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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医院儿科王慕逖教授:看到唐山我会泪流满面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7月28日15:19 武汉晚报

  黎兰,我好想念你!

  口述:市六医院原护理部主任 吴肖英 73岁

  实录:记者王兵 实习生聂伟柱 通讯员吕建明

  

同济医院儿科王慕逖教授:看到唐山我会泪流满面

  那是7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支援河北唐山抗震救灾的紧急动员令,我们六医院决定派14名医护人员前往唐山抗震救灾。在医院担任护士长的我,当年才43岁,来不及通知远在孝感部队工作的丈夫,将3个年幼的孩子托付给邻居,便匆匆上了火车。

  抵达迁西县指定地点后,大家看到所有的房子被夷为平地,在路边,土坟一个接一个,我伤心得眼泪直流。

  我对抢救的第一位病人印象最深,她叫黎兰,是开滦煤矿的车间工人,40多岁,短发,胖胖的。转到我们抢救点时,她的腰椎、手臂等多处骨折,右脚的踝关节处长满了蛆,天天要人清理和搽药,否则会继续溃烂。她当时拉不出大便,我们护理人员每天都用手帮她掏大便,从来没有人谈到一个脏字。由于家里人全都遇难,黎兰非常绝望,我们轮流去劝她。

  后来,黎兰被转往北京一所大医院继续接受治疗,就再也没有消息了。每年到了七八月,我总是会想起她那憨厚的笑脸,总是在想她如果还活着的话,也该近70岁了,也不知她现在过得怎么样。图/记者金思柳

  初恋情人共赴震区救灾

  口述:市一医院护理部副主任 姚小珠 51岁

  实录:记者雷雨 傅雪婴

  1976年7月,我才21岁,是医院的一名护士。当时在承德当铁道兵的曾防汛通过熟人介绍,回汉与我相亲。见面后,我们便确立了恋爱关系。7月10日,曾防汛离开武汉,回到了承德。

  7月30日,我们医院派出的22人医疗小分队就登上了去唐山的火车。当我们抵达唐山市迁西县时,眼前的一切让我们惊呆了:整个县城完全没有一幢完整的建筑,到处都是伤员和尸体。

  而此时,我的恋人曾防汛也已经从承德赶到了唐山,负责运送伤员和尸体。

  卫生厅副厅长流着泪冲我们大吼

  口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王炳勋教授 83岁

  实录:记者胡义华 齐翔 通讯员向吉刚

  

同济医院儿科王慕逖教授:看到唐山我会泪流满面

  唐山大地震后,时任湖北省卫生厅副厅长的杨桂生,带领我们奔赴震区。当时我们医院一共去了48人,我是医疗组副组长。

  到达河北遵化县时,我没想到灾情是如此严重,到处是伤员,哭喊着要爸爸、要妈妈……

  两张桌子一拼,就成了手术台,拿刀动手术都在这里完成。有一个唐山工学院的王老师,他的双腿被压断了,我们为他截肢,当时他的表情很痛苦,喊着一定要保住他的腿,那个情景终身难忘。不是不保,是完全不能保,否则他会有生命危险,但他最终还是因为急性肾衰竭死亡。杨桂生厅长一直站在旁边,他是老红军,看到王老师死了,竟冲我们大吼:“么样搞的,没救活?”我们默不做声,杨厅长却擦起了眼泪。

  一个月后,我们离开前,当地组织我们到唐山去,沿路都闻到发臭的气味,飞机在天空撒药消毒。为我们开车的司机悲伤地说:“我家人都在地震中死了,就我开车外出,躲过了这一劫难。”图/记者李少文

  看到唐山,我会泪流满面

  口述:同济医院儿科 王慕逖教授 74岁

  实录:记者张振军 田巧萍

  

同济医院儿科王慕逖教授:看到唐山我会泪流满面

  我不是一个爱流泪的人,但在这30年里,不管是从电视上还是从画册上看到唐山,我都会泪流满面。

  1976年7月30日深夜,我们医疗队到达河北遵化县。黑暗中,人们围上来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说是医疗队。

  天亮了,灾情之重、灾民之惨令我很伤心。一个好好的运输公司大院,地震前夜停放了200余辆卡车,第二天他们的主人大部分都去世了,我看到的,只是这些车整整齐齐地排在那里。

  儿科病人很少,我们医疗队的人每天的工作是一人拿个换药碗,挨个地给伤员换药,然后喂不能动的伤员吃饭。我们刚到时,一些截瘫女病人因自己不能动,又无人照顾,身上长了蛆。我们到后,这种状况大为改善。

  除了伤员的惨状,当地人民那种不屈不挠的信念,也令我在后来30年里时时回想。

  有一家医院,三层大楼半边全部塌了下来,剩下半堵墙竖在那里,不少医护人员的身份牌和病人的标志牌在风中飘荡。当地救援群众把那些从废墟中捡出来的医生身份牌挂在残存的墙上和树上,以对那些逝去的生命表示纪念。而幸存下来的医生护士就在这半边楼里继续接诊病人。

  30年来,我没有再回到那里,我流泪,是因为我始终对那里有一份无法忘怀的牵挂。图/实习生罗朝雄

  我们救灾男女挤住一个大帐篷

  口述:湖北省人民医院放射科支部书记 王小东 54岁

  实录:记者胡义华 齐翔

  

同济医院儿科王慕逖教授:看到唐山我会泪流满面

  1976年,我刚从湖北医学院卫校毕业。7月28日上午就接到学校通知,第二天黄昏赶到唐山附近的遵化。我们医疗队60多人,负责救护150多名重伤员。

  30日夜晚8点多钟,遵化发生余震,过后是瓢泼大雨。为防止重伤员的帐篷被雨水淹没,队员抄起锄头和铁锹就往外跑,在伤员帐篷外挖沟。等沟挖成,已是夜晚10点多钟,大伙儿浑身透湿。

  当时60多位医疗队员男女各半,挤在一个大帐篷里。年纪大的睡中间,青年男女分睡两边。这么多人同时换衣服成了难题。最后是年纪最大的医生命令:“男同志一律向左转!女的一律右转!预备齐,脱!”

  衣服换完以后,除了值班的同志以外,大家倒头就睡。

  我和丈夫林志学是在地震救灾时认识的。他比我大两岁,当时还是医学院的学生,是个班长。28日下午,我所在的医疗队上火车时,林志学带着3名同学想上车,先被拦了下来。后来,他竟在火车开动后挤了上去,就这样“混”进了医疗队。

  还幸亏了林志学他们,当时每天抬伤员、扛药品任务特别重,4个小伙子每天跑进跑出,只要是重点儿的体力活,都叫他们干。就在30日夜晚的那个雨夜,医疗队员都忙着挖沟,自己的帐篷却被大风吹开了。林志学像猴子一样,第一个蹿到帐篷上,把帆布掀过来,用绳子扎上。

  林志学在医疗队中的表现,得到了全队的肯定,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到武汉以后,我们来往渐渐多了起来,后来就走到了一起。我常对儿子说,正是到唐山救灾,才有了他。图/记者李少文

  老太太叫我们去唐山作客

  口述:市中心医院外科主任 李庆友

  实录:记者朱本俐

  由于当时信息闭塞,我们对唐山大地震的了解,大都来自那群从唐山转过来的伤员。

  当时,上级政府给我们二医院分配了40多名唐山大地震的伤病员,他们大都四肢骨折,全部安排在外科病房治疗。

  有一位姓王的中年男子,肋骨断了三根,手臂也有骨折。据他介绍,大地震之前两三天,就开始下瓢泼大雨;发地震当天,刚吃过晚饭,天就黑压压一片,家里养的一只狗撕心裂肺地狂叫,好像天要塌下来一般;深夜,睡梦中好似一股巨大的外力把他从床上摔出窗外;接着是剧烈的晃动,甚至大地将人抛向空中。

  在治疗中,我发现他们内心的恐惧,远比他们的病情严重。他们来时正值武汉八月盛夏,气温高达39℃,那年头没有空调,连电风扇都是奢侈品。唐山伤员到武汉的当晚,看到武汉人在大马路上摆着竹床阵,以为武汉也要发大地震。于是,他们集体抗议:也要睡到大街上。其中有一位年轻的男子,晚上睡梦中从窗户跳下去,好在病房在一楼没有什么大碍。因此,我们医务工作者除了要给他们疗伤,还要耐心地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告诉他们武汉不会有大地震,是安全的。

  伤员中有一位七旬老太太,她全家7口人都死于大地震。刚来医院时,她整天以泪洗面,口中还不停念叨:为什么死的不是我,为什么不让孙儿们活下来?

  经过我们两个多月的治疗,老太太已经痊愈了,她十分感激我们像亲人一样陪伴着她走过了生命中最难过的日子,临别前,她给我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她家的地址,让我去唐山时一定去她家作客。

  地震发生时我在唐山参军

  口述:黄石市运管局工会主席 谢新民 53岁

  实录:记者蔡早勤

  30年了,我还珍藏着当年部队发的一枚“人定胜天”的抗震救灾纪念章。

  1976年,23岁的我所在的部队驻扎在唐山小泊柏各庄农场。

  进入7月以后,雨一直下个不停,直到震前2天才开始放晴。我总忘不了这一天!7月27日,天气格外晴朗。傍晚,天气闷热起来,战友们都聚在营房前谈天说地,熄灯号吹响了,谁也不愿进营房。

  28日凌晨3点42分53秒,灭顶之灾降临了……

  天蒙蒙亮后,我看到连队前边的一排营房和后边兄弟团的一排营房已夷为平地。我们班以东的军马房、饲养房、前面的炊事班也都平了。

  “快,赶快救人!”副连长袁兴顺不知从哪儿跑过来大声地叫着。突然,一位饲养员床位的倒塌处传来呼救声。“加快速度!”副连长大声命令,数分钟后呼救的饲养员才被扒了出来,这是一位1973年入伍的江苏籍老兵,被救后半天说不出话来,用手指着倒下的山墙处,“他……他……”地叫个不停。在山墙倒下的瓦砾下,很快我们又扒出了另一个饲养员,是与我同年入伍的河北兵小苏。刚扒出来时,他身上还是热的,可还未抬到连部门口小苏就死了。

  7月28日这天是最艰难的一天,我们穿着裤衩和背心在紧急地抢救伤病员,抢救军用物资,部队驻地四周到处是沙浆,战士们在1米来深的河水中趟过,一整天没有喝一口水,没有进一粒粮食。

  我在46天里就哭了一次

  口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伙食科副科长 徐良友

  实录:记者左洋 谢东星

  30年前,24岁的我是外科护士。7月30日我们救助队登上去北京的列车,在车上,业务组长陈振光教授现场补课,讲解骨折等急救知识。

  在唐山遵化的武汉医疗点,我主要是筛选病人,辅助手术,床位就是铺在草坪的被子。

  7月31日下午3点多,一辆卡车运来第一批病人。车上发现两个人已经死了,陈教授大喊先救活的。我们用手把伤员架到床位上。

  46天里,我们救助了1000多人,1天最多救了200多人。每天通宵救助,轮流休息。

  我在46天里就哭了一次。一位妈妈为保护两个女儿,长时间被石块挤压,送来时已经奄奄一息。我们救了一夜,但这位妈妈还是因为肾功能衰竭死亡。清早起来,两个女儿看着妈妈死了,哭喊着“妈妈不能死!妈妈不能死!我们怎么办?”

  听到揪心的哭声,我们和病友都流泪了,我们工作也更加拼命,那天我们没人睡过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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