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警方登报公布案情邀请市民共同破案

　　文/苏玉萍

　　因案情奇特，警方决定公布案件要素，让市民参与侦破。“让市民当侦探”这种做法在中国可谓闻所未闻。警方顶着压力终于在市民中获取到与案件相关的蛛丝马迹。

　　2005年9月8日这一天，杭州的多家媒体同时刊登了一条新闻，这条新闻与不久前发生

在当地的一起凶杀案有关，其中写到：这起凶杀案，你不再是一个旁观者，你可以勘查现场、寻找线索，你可以与警方一起推理、一同破案。在这条新闻中，杭州警方不但对外公布了案件的详细情况，而且还公布了所掌握的与案件有关的四个重要物证。把案件详情和重要物证对外公布，发动全社会一同破案，这种做法不但在杭州，就是在全国，也是闻所未闻。　

　　记者遇到罕见之举

　　2005年8月21日清晨，在杭州市西湖区转塘镇，一个鱼塘主人在自家的鱼塘里发现了一个可疑的塑料袋，于是马上报了警。

　　警方赶到现场后，发现塑料袋里竟然是一个人的头颅。这时，一个围观的村民说，在不远处的另外一个鱼塘里也有一包漂浮物。警方对其打捞后，发现里面是一个人的躯干。8月29日，警方又在距离转塘镇4.5公里的一条河道里，发现了人的四肢。根据法医鉴定，这些尸体残骸同属于一个死者，死者是一位老年妇女 。

　　死者到底是谁呢？这无疑是破案的关键。但是死者的面目已经模糊，能看清的只是死者头发花白，戴有耳环，并且装有假牙。像往常办案一样，专案组迅速张贴了认尸告示，同时在转塘镇的周边地区进行排查，了解近期是否有老年妇女失踪。

　　十几天过去了，专案组先后四次、印制了八万多份的认尸告示和悬赏通告四处张贴，从转塘镇到杭州的各个角落，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还影响了市容，但是却没有任何的实际效果！仔细一分析，杭州警方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没有把广大的杭州市民真正地发动起来，没有真正地调动起大家参与案件的积极性。那么，怎样才能把大家发动起来，使大家积极地参与其中呢？为此，警方实施了一个大胆的举措。

　　严峰，杭州《都市快报》记者，多年从事公安题材的新闻报道。2005年9月7日，她接到了杭州市西湖区刑侦大队大队长朱宝良打来的电话。

　　为了尽早破案而通过媒体对外公布案情和重要物证，从事公安题材的新闻报道这么多年了，严峰还是头一次碰到。

　　朱大队长对严峰说，专案组决定通过媒体对外公布案情和重要物证，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唤起大家的兴趣，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大家协助警方、共同破案的积极性，而公布物证就是引导大众进行有联系的思考，提供的线索更能直接客观地反映案件，接近客观的事实。

　　2005年9月8日，“8.21”凶杀案见报了，案件详情和四个重要物证公之于众。第一个重要物证是凶手用来包裹尸体残骸的报纸——《都市快报》和《钱江晚报》。在凶手用来包裹尸体残骸的报纸中，除2005年5月29日和8月13日两天的《钱江晚报》之外，其余的都是《都市快报》，时间跨度从2005年7月9日到8月13日，共计37天，这说明凶手很可能有收藏《都市快报》的习惯，或者获得《都市快报》非常便利。第二个重要物证是凶手用来装尸体残骸的，一个名为“梵思诺”服装品牌的袋子。第三个重要物证是凶手用来装尸体残骸的，上面标有“特花”、“花A”字样的一个编织袋。经过了解，警方得知，这种编织袋很可能是浙江桐乡收购杭白菊时使用的，“特花”在桐乡一带是对最好的杭白菊的称呼。最后一个重要物证是凶手用来装尸体残骸的一个PVC编织袋。经过调查，警方得知，这种编织袋是浙江桐乡怡盛电器厂发货用的袋子。

　　专案组在将“8.21”凶杀案的案件详情和四个重要物证公之于众的同时，还特别向市民发出呼吁，真心实意地邀请市民参与破案，这引起了市民的极大关注，专案组对外公布的两部手机也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市民们如此积极地参与破案，专案组倍感振奋。

　　惊心的DNA鉴定

　　在众多的短信和来电中，一位退休的老刑警提供的信息尤其引人注目。

　　这位热心的老刑警告诉严峰，凶手的抛尸地点是转塘镇和距离转塘镇4.5公里的地方，那么凭他多年的办案经验，凶手的作案现场应该也就在转塘镇附近。　　

　　严峰认为这位老刑警的话不无道理，如果凶手的作案现场不在转塘镇附近，那么为了拖延警方破案，他完全可以将两处抛尸地点选择在相距很远的地方，而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只相距4.5公里。在判断凶手的作案现场就在转塘镇附近的基础上，这位老刑警进一步判断，凶手抛尸所用的交通工具应该是非机动车。

　　这位老刑警说，他判断凶手抛尸所用的交通工具应该是非机动车，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如果凶手拥有机动车，那么他应该选择在两个相距很远的地方抛尸。另外，这位老刑警分析，凶手很可能不会是年轻人，因为如果是年轻人，凭借良好的体力，他也完全可以把抛尸的两个地点选择在相距更远的地方。老刑警的判断与分析合情入理，严峰非常地兴奋，她立刻打电话把这些信息告诉了专案组。

　　在专案组对外公布的案情中，曾经提到死者装有假牙，对此，这位老刑警强调，虽然每副假牙看上去都很相似，其实各不相同，每位牙医都能认出自己制作的假牙。2005年9月10日，专案组通过媒体对外公布了死者假牙的详细特征，希望能够寻找到制作这副假牙的牙医。除了这位热心的老刑警之外，其他相当多的市民也提供了大量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就在通过媒体力求获取破案线索的同时，专案组对于失踪人员的排查一天也没有停止。在杭州市上报的失踪人员中，有一位名叫孟惠英的老年妇女与死者极为相似，但是她的子女却坚持认为死者并不是他们的母亲，一是他们不相信母亲会遭遇这种飞来横祸，二是他们在一些细节上面有一些疑问，对尸体头上的疤他们认为母亲是没有的。

　　面对孟惠英子女的态度，专案组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这条重要的线索。经过耐心细致的反复工作，孟惠英的子女最终同意配合警方做一次DNA鉴定，看看死者到底是不是他们的母亲。第二天凌晨，DNA鉴定结果出来了，而这一结果使整个“8.21”凶杀案有了重大的突破，因为死者正是孟惠英。死者的身份终于确定了，然而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随后三天的《都市快报》里却只字未提。

　　考虑到凶手很可能每天也在通过报纸密切注视着警方的动向，在与警方商量之后，报社决定，随后几天继续刊登案件的相关内容，以便为专案组查找凶手赢得时间，但是要明确告知读者，有关死者的身份，警方已经获得了一些重要的线索。

　　虽然死者的身份已经确定，但是专案组发现要想由此找到凶手却并不容易。死者孟惠英家在杭州郊区的余杭县，孤身一人，丈夫已经去世多年，虽然她与子女生活在一起，但是子女们对于母亲却知之甚少，只知道母亲经常到杭州市里闲逛。在从孟惠英的子女那里无法获得有关凶手的任何线索的情况下，专案组最终决定破釜沉舟，再次通过媒体对外发布消息，借助社会的力量来查找凶手。

　　2005年9月13日，“8.21”凶杀案的死者孟惠英的身份和照片正式在杭州的多家媒体上公布。

　　一个老人进入视线

　　9月13号、14号这两天严峰接到一些非常重要的线索。其中一个老太太打电话给严峰，说8月15号那天中午碰到孟惠英跟一个老头子在一起，当时两个人说说笑笑的，并且手牵着手，孟惠英还戴着一副墨镜，穿的是白底黑花的短袖衬衣，下面穿一条浅粉的裤子。

　　这位老人所描述的孟惠英在2005年8月15日的穿着，与其遇害时的穿着完全相同。

　　与此同时，专案组也通过群众提供的线索了解到，死者孟惠英在案发前，与一个70岁左右、个头不高的老年男子交往频繁。于是查找这个老年男子便成为了专案组工作的头等大事。

　　在走访死者的家庭成员以及她身边的邻居的时候，有邻居反映死者曾经通过他家的公用电话往外打过电话。

　　根据邻居的回忆，在通话记录中，专案组最终锁定了五个相似的电话号码，而通过调查这些电话号码的出处，专案组惊喜地发现，其中的一个电话号码刚好来自转塘镇的一所出租房。于是，专案组立即赶往转塘镇。

　　房东告诉专案组，说租房人是个老头，叫蔡耀庚，是刑满释放人员，今年四月份到转塘租房子，在租房子期间，跟死者相当相像的老太太多次到过犯罪嫌疑人的出租房。他最后一次见到与死者孟惠英相像的那位老太太，是在八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将近十二点钟，他听到屋子里老太太叫痛死了，他就问老蔡是怎么回事，老蔡说老太婆肚子痛，他说肚子痛我帮你一起送到医院里去看一看，老蔡说不要紧，吃完药就好了。　　

　　不过房东也告诉专案组，9月10日，喜欢画画的蔡耀庚声称要去安徽的九华山写生，早已走了。

　　说来也巧，蔡耀庚离开转塘镇的那一天，也就是2005年9月10日，正好是警方获知死者身份的日子。警方对蔡耀庚租住的出租房进行了细致地勘查，最终在床板和被褥上发现了一些血迹。后经法医鉴定，这些血迹正是死者孟惠英的。

　　犯罪嫌疑人锁定蔡耀庚之后，抓捕行动随之展开。几经周折，2005年9月16日中午，蔡耀庚最终在杭州望江门的一处老年活动中心落网。

　　现年70岁的蔡耀庚，一生中有四十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他第一次入狱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因为盗窃粮票而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后来由于组织越狱又被加刑五年。1994年他因为盗窃而再次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2004年，年近七十岁的他刑满出狱，由于子女不愿赡养，在衣食无着的情况下，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的他只好靠卖字画为生，但是由于收入太少，所以有时他也去盗窃自行车，或者在街上套狗卖钱。2005年春天，平时喜欢在公园里练毛笔字的他结识了死者孟惠英。

　　在跟孟惠英一起玩的过程中，蔡耀庚谎说自己是退休干部，有退休工资，在青年路有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

　　说者无心，但听者有意，在此之后，孟惠英多次提出要去看一看蔡耀庚在青年路的房子。2005年8月17日这一天，孟惠英再次提出让蔡耀庚带她去看房子。

　　孟惠英从9岁开始就在杭州生活，后插队在余杭勾庄，并在余杭嫁了人。在农村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孟惠英的丈夫去世了。后来，她再次结婚，由于第二任丈夫是杭州市里的，所以她再次回到了杭州。然而不幸的是，十几年后，她的第二任丈夫也去世了。这时她想人老了回去靠子女，于是回到了余杭勾庄，结果到了余杭勾庄，觉得子女有子女的生活，根本就不跟她沟通，而且她已经不能跟当地的老人们沟通，和他们没有话题了，因为她的生活圈子在杭州，所以她一周二三次地往杭州跑。

　　铁窗内他十分冷静

　　由于在杭州没有落脚点，所以每次到杭州，孟惠英也只能是逛逛公园、听听戏。在杭州市内能有一间房子，对她来说，简直是一种梦想。

　　而对于蔡耀庚来说，孟惠英曾经告诉他，自己有几万块钱的存款，这让蔡耀庚动了心。

　　他想能够找个有钱的人，不用他每天再去偷了。坐了这么多年的牢，他与外界社会是隔绝的，可以说他出来后是两眼一抹黑，当子女抛弃他的时候，他根本没有依靠，没有生存能力。

　　相互的物质需要，使得蔡耀庚和孟惠英走到了一起。但是交往了几个月之后，蔡耀庚发现孟惠英居然连一顿饭钱也不愿意付，而且还总是提出要去看他的房子。

　　那天孟惠英非要到青年路看房子，说如果不带她去，就不回去了，另外还要一两千块钱买手机。蔡耀庚说，实际上自己没有心思跟她玩了，当时就动了杀机，想今天晚上要不把她干掉。

　　2005年8月18日凌晨，急于想彻底摆脱孟惠英的蔡耀庚用铁丝残忍地将其杀死在自己租住的出租房内。

　　其实，蔡耀庚在与孟惠英开始交往时，说自己有房子，这是谎话，但是当谎言即将被拆穿的时候，他完全可以实话实说，与孟惠英正常分手，大可不必杀人夺命，而他却残忍地把孟惠英杀害了。

　　蔡耀庚被捕后，专门研究犯罪心理学的倪晓峰老师在看守所里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倪晓峰说，蔡老头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经历，那就是40多年的牢狱。他出狱后在杭州的老年群体交往当中，人家都叫他蔡老师，而且他的书画也不错，因此在他的老年社交圈里面，有一定地位和影响，一旦人家知道他是劳改释放犯，甚至坐了40多年的牢，那么他在圈子中的声誉、地位就会一落千丈。

　　按照倪老师的分析，蔡耀庚之所以要杀死孟惠英，很有可能是因为蔡耀庚知道，一旦他和孟惠英闹翻，那么孟惠英显然不会轻易地放过他，到那时，他那不光彩的历史很快就会人所共知，他这位能写会画的文明人将处处受人鄙夷，遭人白眼，在杭州将没有立足之地。

　　另一方面，他40年坐牢的经历，养成了一种仇视社会、人性冷漠的心理，他杀人时非常凶残，但是表面上看他非常冷静，在看守所里跟他对话、了解案情时，他甚至可以跟你谈笑风生。

　　案件终于成功告破，自以为具备很强的反侦查能力的蔡耀庚，怎么也没有想到警方会这么快就找到自己。

　　其实，自从专案组发现凶手用来包裹尸体残骸的是《都市快报》和《钱江晚报》的那一刻起，就断定凶手很可能喜欢看这两种报纸，于是索性将计就计，重点选择在这两种报纸上将案件详情和重要物证公之于众。　　

　　事实上，专案组的大胆做法也确实让蔡耀庚时刻感到惊恐。作案之后，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的蔡耀庚，也在时时刻刻地关注着警方的一举一动。当我们回顾这短短的二十几天的时候，专案组与蔡耀庚之间的较量其实更像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

　　(与央视《共同关注》联动报道)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8月下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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