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案平反100年 知识分子诞生100年

　　1895年，犹太裔法国上尉德雷福斯因为莫须有的叛国罪被判有罪。这起冤案激起了关于反犹主义的强烈争论，左拉、克雷孟梭和饶勒斯等都为之鸣冤，由此诞生了法国第一批“知识分子”。1906年7月12日，德雷福斯终于被平反。 2006年7月12日是该案平反100周年。法国总统希拉克、总理德维尔潘等出席了纪念活动。

　　文/张羽

　　莫须有的冤案

　　“德雷福斯案”是法国历史上一起著名的冤案，虽然这不过是一起普通的政治间谍案，但因为当事人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犹太裔身份，激起了关于反犹主义的强烈争论，左拉、克雷孟梭和饶勒斯等都为德雷福斯鸣冤奔走，由此诞生了法国第一批“知识分子”。

　　1894年9月，在德国大使馆工作的一名情报人员在军事专员的废纸篓里发现了一封泄露法国军事机密的信，这封信没有署名，出自法国部队某信息官员之手。是谁写了这封信?是谁在泄露法国军事机密?怀疑很快落在法国情报处工作的一名实习官员头上，这位实习生名叫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是犹太裔阿尔萨斯人，官方认为他的家庭与德国的关系密切，他对德国的情况比较熟悉，同时他也掌握法国军方的情况，因此官方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认定德雷福斯是一名“双重间谍” 。

　　无辜的德雷福斯被送上军事法庭。隔年，被开除军籍，流放至法属圭亚那的一个小岛上，这无异于被宣判了死刑。德雷福斯的哥哥马修·德雷福斯深知兄弟无罪，他到处奔走为弟弟喊冤，他找到了犹太裔的无政府主义记者拉扎尔，请他关注此案。

　　这起案件的转折点发生在1896年，从那年起，法国情报部门开始重新整理档案，发现当初审理“德雷福斯案”时确有不妥之处。随后，数家媒体跟进报道，不断揭露该案的内幕。在舆论的压力下，新任法国情报部部长皮卡尔终于找出了真正的罪犯——艾斯特拉齐。但是最高法院不愿为德雷福斯翻案，竟然判艾斯特拉齐无罪，并且，皮卡尔因此获罪入狱。

　　冤案平反

　　世纪之交，法国政局混乱，但是大家都没有忘记蒙冤流放的德雷福斯，几年来不断有政界人士上书为他鸣冤。189 9年7月底，终于重审“德雷福斯案”，但这次审判依旧认为德

　　雷福斯有罪，只是增加了一条意见：“后果尚轻”。为了避免这起案件对国内政局的进一步动荡，时任总统卢贝宣布特赦德雷福斯，但并不认为他无罪。直到1906年，该案的重要证据被破译。

　　同年7月12日，最高法庭宣判德雷福斯无罪，并在巴黎军事学校的荣誉大厅授予德雷福斯“法兰西荣誉骑士”勋章，这也是德雷福斯被撤销军衔的地方。德雷福斯面对高喊“德雷福斯万岁”的大批支持者平静地说：“不，先生们，是军队万岁!法国万岁!”今年7月12日是“德雷福斯案”平反100周年的纪念日，法国总统希拉克、总理德维尔潘和多位部长参加了在巴黎军事学校举行的纪念活动。

　　希拉克承认当时之所以发生“德雷福斯案”，一方面是受到反犹分子的挑唆，一方面是国家意志的产物，由于左拉等知识分子的斗争、坚持与奔走，不仅使得无辜的上尉得到昭雪，更让法国诞生了一群“知识分子”，所以“德雷福斯案”也是这些知识分子在为“自由和公正的法国”而战的表现。在这

　　个纪念仪式上，巴黎市长德拉诺埃还提议在军事学校为德雷福斯塑像。

　　影响历史的“知识分子”

　　“德雷福斯案”暴露了当时法国司法界的种种陋习。1896年前后，拉扎尔对该案的报道促使关注该案已久的埃米尔·左拉于11月25日在《费加罗报》上撰文声援德雷福斯。次年1月13日，军事法庭第二次宣判德雷福斯有罪后的第三天，左拉的《我控诉!》发表在《曙光报》头版，在知识界和

　　政界引起一片哗然，30万份《曙光报》在几小时内抢购一空。“知识分子”这个词从此诞生。

　　该文原名为《致共和国总统费力克斯·福雷的一封信》，全文指责审理案件过程中的“暗箱操作”。自始至终，左拉都认为德雷福斯是无罪的。全文一共八段，每段开头的“我控诉”都是排比句式，气势逼人。文章发表后，当时还年轻的普鲁斯特和很多学生一起为德雷福斯鸣冤叫屈，在他们的奔走下，无数知识分子签名、要求该案件重审的请愿书也在《曙光报》上发表了，其中仗义执言的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法朗士和印象派画家莫奈等。

　　左拉因为连续发表反对当局的文章而被起诉，并被判一年监禁和3000法郎罚款。左拉的战友，法郎士在1898 年2月19日出庭为左拉作证。《曙光报》的主编、后来著名的政界人物乔治·克雷孟梭也为左拉四处求情。同年，法国出版了一本《法国文学界向埃弥尔·左拉致敬》的书，书中那些支持左拉的人，被称为崭新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1998年是《我控诉!》发表100周年，法国总统希拉克在纪念活动上说：“让我们永不忘记一位伟大作家的勇气，他冒尽风险，不顾自身的安危、名誉，甚至生命，运用自己的天分，执笔为真理服务。像伏尔泰一样，他是最佳知识分子传统的化身。我想告诉左拉和德雷福斯的家人，法国是如何感激他们的先人。他们的先人以可钦佩的勇气为自由、尊严与正义的价值而献身。”

　　的确，这些为德雷福斯平反奔走的知识分子让人想到历史上反对专制的伏尔泰、拒绝承认“雾月政变”的雨果。在伏尔泰、雨果之后，在法国历史上的每一件重大事件中，都活跃着众多知识分子，他们动员群众加入斗争。1968年的春天，法国就活跃着让-保罗·萨特和雷蒙·阿隆这样观点截然相反的知识分子。

　　1991年，法国“新哲学”领袖伯纳德-亨利·列维为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立传，出版了《自由的冒险历程》一书，他在书中写道，在“德雷福斯案”中，“知识分子”作为对20世纪历史最有影响力的概念，它必须具备几个要素：第一，要有左拉那样的行动，左拉以牺牲自己的声誉、财富、安宁为代价追求正义，就像《我控诉!》的最后一句：“我只有一

　　个目的：以人类的名义，让阳光普照在饱受折磨的人身上，人们有权享受幸福。”第二，相当的数目。知识分子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左拉并非单枪匹马，他的背后有著名的共和党人克雷孟梭、社会民主党人饶勒斯，有著名作家法朗士、普鲁斯特、纪德，还有许许多多没有被历史记载的普通人。第三，某种明确而相对稳定的价值观，不被强权左右的对正义和良知的认定。

　　“德雷福斯案”和法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人也有一定的影响。早在1937年2月，巴金回忆《家》的创作时就说过，他当时就是要写一部小说，为无数的无名青年牺牲者“喊冤”，“我要从恶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青春的青年。这个工作虽是我所不能胜任的，但是我不愿意逃避我的责任。”在《家》的再版序中，他这样写道：“我明白青春是美丽的，我不愿意做一个任人宰割的牺牲品。我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了‘我控诉’。1978年，巴金在《随想录》中写道：“我在梦里好像见到了伏尔泰和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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