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氏三姐妹现在进行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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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7月19日17:26 新世纪周刊 | |||||||||
摘要:大地震使得4200多名孩子一夜间成为孤儿,他们中年龄最大的16岁,最小的出生不过百天。当年,这些孤儿中最受全国人民关注的“党氏三姐妹”,如今早已长大成人 本刊记者/杨东晓 发自唐山
最小的党育新仍在唐山工作、生活,2006年7月1日,她成为一名党员。 二姐党育苗1997年7月1日入党,现为一家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 大姐党育红,5岁离开唐山移居奥地利,今年7月24日,她将和母亲苏珊娜女士一同回到中国,参加唐山抗震30周年纪念活动。 副标题一:第一次命运分流 党育新第一次发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是在1984年6月。 这时候她已经8岁半了,下个学期她就要升入育红学校四年级。像以往每个假期一样,学校的大汽车会把她和同学们送回家中度假,但是这个暑假结束后,学校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再把孩子们接回石家庄——1984年6月,专门培养教育1976年唐山大地震“地震孤儿”的育红学校完成了她的使命,受命停办了。 生活中的第一次转折就出现在这个时候,在唐山郊区姥姥家,党育新才知道,原来同龄的孩子们并不是都像她以前那样和一大群同学吃住学习在一起——每一位同学都有自己的爸爸和妈妈,放学就回自己的家。 姥姥是位沉默的老人,祖孙之间没有交流,她的生活中再也没有了从小习惯的老师的关爱和看护。在育红学校,她这样幼小的孤儿,是被5位老师从几个月起抱着长大的。这一突然的生活转变,让生性活泼的党育新整整适应了两年。孤独和无助中,党育新数次给育红学校那所她心中的“家”写信,问:“什么时候开学啊?怎么还不接我回来?”可没有回音。 比她大一个月的姐姐党育苗,此时也回到了唐山。由于亲戚无力抚养,她的家安在了唐山孤儿院,与育红学校不同的是,孤儿院只管孩子们的食宿,不管教育。在学校,党育苗最见不得歧视孤儿的事,她总在这个时候替人出头,平时却很“蔫”。 比她们俩离开学校更早、走得更远的是三姐妹中的老大党育红。5岁那年,她被一对奥地利文化人士收养,并跟随为了她已经提前一年学了汉语的养父母回到奥地利。新家充满文化气息,父亲汉斯·施耐德是维也纳国家图书馆的管理员,母亲苏珊娜是奥地利通讯社APA的记者。他们曾于1979年作为中奥友协的成员自费来华,并在那时得到了一个好消息——这对一直没有孩子的夫妇可以收养一名中国儿童。 通过越洋电话,《新世纪》对他们进行了简短采访。 对于幼年初到他乡的印象,而今的党育红早已记不清,她说只记得自己到达奥地利机场时,周围的人目光很诧异。 领养这样一个中国孤儿,苏珊娜称当时也是经过了自己和丈夫的一番讨论,“毛主席曾经说‘在中国,妇女能顶半边天’,就要个女儿吧。但是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孩子,谁也不知道。育红那时候很健康、活泼可爱(因为我们以为会收养一个有病的孩子),她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 “我的汉语学习在第一天就派上了用场。晚上,育红拉着我的衣服怯怯地说,‘你起来嘛,我饿了’。我听懂了!我为那一刻母女的相互理解而激动。”至今,苏珊娜仍清晰地记得自己与育红最初的那份母女情,她说:“为了解女儿的需要,我继续自学汉语。育红到这边后也很喜欢学德语,这样,她可以去和自己的小朋友交流。” 善良的苏珊娜很精心地抚育着这个中国震后孤儿,多年前她开始筹划的“育红的故事”已近完成,它详述了施耐德夫妇收养并抚育女儿的过程,讲述了一个奥地利妈妈和中国女儿的故事。 副标题二:人生路径各不同 党育新说自己在青春期时很逆反,但无处发泄,因为姥姥终日无言,在一个没有交流的环境里,心里的叛逆变成一种挣扎。“没有人对我进行指导、让我从孤单和痛苦中解脱出来,在农村没有这个意识。”她在这种挣扎中找到的出路,就是在初中毕业后考上了纺织技校。1994年18岁的党育新技校毕业分到纺织厂工作。 命运开始垂青党育苗是在1990年,这年她参加央视的春晚,遇到了对她人生影响最大的人。“爸爸从来不说教我什么,他只用行动教我怎么待人。”党育苗提到养父母,带着深深的感恩。“我那时还不懂事,老和比我小5岁的弟弟争宠,爸爸总是向着我。”党育苗的父亲是抗震救灾时红二连排长,父母的宽容和慈爱,暖化了少女敏感、孤寂的内心。在父母的悉心教育下,18岁时党育苗成长为一名军队医务工作者。 而此时身在异国他乡的党育红正在服装学校学习,她喜欢时装设计,但这并不防碍她同时准备考大学。她的母亲苏珊娜说:“育红其实一直都希望学习汉语,但在维也纳,这很不容易。” 生活在继续 纺织厂的繁重劳动让瘦小单薄的党育新从小胃就不好,“我当时给王玉梅副市长写了封信,我说我是‘地震孤儿’,姓党,我现在已经技校毕业参加工作了,但是现在的工作不太适应,希望王市长在百忙之中关心一下。”“我姓党,这个‘党’不是百家姓中的那个‘党’,这个姓氏中有我命运的改变。”党育新说:“没想到两三个月后,民政部门的领导找到了我,把我安排到康复医疗中心当化验员。” 1998年,康复中心停业,党育新被借调到唐山市民政局信访办工作,后又转到唐山市残联。党育新用4年时间通过法律本科自学考试,她说这个专业的学习对于自己从事残疾人政策解释、落实和帮助残疾人维权有很大帮助。 到今年,6年的借调也许就要结束,也许还会继续下去,党育新说自己很爱这份工作,但是康复中心又要开业了,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选择:“我很喜欢残联的工作,但是这么多年一直借着关系定不下来,还是得回去。如果回康复中心,我就重新熟悉新工作。”面对工作的又一次选择,党育新说:“我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看组织上怎么安排吧,我是党的女儿。”党育新感觉自己“像是在代表一个群体”,“无论以后在哪里,我都会给这个集体争光。” 二姐党育苗1997年底退役回到涿州,恋爱成家,如今生活平静而幸福,已经有了一个比育新儿子小半岁的五岁半可爱儿子。 现在的党育红是一家家具商场的售货员。她的母亲苏珊娜也为女儿现在不能说很好的汉语感到一点遗憾,但她一再对记者强调:只要有机会,育红很愿意学习汉语,只是这事没那么容易。在维也纳没有那么好的汉语学习环境,而她又必须面对很实际的生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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