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平：为新唐山记史

　　一场大地震改变了他的研究兴趣和方向，从经济学者到地震社会学第一人

　　本刊记者/杨东晓　发自唐山

　　年过七旬的王子平，是河北理工大学的教授，这位唐山大地震过来人说，他一家人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中无一受伤，他说这简直是个奇迹，因为那间“毛石”砌成的房子，真是没有不倒塌的理由——前后几排这样不规则石头垒的房屋都坍塌了。

　　像每一位唐山市民那样，王子平住在简易房里走过了震后重建家园的最初几年。1982年他向唐山市政府递交了一份政协提案，建议借助政府的力量，研究与整理唐山抗震10年的经验。一份提案，最终把这位经济学者变成中国第一位地震社会学家。

　　“唐山史书”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灾害社会学研究尚未起步，人们对开展这项研究的意义还不能完全理解。几经周折，唐山市政府有关领导责成王子平牵头开展中国灾害社会学研究。

　　王子平和一干学者历时3年的调研工作眼看就要付梓，却碰到了最大的挑战——唐山抗震救灾史，因其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可避免地要对唐山市委10年重建工作进行总结和评价。即便是在“文革”结束几近10年的1985年，内乱时的思维模式在人们的脑子里还时有运行。地震前后的历史与现状是无法回避的，怎样中和矛盾又不违反记录历史忠实性原则，成为王子平要考虑的一个写作技巧。

　　王子平的一位作家朋友提醒他：想做成这件事，你得找个后台。王子平没想到他的朋友提到的后台，竟然是胡耀邦那样的大人物。于是他明白了，这件事责任太重大，自己根本不能碰。　　

　　3年努力，书稿终于交付出版社，出版社慎重地提出“书稿内容必须由唐山市委审查通过”，于是这位普通的院校讲师几乎创造了奇迹——唐山市委书记岳歧峰指示有关部门组成了一个包括3位前书记在内的15人审查班子。王子平明白：“这几乎是矗立在激流险滩中的15块大石头，我划着小船，无论碰上哪块都会翻船。”写唐山抗震救灾史，无法绕过“文革”的派系关系和历史功过。每种利害冲突都可能直接导致书稿被毙。

　　书稿审查会开到第三次，一位原市委副书记在会上的发言，几乎结束了王子平的奔忙和这部“唐山史书”命运：“大家有分歧，说明书稿不成熟，还是等成熟了再出吧。”就在这个生死关头，苏锋、杨远、郭耀臣3位老市委书记邀王子平参加了他们的3人会议，苏锋的话，直到现在王子平每一个字都记得：“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子平同志通过这一关，把书印出来，而不是找个什么理由将书枪毙掉。”于是，这部“假的不写，保证写出来的都是真的，真的也作出让步而删节”、开中国地震社会学研究先河的作品《瞬间与十年——唐山地震始末》终于得以面市。

　　敬畏自然继而研究灾害

　　对王子平而言，正是唐山大劫难中的经历，直接导引他介入了对地震灾害的社会学研究。

　　在《灾害社会学》一书《代后记〈我和灾害研究〉》中，王子平这样写道：“经历灾难是一种不幸，因为它带给人的是生死难卜、艰险危难；可同时也是一种幸运。人生短促，难得在几十年的生命历程中遇到如同唐山大地震这样几百年才发生一次的大灾难。而一旦遭遇并幸存下来，就将成为一种珍贵的人生经历，并转化为精神财富和力量。”

　　“7·28”之后的余震中，王子平还看到了一次“真正的、令人战栗的自然奇观”，那是在1976年7月28日天下午6点45分的一次7.1级强余震。

　　那天下午，王子平和妻子正在马家沟煤矿大沟北侧的最高处搭窝棚。大地突然在隆隆的巨响中颤抖起来。他连忙“站稳脚根，手抓住木杆，向西北远方望去”。

　　在王子平此后的一篇题为《行走在地狱边沿》的回忆文章中他这样描述：

　　大地地表如同大海波浪那样，剧烈地起伏、动荡、摇晃起来。震波高处，大约相当于平房屋顶，因为是遥遥望去，那实际肯定比印象中的高度还要高许多，事后想来，恐怕会有3～5米。就在大地地表起伏动荡的同时，村庄、道路、树木、厂矿建筑、居民住房等一切地表上的有形物质，都如同大海波涛上的船舶、漂浮物，摇晃、摆动、颠簸起来。

　　这一难得的经历不仅加深了他对地震这种“自然现象不可名状的敬畏心情”，也使他对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突然之间发生了一个转折性的改变”，“敬畏的首要含义就是顺应”。这一对“人定胜天”的质疑，在他之后的地震灾害研究成果中明确地反映出来。

　　中国于1979年从西方引入“地震社会学”概念，当时所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地震预报的社会经济影响，但自1982年王子平介入这一领域后，一个更为全面而广泛的灾害社会学体系逐渐形成，它涵盖了灾前预警、灾时救援、灾后物质与精神重建地震灾害的全过程。

　　研究灾害

　　就在王子平对地震及灾害社会学领域进行深究的时候，这一研究却和他的现实利益发生了矛盾。1990年评定职称时，有人提出，“你搞灾害，算哪门子经济学教授？”1993年，凭借着经济学上的成果，他顺利地晋升为教授。曾经有朋友劝他：子平，算了，别搞什么灾害研究了，出一本书顶多几千块钱稿费，你到外边讲堂课也有上千块钱了。他没有理会。

　　王子平说自己并不回避名和利，但他坚持自己的两条底线，第一要通过劳动获得，第二一定要货真价实，不图虚浮名利。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良知使他在“地震十年”及其以后的相关灾害研究中坚持了下来，并无形中强化了自己的社会责任。这种责任心后来以大型社会调查报告和专书等形式保存下来，将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体系和框架引入地震研究之后，唐山人的集体记忆被重整和历练。

　　从23年前由研究“农村责任制”、“劳动工资改革问题”到研究灾害，王子平与唐山共度艰难，而唐山重建的每一根神经都在触动着这位老人，在《灾害社会学》初稿完成时，他对老伴说：“我真想哭一场！”

　　如今在外人看来，他既不是社会学圈子里的人，也不是地震圈子里的人，一个经济学教授做了这么多灾害研究实务，却长期被人看作是“不务正业”。

　　尽管如此，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王子平仍然跟中青年学者讲：当社会效益与现实利益发生冲突时，人要着眼长远利益。

　　“如果说灾害学研究对我的人生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件事从开始到坚持的过程，对我的人生信念起到了支撑作用。”他说，有社会价值的研究一定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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