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案今品：费羊皮卖女葬母案

　　文/赵晓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魏书•刑罚志》中讲了这样一个案子：

　　话说北魏宣武帝永平三年(公元510年)，尚书李平上奏称：“冀州阜城之民费羊皮母亲过世，因家里贫穷，无法入葬，于是将七岁的女儿出卖给同城人张回做奴婢。后来又辗转

卖给了俞县的梁定之，但是没有说明这个七岁的女儿为良家的孩子。按照盗律规定：‘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死。’张回收买费羊皮的女儿，后为牟利转卖他人。依照法律应处以绞刑。”宣武帝下诏：“律称‘和卖人’(即共同买卖人口)，是指两人串通，共同诈取他人财物。现费羊皮卖女，并告诉张回该女为良人，张回图谋卖价低贱，知道是良人而公然收买。诚然两个人行为都是违反法律，但是两个人都没有欺诈。此女虽然被父亲出卖为奴婢，但是本身为良人。张回转卖于他人之时，应当考虑到这一点，但是张回却决然地真将其转卖，于情不可。再加推究，作出判决，使之成为典型案例，作为长久定式。”

　　本案中，张回明知他人为良人的情况下而收买，后又隐瞒该人为良人的情况，将其转卖他人。尚书李平认为，对张回适用“掠人”的规定，处绞刑。

　　然而，对于本案的处理，廷尉少卿杨钧认为，虽然根据“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的规定，张回为从犯，但是根据“群盗、强盗，无首从皆同”的规定，首犯、从犯处罚应当相同。所以对张回应当适用有关“掠人”的规定，处死刑。只是考虑到亲属之间的关系，法律从轻处罚出卖者，所以收买者也应当从轻处罚，可以适用流刑。

　　但是三公郎中崔洪认为，杨钧所言并非周全。第一，对于出卖尊长的，虽然并非掠人，法律仍规定为死刑，因此对于收买的人，也应当处以死刑，而不是处以比出卖者较轻的刑罚；第二，对于收买的人而言，如果只是收买而没有转卖，适用“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可以根据对出卖者刑罚的减轻，对收买者也减轻处罚，判处五年徒刑较为合适；第三，对于收买后又隐瞒真实情况而出卖的，则不能减轻，因为此行为可能导致良人最终辗转被买卖，永远沦为奴隶，最终不能从良，其社会危害性很大，此与“掠人”无异，应当处以死刑。

　　太保、高阳人王元雍则从法律精神及法律政策的角度出发，认为：第一，本案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既不宜适用“群盗、强盗，无首从皆同”的规定，也不宜适用“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的规定。此两者都不适合亲属之间相卖的情形。因为前者不分首从，比谋杀处罚还重；后者的本意只是为了杜绝掠盗的根源。第二，收买人是不是转卖他人都是没有差别的。因此，将张回处罚鞭一百即可。第三，费羊皮卖女实为葬母，这是孝心的表现，不但不应处罚，反而应当颂扬。

　　最终，宣武帝综合考虑各位大臣的意见后，决定：一方面张回虽然转卖费羊皮之女，认为“掠人”与“强盗”等毕竟不同，适用“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的规定，同时根据主犯从轻，对从犯也从轻发落，在流刑的基础上，减为徒刑五年；另一方面，根据出卖子孙的，只处以一年的徒刑的法律规定，以及高阳人王元雍所提倡的法律精神，最终免除了对费羊皮的处罚。

　　以“礼”入法的沿袭

　　此文涉及到“亲属相犯”的处罚以及对于买卖人口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由于贩卖者与被贩卖者之间的血缘关系的远近不同，而处罚也相应的有所差异。对于出卖子孙的，只处以一年的徒刑；而对于出卖五服内尊长的，处以死刑；出卖期亲及妾与子妇的，处以流刑。因此，费羊皮虽然是出卖良人，但是由于乃是出卖自己的女儿，且是为了安葬其母亲，在众人讨论之后，认为其孝心可嘉，免除刑罚。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礼”入法的重要体现。

　　同时，对于收买的人，由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所以在如何适用法律上，出现了争论。而争论的焦点在于在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类推引用、以及如何类推引用相关法律——“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死”、 “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及“群盗、强盗，无首从皆同”的规定。

　　中国传统法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家族伦理对法律制度的影响。早在先秦时期，随着宗法制度的形成，家长权和族权就得到了国家的确认，对政治权力和政治制度起着重要的支持和辅助作用。进入两汉社会以后，家族本位的伦理法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法律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亲属之间相犯时的同罪异罚。这个案例中就体现了这一点。费羊皮出卖自己的女儿，并没有按照普通买卖人口的刑罚(即死刑)处罚，而是按照法律明文规定的，在一年的徒刑基础上又免除处罚。这说明了传统伦理制度与古代传统法律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这种趋势从汉代法律儒家化就已经开始了，汉律中关于家长对子女的惩处权、“亲亲得相首匿”等有关规定都是其体现。

　　这种传统发展到两晋，便是丧服制度得以在法典中确立。丧服制度是为了在亲属间追怀死者而产生的。丧服制度按照与死者直系或旁系的亲疏关系分为五个等级：斩衰(三年)、齐衰(一年)、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缌麻(三月)。除了为亲属服丧外，亲属之间的相互侵犯也要根据丧服制度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这种《晋书•刑法志》中所说的“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的制度，实为《晋律》的一大发明。可见，此时的家族伦理关系已正式规定为法律关系。

　　通过一系列的立法及法律实践活动，魏晋南北朝纳礼入律，礼的精神已经溶化于法律之中，把礼的原则和规范法律化了，礼之所许，律亦不禁，赋予伦理关系以法律关系的性质。凡是维护这些关系者即是遵礼亦即守法；反之，便是违礼亦即犯法。甚而尚未入律之礼，人们也要遵守。按礼教约束自己，即使无意中触犯了法律，统治者也会原心曲法，在给予高度的道德评价的同时也给予积极的法律救济。

　　这种“礼法结合”的趋势，到了唐律中得到了全面的肯定。如诉讼中，按是否有血缘关系，《唐律》分为亲属间相告和非亲属间相告。亲属间相告按尊卑细分为下告上和上告下。《唐律疏义•斗讼》规定：“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即祖父母、父母犯了罪，或者有危害子孙本人的行为，子孙不得向官府告发，告者一律处死，不告是子孙的法定义务。告发其他有血缘关系的近亲属，即使所告情况属实，也要依亲等处刑。而尊长诬告近缘卑幼无罪,“即诬告子孙、外孙、子孙之妇妾及己之妾者,各勿论。”而对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或血缘较远的人，知道其有犯罪行为，则《唐律》规定必须向官府告发，不告反而有罪：“诸强盗及杀人贼发，被害之家及同伍即告其主司。若家人同伍单弱，比伍为告。当告而不告，一日杖六十。”另外，近亲血缘之间的杀伤行为，处罚也不同于一般人，卑幼杀伤尊长，比杀伤凡人处罚要重，血缘越亲则处罚越重。《唐律疏义•贼盗》规定：“诸谋杀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斩。谋杀缌麻以上尊长者，流二千里；已伤者，绞；已杀者，皆斩。”而尊长杀伤卑幼，比杀伤凡人的处罚要轻，“即尊长谋杀卑幼者，各依故杀罪减二等；已伤者，减一等；已杀者，依故杀法。”

　　唐以后的传统刑律都规定有丧服制度，清律卷首更画有《五服图》，以朝廷强制力确认并推行礼的规范。传统的儒家思想为这种伦理与法律的结合提供了思想基础。于是君权、父权、夫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得以巩固，同时也将父权引入了传统社会的法律领域，而君权则成了全国父权的化身，借以达成强化君权及其合理性的目的。

　　(本文参考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刘涛的相关文章，在此特别致谢！)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8月下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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