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人的殷墟

　　1899年，是安阳考古史上最重要的一年。那一年，清代国子监祭酒、金石学家王懿荣鉴定出了甲骨文。107年 后，安阳殷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从王懿荣到唐际根，一代代考古工作者的名字与殷墟紧紧联系在一 起。他们在发掘殷墟、探究历史真相的同时，他们也成为历史，或者即将成为历史。

　　文/杨晓宇

　　“6分钟!在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的情况下，通过了!”现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安阳站站长唐际根说。2006年 7月，他和代表中国考古学界在立陶宛世界遗产大会上做学术报告，就在那天，安阳殷墟获得了“世界文化遗产”的称号。

　　考古第一代:李济、董作宾“1949年的时候，中研历史语言研究所是所有学术机关最完整去往台湾的。可以说， 中国考古界的中坚力量基本都走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

　　事长江晓原说。

　　李济也到了台湾。同时离开的还有董作宾等人，他们同样也是殷墟第一代考古的发掘者。

　　其中，董作宾是开始在安阳进行小规模发掘的第一人，而李济则是于1929年第一位使用近代考古学方法进行深坑 发掘。李济后来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他一生最大的两项成就，一是将考古的教室搬到了田野中，另外一项则是殷墟。 由于殷墟发掘受到国际考古学界著名人士的一致赞扬，李济于1938年被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推选为名誉会员。

　　李济的学生、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认为，李济一生学术上的主要成就是:“建立了殷商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 。亦初创了中国考古学嗣后七十年间研究古代陶器、青铜器、石玉器方法的基础。”

　　在军阀混战的时代，李济等人在条件并不完善的情况下坚持进行发掘，并未曾因战争停止。然而，他们却没有逃过那 次席卷全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7年7月，

　　在日本占领安阳的那段时间里，殷墟考古几近停止。日本当时也曾组织发掘工作，但是，他们到底从安阳殷墟带走了 多少资料，现在已经很难有具体的数据了。

　　这次停止一直持续到了1950年。

　　期间，唯一与中国考古有关的事，是1939年3月武官村村民在西北冈挖出司母戊大方鼎。

　　1949年后一道海峡将李济和殷墟分隔，在台湾的30年里，李济只能根据随中研所一起带去台湾的殷墟文物进行 研究。

　　他曾对1949年后大陆的考古发掘报告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认为其中缺乏实际材料，充满了政治术语，对出土地、 器物、尺寸等内容居然都号称“保密”。

　　考古第二代:杨锡璋、郑振香

　　受到李济、董作宾影响投身到殷墟考古中的梁思永、郭宝钧、石璋如、刘耀(也名尹达)等人留了下来，成为建国初 期考古界的中坚力量。但是，除了刘耀在安阳主持发掘工作之外，大部分都没有继续进行实际的田野考古工作。

　　“中国当时曾经大量收编盗墓的人到考古队。”江晓原说。

　　1950年，考古研究所成立。“那个时候，搞考古的专家不到20人，大部分都在北京。”考古学家郑振香说。

　　“我1958年从北大毕业后加入了考古研究所。当时梁思永担任考古研究所的所长，可是当时他生病很严重，已经 没有参加殷墟的挖掘工作了。”考古学家杨锡璋说。

　　在1960年代至1990年代，郑振香与杨锡璋先后主持殷墟考古的发掘工作，后来成为了殷墟考古第二代的中坚 力量。当时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大陆考古学者用马克思理论来解释历史，这曾引起李济的不满，但是，对于杨锡璋他们来说，这 却是正常的。

　　“当时，什么事情就是要上纲上线啊。”杨锡璋说。

　　由于1952年毛泽东曾视察过安阳，因此在全国的挖掘点当中，安阳是条件最好的。可是，考古队依然没有房子， 都是住在农民家里。但是，由于都是年轻人，考古队的气氛相对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来说，却是很轻松自在。对他们来说，殷墟 是一个迷人的地方。

　　“有那么多的东西等待我们去发掘..”杨锡璋说。

　　1963年，“四清”运动开始了，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开展革命。作为当时考古研究院的一员，郑振香很快就加入 了这一运动中。

　　1964年，郑振香被调离安阳。“我去了通县搞‘四清’，第二年又去大连金县，完了以后就地劳动锻炼。我们这 代人对劳动不是太生疏，我很快就适应了干农活。”郑振香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夏天，殷墟考古全面停止。整个考古队撤回北京，只留下了一个当地的工人看守着所有留下的资料。

　　“当时，也就只是做做资料整理。同时还要政治学习，进行思想改造。”杨锡璋说，“反正回来了，也实在是不知道 自己是不是还有可能回到殷墟。”

　　1970年，考古研究所的所有人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和家人分开，不允许谈论任何关于工作的事情，也不可能 继续研究。

　　“我爱人那时候在另外一个地方，也进了干校。那时候每天除了劳动就是思想学习，哪里有人敢谈论考古谈论殷墟。 担心被互相揭发啊!也不敢想将来会怎样..”杨锡璋说，“不就是劳动嘛，没关系。反正我们也是田野工作的人，劳动对我 们来说不算什么。不然还能怎么样?”

　　就这样，作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知识分子，他在七年后才再次回到安阳。让他意外的是，他们离开的时候留在安 阳的资料丝毫没有受到破坏。

　　“虽然全国各地都在破‘四旧’，可是在安阳，没有人去碰我们留下的资料，都知道是文物。因此，就算只有一个人 ，所有的资料保存却都很完整，连窗户玻璃都没有破。”杨锡璋说，“因此，‘文革’后，恢复得最快的就是考古领域了。”

　　1976年春，郑振香主持发掘小屯西北地殷代遗址，发现妇好墓。从此，杨锡璋再也没有真正离开过殷墟。家人在 江苏，他自己却独自和考古队一起留在安阳，一年只能相见一两次。甚至，退休后，他也不愿意回到老家江苏，他接受了考古 研究所的返聘，继续在安阳进行现场工作。

　　“杨先生是很聪明的，他懂四种语言，过目不忘。”唐际根说，“在其他任何领域，他都会成就一番事业。可是，他 却一辈子在安阳考古..” “四种语言的传说..其实是小时候，日军占领时期每个人都要学日语；中学时候，又是

　　考古第三代：唐际根

　　“像杨锡璋先生，以及我的老师郑振香先生，他们这代人，基本上就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殷墟。”唐际根说，“我 可不想这样。”

　　在跟随郑振香念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唐际根认为，在已经确认的早商与晚商之间还应该存在一个中商。这在当时，并 没有得到承认。“当时有学者认为，如果是如杨锡璋先生这样的权威提出，那么可信度会比较高。可是，我这个年轻人提出来 ，那么要实证!”唐际根说， “那时候，倒不沮丧，就是很愤怒。”

　　从北大毕业后，唐际根也进入了考古研究所。1993年，唐际根进入安阳考古队。刚开始，所有的人都认为殷墟的 发掘已经进入了所谓的“死胡同”。“他们说，那么多专家在那里，那么多成果已经出来，你白痴啊!没什么机会了。”唐际 根说，“当时我也年轻，就琢磨着做一点事。专家那么多，可是如果从不同的研究思路来考虑，将殷墟放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 纬度上来研究，就不一样了。”

　　于是他还是去了，主要进行黄河区域调查。

　　其实，从那时候起，唐际根的命运也与殷墟连在了一起。1995年，正是留学潮最火热的时期。唐际根也到了英国 伦敦大学，主修数理统计。“当时一个是牛津大学，一个是伦

　　敦大学我可以选择。但是牛津大学是艺术史，这不是我的强项。因此，我选择了伦敦大学。”唐际根说，“数理统计 ，

　　对于考古学来说将会更有用。”

　　两年后，他再次回到殷墟，担任安阳考古站站长。

　　1998年春，他带领考古队在紧邻殷墟的洹北花园庄、韩王度、屈王度附近开始集中钻探。历经8个月艰辛的发掘 ，终于使安阳洹北商城的1号宫殿基址清楚直观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一被称为中国商史研究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空前发现， 被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这一发现，也让唐际根成为了新一代殷墟考古工作者的“明星”。

　　“之前有一些老的考古工作者，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成果，习惯于将一些文物自己保管。”唐际根说，“但是，按照 国际考古学的观念，应该是文物不离本土，就地保护。”

　　这位留英回来的博士所面临的状况是要改变上一代考古工作者的习惯方式与习惯想法。因此，他于2005年主持建 立了安阳殷墟博物馆。

　　“它是全国少有的能够盈利的博物馆!”唐际根说。

　　作为考古学者，唐际根与杨锡璋以及他的老师郑振香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他所考虑的并不局限于学术，他打算将考 古产业化。他的话题总是围绕着“支票”、“产业化”、“经济效益”..唐际根说:“我想做得更国际化一些。让全世界的 人都知道殷墟、了解殷墟。让殷墟不仅仅是专家们讨论的对象。现在全世界各个行业都在进行产业化，考古也可以产业化!”

　　随着申遗的成功，他和殷墟一起成为了全世界的“明星”。这让他觉得高兴的同时，也觉得有些矛盾。

　　“现在什么产品都需要明星名人来推广，这对于殷墟肯定是有好处的。可是毕竟我们是做事情的人，还是离热闹远一 些吧。”唐际根说。

　　杨锡璋退休后又回到了殷墟，可是唐际根这个“明星”却没有打算留在安阳一辈子。“我的一生可以献给殷墟，我一 生的工作都会以‘殷墟’为重点。

　　但是，我不打算‘卖’给殷墟。”唐际根很实际地在考虑自己的将来，“我正在打算和我的朋友荆志醇一起写一本商 代研究的书，目前耶鲁大学已经有意向出版了。我们希望先在国外出版，中文版，可能要放到世界性的影响产生之后再推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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