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都不能对历史背过身去(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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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7月12日15:45 新民周刊 | |||||||||
许多棚户区已进入动迁阶段,这种简陋房生活将一去不复返 口述也有力量 撰稿/汪 伟(记者) 棚户区居民的生活,即使是在今天资讯发达的城市,也是被遮蔽的。陈映芳指导的一位研究生回忆说,在进入棚户区做调查之前她甚至还不知道棚户区的存在。她于是问计于
正是因为无法借助既有资料接近棚户区居民的生活,陈映芳认为,采集居民的生活史记忆尤其必要。口述的力量在于召唤那些长久不被重视、本来行将消散、某些时候甚至是人们不愿面对的过去。虽然,这些过去的价值,可能要到未来才能得到应有的评价。 新民周刊:为什么会有棚户区口述史这个研究项目? 陈映芳:棚户区是上海的记忆之一。它快要消失了,居民老群体也要消失了,现在不做,这段记忆就会消失,以后就没人知道了。 新民周刊:这些记忆有何重要之处? 陈映芳:有些记忆是个体性的。记得一些事情,忘记一些事情,是一个人建构、过滤、保留的过程。他总是把对他以后的生活有用的东西记下来。这些东西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撑,支撑着他对自己的身份认同,非常重要。 有些记忆是群体性的。个体性的记忆会在代际之间流传,一个群体消失了,群体记忆就没有了。一个社会应该有一个机制,想办法让一些专业人士,用专业的手段,把这种群体记忆采集和保留下来。 新民周刊:国家用教科书来普及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这和口述史采集的历史知识有什么区别? 陈映芳:记忆与历史的建构机制不一样。和历史教科书相比,个人的记忆是很多样化的,对同一个事物的看法,会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和感受。很多社会群体的记忆建构与保留,只限于家庭,不能进入社会层面,很多个体的记忆没有话语权,最后消失了。口述史把它们保留下来,对我们了解和理解历史,会有帮助。 所有的国家都通过历史教科书来建构共同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的力量会进入这种历史的建构。相对而言,口述史的采集机制,没有多少文化意图和政治目的,而只是为社会保留记忆。 新民周刊:连很多棚户区居民自己都不愿意回忆棚户区的历史,你采集这样的声音,对一个日新月异的上海有什么意义呢? 陈映芳:同一座城市,有很多不同的印象。我们有未来城市的规划图,一般上海市民的脑子里,有一个主流的城市认同。这个主流的城市认同中,上海是漂亮的,摩登的。这样的城市形象是许多市民希望看到的,往往也是发展中国家国家需要的。我们讲到发达的国外城市,看到的都是其外在繁华的物质形态,对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国家,公众要一个具备了这种物质形态的城市标本。上海就是这样一个标本。大多数上海人比较不愿意提到棚户区,这也是人之常情。 新民周刊:既然有这种主流的城市认同,棚户区的研究有什么重要性? 陈映芳:上海师范大学有一位研究历史的学者,他研究中日战争史中的慰安妇问题。这种题目是许多人听着不舒服的,因为这件事给中国人带来羞耻屈辱感。但是学者却要研究,历史是如何发生的,这种羞辱屈辱感如何变成我们的民族记忆,对未来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正如在日本,研究抗战同样受到大多数民众的排斥,但不能否认,这种研究是有意义的。 新民周刊:学者的研究和大多数人的需求是什么关系? 陈映芳:学者的研究并不是为了满足一时一地大多数人的需要。实际上,在关于棚户区的研究中,很多访谈对象的子女反对父母接受采访,他们自己不愿意说,也不愿意父母和其他人来说,他们可能更愿意把他们的许多生活记忆忘掉。 虽然很多人愿意它尽早从记忆中消失,那些没有棚户区生活经验的人,他们可能也没有兴趣了解棚户区。但是我们赖以判断社会历史状态的信息,很多不是所有人的共同需要。 我原是学历史出身的。深知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社会是可怕的。如果我们的记忆老是被抹去,这个民族一直不敢面对自己的真实过去,历史被割裂。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永远不可能成熟。 与此相比,法国这个民族一个很特别之处在于,在很多方面做出了和别人不一样的选择,深深地表现出一种法兰西的精神,并且,这个民族愿意捍卫这种精神。为什么法兰西民族这样坚定地捍卫这种精神?至少有一个原因,在巴黎,到处都是古老的建筑和雕塑,任何人都不能对历史背过身去。正如一个人不能反省自己的过去,就不能长大,一个民族也如是。-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