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医疗队千里驰援奔赴唐山

　　广州口述史1976

　　讲述背景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广东派出医疗队不远千里奔赴灾区抢救伤病员。其中广州医疗队的主要任务是把地震中受伤的伤员接回广州治疗。随同医疗队前往灾区还有南方日报和广东电视台两家媒体的三位记者。

　　由于当时的政策与纪律，当年医疗队的队员与记者回到广州后对此行所见所闻三缄其口不愿多说，更不要说在媒体上公开报道了。但是唐山地震的惨痛景象至今成为他们心头难以磨灭的记忆。

　　电白退伍军人邵定辉是首批出现在唐山救援现场的军人之一。唐山归来，他深感不安，主动请求“劳教”，进而“申请”退伍。原来在奔赴唐山灾区的路上，他驾驶的军车撞死了两个孩子。他说唐山

　　让我们循着这些救援者的讲述回到那紧张的灾难现场，体味南粤儿女与唐山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日日夜夜。

　　1976广州口述史，复活特殊年代的特殊记忆。

　　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本报近期将推出相关报道，诚征讲述人和线索。一经采用，支付线索费。

　　电话：020－87388888；传真：87373419；电邮：guangzhouxw＠vip.sohu.com

　　A40－41版

　　记录人：本报记者王瑾许黎娜王海军实习生林旭红邵乐园陈绮丹通讯员徐晶

　　摄影：本报记者范舟波李向新许冰实习生陈君成杨群(署名除外)

　　特约审稿：

　　黄穗生，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处处长。

　　高宏的，省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讲述人：李瑜元

　　男，62岁，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前副院长，临床研究所副所长，1976年任该院内科医生，是赴唐山地震灾区救援的广州医疗队成员。

　　李瑜元：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各地都发动了救援行动。

　　广东省革委会决定派出7个医疗队赶赴唐山开展医疗救援，其中广州市有两个医疗队。医疗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到唐山，把地震中受伤的伤员接回广州治疗。

　　誓师会上做“旗手”

　　我当时是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内科医生。地震发生后大约一个星期，广州市卫生局的吴副局长来到医院，召集我和其他几位同事(王帮宏、吴惠生、施一菲)开会，宣布组织上决定由我们4个人代表医院参加医疗队，前往唐山。

　　为确定人选组织上对我们每个人都进行了政审。任务宣布后，我们每个人从医院领到一个药箱。医院领导叮嘱我们，回到家后要准备一些粮票，不能和家人透露太多此次任务的内容，到了当地不准拍照，回来也不要乱说。

　　开完会后的第二天早上8点，广东省革委会在火车站举行了盛大的誓师大会。当时火车站在现在的白云路。广场上站满了人，我们一边背着药箱，一边背着水壶，担架都放在列车上，行李十分简单。因为个子高的缘故，我被选为旗手，拿着大旗站在誓师队伍的最前面。

　　誓师大会上，省领导讲话，号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会后，我们上了火车，直奔唐山。

　　火车排着队进唐山

　　广东一共去了7个医疗队，每个医疗队一辆列车。医疗队里包括11个人，有医生护士、列车员和新闻记者，跟我们这个医疗队的是一位拿着摄像机的电视台记者。

　　火车一路向北，但走得十分缓慢。一是因为地震毁坏了当地的铁路，二是地震发生后，全国各地都自发派出了救援队伍，由于缺乏统一指挥，一开始组织上就比较混乱。全国的火车都在排着队进唐山。我们在路上，少则停一两个小时，最多的一次，在河南的一个小站，竟停了24个小时。

　　每次火车在一个站上停下来，我们都可以下车走走，在站台上随便打点水洗把脸，但是又不能离开站台太远。那时候一个调度员站在站台上，举红旗我们就停下来，举绿旗就走。我们没有手机，要开车了列车员大喊，我们就要全部上车了。

　　天气太热我们从卧铺跑到硬座的木凳上坐。

　　火车过了天津后，沿途开始出现了被扭曲的铁轨，有些地方还出现了深深的沟。

　　震后一周地下有人喊救命

　　算一算，我们在路上一共走了六七天的时间。地震发生大约半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们的列车终于停在了唐山火车站。空气里漂浮着一股腐尸的味道，令人作呕。从火车站望去，整个唐山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但路边的电线杆都没有倒，还能看出唐山街道的走向。

　　由于后面还有火车要等着进站，我们不能够在唐山多呆。医疗队立刻向当地负责救援的解放军办理伤员交接手续。

　　在这期间，我们在火车站附近的废墟里走了一圈。我们到唐山的时候，地震已经过去了10多天，埋在废墟下的活人不多了。解放军们手里拿着锄头、铁铲，在一些当地居民的指引下进行挖掘，但倒下来的都是些水泥柱，靠手根本就挖不开，很多人就这样死掉了。听车站的人说，就在我们来的前几天，火车站候车室的废墟下还有人在喊救命，但就是救不了。

　　解放军身上的衣服上全是白花花的，那是汗水被晒干后留下的盐渍。在等待伤员时，一位部队的指挥员说，很多军人已经七八天没睡觉了。

　　挖出来的尸体用白色的塑料布包裹住，堆在路边。有卡车来，解放军就把尸体甩到车上，运到固定的地方焚烧。

　　将一百多名伤员送至烟台

　　伤员们都在火车站附近的帐篷里。我们抵达唐山后两个小时，军用大卡车就载着不到一百位伤员来到了。由于我们的火车来得比较晚，重伤员基本上被附近省份的火车接走了，我们这辆火车基本上没有断胳膊断腿的伤员，大部分伤员只是皮外伤，而且已经基本上处理过。他们一直留在这里，是为了等待和寻找他们的亲人。

　　来之前我们本来打算把伤员接到广州治疗，但是到了以后发现这批伤员的伤势不重，而且后面还有火车，我们不能走回头路，于是我们的列车只在唐山停留了3个小时，天黑之前，就向着山东烟台前进了。

　　伤员们上了火车后，我们一个医生负责一列车厢。我管的车厢有十多名伤员。虽然没有人哭，但车上的气氛十分压抑，伤员们都呆呆地坐着，很安静，互相之间都不交谈。对于每个伤员，我都询问他们的基本情况，如果有人需要用药，可以向我要，但我派出去的药不多，不超过10个人，都是一些简单的消炎药、抗生素。

　　有一位50来岁的教授让我印象深刻。地震时，他正好在书房，一个书柜救了他的命，他在隔壁睡觉的妻子当场身亡。而他的儿子被压在废墟里，腿被一根水泥柱压住了，动弹不得。在等待救援的时间里，这位教授就拿着一根水管喂儿子喝水，十多天以后，他的儿子没有了生息，他这才依依不舍离开唐山。和我说起这些话的时候，教授的脸上没有了表情。

　　还有一个出差去唐山的浙江人，地震当晚去看朋友，凌晨回旅店时，突然感到地动山摇。他赶紧跑到大街上，没受一点伤。但他的同事全部埋在废墟里面。这十多天他一直留在唐山不肯走，想把同事救出来。后来觉得没有希望了，才和我们一起离开。

　　从唐山到烟台，列车开得很快，一天多的时间就到了。在烟台，我们把伤员留下来，由当地政府安置。我们则取道上海、花了两天的时间就回到广州。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唐山。

　　唐山地震一周年，我们医疗队的几个人还组织了一次聚会，聚会上电视台的记者给我们播放了拍摄的录像，当时这些录像不能对外播放。

　　记者：采访归来一字未发

　　南方日报两位记者返穗后写了内参

　　讲述人：黄峨

　　63岁，原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社委、主任编辑。1976年随广州医疗队赴唐山地震灾区采访。

　　讲述人：陈健聪

　　南方日报视觉新闻中心摄影工作室主任。1976年随广州医疗队赴唐山地震灾区采访。

　　黄峨：唐山大地震后，广东省委决定派两家媒体随同广东省医疗队去唐山，目的主要是报道医疗队怎么支援灾区。我当时在南方日报政文部当副主任，还没结婚，主任跟我一说，我就答应了。准备了两三天，8月5日就出发了。

　　陈健聪：1976年上半年，政治气氛压抑。听说报社要派人采访唐山地震，我就想出去看一看。我向领导主动说了，领导答应了。

　　永远难忘那股尸臭味

　　黄峨：我们乘坐的火车一过芦沟桥，就看到铁路两旁新隆起一个个小土堆，一问，那里面埋的全是地震中死难者的尸体。火车越往前走，土堆越多，尸臭味也越浓。

　　陈健聪：那时是夏天，天气很热。唐山大地震都已经过了十天左右了，但那股尸臭味，还是很浓很浓，一闻就让我想吐！到现在，我搞了30多年摄影，采访了很多突发事件，什么火灾烧死人啊，都没有闻过那么难闻的味道！这股味道，真是永远永远都忘不了！

　　喇叭整天喊着政治口号

　　黄峨：当时，整个唐山满城废墟。人死的死，活着的人，大部分被运走，大街上的人稀稀落落。高音喇叭里，整天喊的是什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样的口号。

　　印象深的，还有唐山一阵一阵“嘣”的声音和敲锣声。我们问了，才知道那是派去唐山维护治安的天津工人纠察队在巡逻，看到有人趁乱抢劫、偷盗，当即就击毙。所以，枪声一天到晚一直在响。罪行轻的，就游街，锣声“咚咚”响。

　　我和陈健聪帮医疗队抬担架、扶伤病员上火车。同时，两个人在唐山周围转，尽可能找一切幸存者采访，询问地震之前的征兆、地震发生时的情况，还有地震的伤亡情况。

　　我了解到，唐山当时100万的人口。解放军说，大地震可能造成80万人死亡，有当地人说至少70万人。问来问去，莫衷一是。不过，最后统计数字说是24万人。

　　记者也不许拍照

　　陈健聪：我带着一个很旧的相机和一只镜头进了唐山。但是当时铁道部、公安部、

　　在唐山采访的时候，我见到很多场面，都有想拍下来的冲动。但是那时是文革后期，组织纪律很严，说不能拍就是不能拍。“唐山市人民武装部”只剩下一个牌子还在，周围是一堆瓦砾砖头，人民武装部在地震中整个都倒下了。我忍不住拍了照片，但是拍了也不敢保留，因为这是违反了组织纪律。

　　这次采访，我拍了起码有四五十张照片。回到广州后，我自己冲洗，做成小样，照片全部放出来后，整个交给了报社的部门主任。这些照片主要是记录唐山的伤病员在列车上怎么被接收、救护、转移的。

　　稿纸将尸臭带回广州

　　黄峨：我们这一趟，全程差不多来回走了20天。回到广州，我把全身的衣服和行李袋都清洗了一遍。但奇怪的是，在唐山闻到的那种尸臭味怎么都挥之不去。查来查去，最后在行李袋里翻出一叠带去唐山准备写稿用的稿纸，一闻，差点没呕出来，原来那股尸臭味就是从这些纸里发出来的。

　　在回来的路上，我就把我在唐山采访到的情况，包括我问到的伤亡数字都写进内参里。这一篇内参写了大概有七千字。写完后，交给报社领导，再由报社呈送省委。没过几天，报社领导告诉我，内参省里领导看了，叫我不要再对外说地震的具体情况了。

　　“文革”时，报纸舆论报道的口径、版面，都要跟中央媒体保持一致。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把唐山大地震的情况做公开报道，不可能。

　　照片没有见报

　　陈健聪：我拍到的照片也没有见报。这三十年来，我也没有公开发表过这些照片。我只给过广州铁路局几张照片。他们有个铁路报，用了一两张广铁的工作人员给伤病员倒水这样的场面。

　　假如这些照片可以见报的话，我最想让读者们看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个主题。看到在三十年前，政治气氛压抑、物质条件艰苦的条件下，全国人民上下一条心的凝聚力。

　　去唐山大地震采访，是我职业生涯中很重要的一环。我在报社工作30多年间，后来也采访过很多突发的灾难事件，都没有像唐山大地震那么惨烈的。

　　这次采访，让我感到一个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在唐山，我看到很多抬出来的伤病员，不管是失去了亲人，还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他们的脸上都很坚毅、甚至很刚强。我觉得中国人是很了不起的。那个时候，眼泪已经没有了。

　　军人：救援路上留下遗憾

　　电白人邵定辉和战友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讲述人：邵定辉

　　55岁，广东电白县博贺镇新沟坝田村村主任，1969年入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11师53团汽车连。1976年7月28日，作为离唐山最近的驻军之一，邵定辉和战友们第一时间赶到了地震现场，参与了持续一周多的救援工作。

　　邵定辉：我1969年入伍，属于铁道兵。1973年开始，驻地就从陕西安康转到了北京密云，离唐山大概有300来公里。

　　驱车驰救路上撞人

　　7月28号凌晨时，营房也有震感，不强烈。早上5点多，听到紧急集合号，指导员说：马上开车去唐山，时速要达到120(公里)，只许快不许慢！出发后才听说唐山地震了。

　　我们当时开的是一种日本产的车，俗称“青蛙车”。车速快，刹车灵。但是，那天不知怎么回事，行到通县境内时，突然发生意外：两个小孩骑着单车突然横穿马路，我赶紧刹车，由于用力过猛，手刹脚刹都断了，汽车撞到人后，又向前跑了两三公里才停下来。

　　我跑回现场看，一男一女，女孩子大概十八九岁，男孩子大概十五六岁，已经死了。天刚亮，路上没人。我脱下军装盖在他们身上，因为有军令在身，就改坐战友的车继续赶路了。我那辆车就扔在了路边。救援还没开始，我就撞死两个人，我心怀愧疚。这事对我影响很大，这是后话了。

　　先挖人再修桥

　　大约早上七点多，我们赶到唐山。此时，已经有三路部队赶到现场救援了。进城路口也已经有部队把守。

　　营救还没开始，我们两个部队先吵了一架。我们接到的命令是：30个钟内抢修好唐山大桥！现场指挥营救的部队则一定要我们先救人。就这样产生了争执。记得当时现场营救的总指挥是55军的副军长。最后他下了死命令，“通通给我先救人！”

　　于是，所有的士兵被分成三路：第一路负责把被埋的人挖出来；第二路负责运人，伤的送去治疗，死的就先拉到街上；第三路则把尸体装到车上，统一拉去埋掉。我被分在第一路：从废墟里挖人。四个小时内，我背了四百多具尸体，常常是身上背一个，手里拖一个。

　　记忆深刻的另一个细节，是抢救孕妇。人被挖出来后，军医一检查，大人看来是不行了，就直接将肚子割开，将小孩取出来。割断脐带，吸上氧气，放在一个铁桶里。就这样，不少婴儿居然成活下来。

　　28日下午，我们开始执行自己的任务：抢修唐山大桥。此时，30个钟的时限已经过去五六个钟了。

　　唐山大桥在唐山市区东北，铁路已经变形得不成样子。我们先把旧铁轨、枕木拆掉，然后铺新的。原来的桥墩全断了，我们就用横木一层一层架起来做桥墩。第二天下午，大桥抢修完成，比预定时间还提前了几个小时。

　　任务完成后，我们被要求继续留在唐山参与救援。

　　大约一周后，陆续有各个地方医疗队赶到。每个医生也要由两个兵陪着。一天，我还听到有医生在讲白话，跑去一问，果然是广东来的医疗队。我就天天去给他们帮忙。

　　我们部队在唐山待了总共有十多天时间。从到唐山开始，上级就传达指示，关于唐山的东西，要作为军事机密对待，不能外传。回到部队后，又再次强调，哪怕春节回家探亲也不准提起。

　　主动提出“劳教”后申请复员

　　事后，我们这个排被授予一等功，我个人被授予二等功。但是，我的心情很糟糕。大约过了一个月，死者的爷爷找到部队来了。我一见老人家就给他下跪了。老人是个老红军，说你们是为了救灾，是孩子不该横穿马路。最后，部队决定，出钱抚恤两个孩子的后事，孩子的家长也由部队赡养。

　　这个事情就算过去了，部队也没有给我任何处分。但是，我自己心里感到很难过。黑龙江有一个劳改场，专门劳教违纪犯错士兵的，我就自己开车跑到那里，要求劳教。对方不接收我，我就硬赖下来不走。在那里补了三个月的麻袋。后来我们指导员亲自跑到东北来找我，说没事了，才把我带回去。

　　不过，这个事对我打击很大。不久，家里又连续出事，弟弟死了，父亲又失踪了。1977年，我申请回家探亲。面对这接二连三的事故，我情绪很悲观，就申请复员。部队觉得我开车技术好，没有批准。我索性就呆在家里不回去了。部队对我总算比较宽容，最终还是寄来了复员证明，那时，已经是1978年。

　　图：

　　广东省医疗队赶赴唐山前在火车站举行了盛大的誓师大会。拿旗者为李瑜元。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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