中国心态：患得患失，哀乐交加，自卑与自尊、取媚与孤绝混淆并可以迅速更替，焦虑间与登堂入室愿望相违的是民族主义情绪发育得越来越清晰固执。爬出哀绝飞泪的大连金州，到2002年中国队终于挺进世界杯，讪讪证实的不过是这超级大PARTY上仍然没人带自己玩，恰恰是终于登上了这参与的顶峰之后，中

　　顾拜旦式的体育精神至今仍常被标榜，但当代的国际竞技体育如世界杯，一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沦于寡头商业的操作，二是恰需要通过挑弄国族情绪发酵魅力，早不在意是否背叛了顾拜旦。

　　对体育大同梦的祭告显得虚伪又软弱，就在这次世界杯前，联合国秘书长和国际足联主席联合发表书面致辞说：“足球是全球通用的语言。足球可以弥合社会、文化和宗教分歧。……进而可以促进整个社会和各个国家的福祉。”可悲的并不是要假借足球推进和平与发展的事业，可悲的是，看看世界杯的每个球场：尽管各种族和阶级的人们济济一堂，但他们脸上画的，手里举的，嘴里喊的，还不是各自国族的威力炫示，彼此国族间的征服欲？

　　当一群人因足球而凝聚成“我们”，另一群人就因同样的理由被割裂为不可通约的“他们”，此起彼伏的欢呼正是“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暴力语言较量。而草坪上的皮球游戏，由野心、强权崇拜、仇恨征伐和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价值观组成的，是90分钟间对现实国际政治的有限模拟。这里还有一份专属于中国的残酷：阿根廷和巴西可以通过夺杯幻想自己超越第三世界宿命，然而中国的处境，在世界杯上似乎和在国际政治中一样坚硬又诡异。

　　啤酒商、电视台和国际足联串通想把世界杯扮成一个假期，而且这个假期还是专门辟给男人的——在过于漫长的四年里，他们装男人已经太辛苦，需要有借口把自己打回男孩本色，借足球集体撒撒娇，同时也是借足球充充电：在所谓男子汉气概已经失落的年代里，只要呆坐在电视机前就可以重振阳刚。而黄健翔则在三分钟之内连接起了他的男孩和男人，他像一个男孩一样任性自我，他像一个男人一样正直刚烈，这神奇的组合真是迷人，我坚持认为这三分钟会为他的形象加分。只是，我还看到了一个男人的悲哀——在三分钟的背后是20年，当他把作为男人的心理救赎和关于国族强盛的迷梦纠缠在一起这么久之后，他已经心力交瘁，在精神上无法自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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