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军事交流的新“动静”

　　本报记者 郭力

　　中美军事交流，近一年来奉献了多个“第一次”。

　　去年10月，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到访“二炮”司令部，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第一次接待了外军领导人；今年5 月，战斗机飞行员出身的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法伦，第一次坐

进了中国产的FB-7战斗轰炸机的驾驶舱；6月18日，中国观摩团第一次登上了美军核动力航空母舰，并现场观摩了10多年来美国在太平洋地区调集航母最多的“勇敢之盾”演习。

　　正是在这些“第一次”的铺垫下，7月16日，应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邀请，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排名第一的副主席郭伯雄抵达美国西岸城市洛杉矶。

　　这是中国职务最高的职业军人第一次出访美国，因而也被国防部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钱利华定位为“今年中国军事外交最重要的行动” 。

　　对于这次出访的重要性，郭伯雄的随行阵容作了最好的注解：总参谋长助理、南京军区政委、海军副司令员、空军副司令员、第二炮兵参谋长。“这是代表中国职业军人的整齐阵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朱锋教授说，“而且是中美军方作战指挥人员的面对面接触。”

　　而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傅梦孜看来，“尽管中美基本的军事互信还没建立”，但是此次访问“ 确实是中美军事交流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1989年来中美军事交流最长周期

　　某种程度上说，军事关系是两国政治关系的晴雨表。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之后，两国军事交流就平稳发展，但是这一势头被1989年两国政治关系的恶化所打断，1996年台海危机中，两国军队险些直接对峙。

　　两国“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曾使中美军事交流重回正轨。然而1999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让一切都回到了零点。

　　2000年5月，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到访中国，试图“重新建立两军接触”。当年11月1日，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于永波上将回访五角大楼，令中美军事关系再次进入上升区间。

　　于永波抵达美国的同一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谢尔顿前往中国观摩南京军区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这是中国军方第一次邀请美军高级将领观看军事演习。

　　然而2001年发生的撞机事件，第三次使中美军事交流“归零”。

　　从2001年至今的5年，是自1989年以来中美军事关系平稳发展的最长周期。

　　2003年，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曹刚川访美。2004年，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梁光烈访美。2005 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尔斯访华。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法伦也在2005年9月和今年5月两度访华。

　　2005年10月，作为美国对华“鹰派”的核心代表，拉姆斯菲尔德终于进行了他就任国防部长以来对中国的首次访问，并得到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接见。

　　“访问并没有消解拉姆斯菲尔德对中国的猜疑，一系列的互访之后，中美军事关系也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说，“但是交流毕竟使中国了解了美国的想法，也向美国传达了中国的考虑。”

　　或者用郭伯雄去年会见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法伦时的话说，“两军关系又面临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中美职业军人直接对话

　　5年来，中美两军确立了多层次的军事人员互访机制，交流频繁。

　　同样交流频繁的还有两国的军舰。美军第七舰队指挥舰“蓝岭号”已5次访华。而当美国“柯蒂斯·威尔伯”号驱逐舰访问青岛时，北海舰队一位上校说：“这已经是美国军舰第8次访问青岛，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建立于1997年的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机制迄今已举行了8轮。同时，两军还在海上军事安全磋商、人道主义救援与减灾和军事环保等定期磋商机制框架内交换意见。

　　然而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朱锋教授看来，中美军事交流的最大成果，是中美职业军人开始了面对面的直接对话。

　　“在以往的两军交流中，比较多的是政治人物之间的对话。”朱锋教授说，“而两国的职业军人需要了解彼此的想法，近期以来中美职业军人的多次来往，正是标志着两军关系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对话时代，两国防务力量中坚直接对话的时代。 ”

　　朱锋教授用“军队对军队”来概括这种交流模式。事实上，“militarytomilitary(军事力量对军事力量)”一词也反复出现在了美国主要媒体对中美军事交流的报道中。

　　据新华社报道，郭伯雄除了与拉姆斯菲尔德会谈外，还将参观美军基地和院校，与美军官兵交流。

　　拉姆斯菲尔德对中国军事力量的疑虑并未彻底消除。他在6月初出席“第五届亚洲安全大会”时，仍表达对“上海合作组织”将美国排除在外的不满，“我们有点不安。”

　　不过，对郭伯雄来说，在“与美军官兵进行直接交流”时，也许会找到更多的共同话题。甫抵洛杉矶，郭伯雄便发表了高度评价两军关系发展的演说，并将此行的目的概括为“进一步增进了解、加深信任、扩大共识、发展友谊”。

　　美国潜艇、战机要再销台湾

　　中美军事关系无法回避的一个焦点内容是台海问题，这次也未必会例外。在郭伯雄访美前后，有两个背景或许值得注意：美国总统布什对台湾问题的最新表态，以及美台新一轮军售的相关报道。

　　7月16日，胡锦涛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同美国总统布什会晤，布什表示了“反对任何可能导致‘台独’的单方面行动的立场”。

　　而此前美国一贯的表述是“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行动”，显然，布什的这次表态，对台湾的警示更加明确。

　　然而，就在郭伯雄访美的同时，台湾的部分媒体也适时透露出美台新一轮军售的消息。

　　7月16日，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已决定让台湾分设计、制造两阶段购买8艘常规潜艇。此前，作为台湾“军购特别预算案”的一部分，一次性购买这些潜艇的方案，一直没能在台湾“立法会”获得通过。而据台湾媒体报道，这次的“ 分期付款”方案很有可能让“军购案”“起死回生”。

　　次日，台湾媒体又报道，美方已正式同意向台湾出售66架F-16C／D型战斗机。如果消息属实，这将是美国在 2001年同意出售纪德舰、潜艇、反潜机等装备后，对台湾最大一笔军售。1992年，美国向台湾出售146架F-16A ／B型战斗机，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认为F-16C／D型战斗机属于攻击性武器，没有同意台湾的购买要求。

　　而7月18日，台湾媒体进一步引述美国《国防新闻》的报道说，台湾陆军正在讨论，是否优先向美国购买30架AH-1Z 攻击型直升机。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准备购买的F-16C／D型战斗机，美国最快也要到2011年才能交货。而AH-1Z攻击型直升机目前甚至还只是在测试阶段。而台湾媒体发布这一系列消息的时机选择，耐人寻味。

　　“对台军售从来都是美国制衡两岸的重要筹码。一方面，这可以用来威胁中国大陆，另一方面，也可以用作对台湾的诱饵。”朱锋教授说，“这个战术，美国已经得心应手了。”

　　“美国对华军事政策，特别是对台海的军事政策，本质上没有任何变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傅梦孜研究员说。

　　中美军事交流前景乐观？

　　去年9月，前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将中美两国定位为“利益相关者”，结束了布什执政以来，白宫对中国究竟是 “ 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问题上的摇摆不定。而胡锦涛主席访美，更为中美间“积极”而“复杂”的关系作了充分的演绎。

　　从两国元首刚刚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会晤来看，中美间找到了更多的利益契合点。“这次会晤甚至比胡主席访美时与布什总统的会面还要成功。”朱锋教授说。

　　但政治关系大踏步前进，是否意味着中美军事合作会有更乐观的前景呢？

　　傅梦孜和王缉思对这个问题都表示了谨慎的态度。“此次访问的意义不能低估，但是中美离建立军事互信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傅梦孜说。而王缉思的评价也并不特别高调——“对中美军事交流有益”。

　　朱锋教授用了一“动”一“静”形容目前中美军事合作关系的发展状况。“‘静’的一面是指目前两国两军战略关系的稳定状态，‘动’的一面，目前两军交流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他说。

　　“但是对中美军事交流的前景，丝毫没有乐观的理由。”他说，“只要五角大楼还是由以拉姆斯菲尔德为代表的对华强硬派掌权，就不能指望中美军事合作能有实质性的突破。”

　　“如果说有什么积极因素的话，两国职业军人在技术层面的交流中，找到了更多的共同话题。”朱锋教授说，“职业军人之间交流的愿望，某些情形下，是可以盖过政治人物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的。”

　　政治利益的考虑，常常对中美的军事交流产生负面影响，而职业军人的交流愿望，即便不会都对两国军事关系产生积极作用，但起码会更切实际。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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