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旅行改变的人生

　　一次旅行改变的人生

　　国门初开时，中国人很少有机会外出旅行，中国也未开放外国公民“入境游”，中外民间交流渠道狭窄，“友好城市”这扇窗口就显得尤为可贵。

　　撰稿／陈统奎(记者)

　　200多年前，“哥德堡”号的到来与沉没，并没有在世界的两端激起多少回声。昂贵而稀疏的交往对大多数人而言只是一则新闻，更无足以改变世界的格局，帝国的命运。

　　不久前，数百位上海人为“哥德堡”号两个中国水手的名额争得不可开交。人们也许淡忘了，仅仅几十年前，出国旅行的难度仍要远远超过这次招募。同样，外国公民来华旅行也不容易。

　　于是，在那个时候，一次旅行就可能改变人生。

　　从团员到团长

　　高田好男，这位19年前第一次来到上海的英姿勃发的大阪青年，如今已经有了眼袋。

　　2006年8月底，高田又来了。当他在浦东陆家嘴国际会议中心旁的海鸥坊接受记者采访时，一连说了几个“做梦也没想到”。

　　1987年，是他的人生转折点。到上海的这次旅行，改变了他的轨迹。

　　日本大阪，

　　这是《上海市缔结友城关系的外国城市一览表》上罗列的一串名字。从1970年代初至今，上海用“友好城市”这根绳，串起散布在世界各地的66颗耀眼明珠。

　　翻阅这段灿烂的城市交往史，1980年代曾经掀起一个高潮，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延续多年的上海与各友好城市之间的青年友好交流活动。

　　1980年代国门初开，中国人很少有机会外出旅行，中国也未开放外国公民“入境游”，中外民间交流渠道狭窄，“友好城市”这扇窗口就显得尤为可贵。

　　高田好男，一个普通大阪青年，因此有机会在1987年访问上海等中国城市。

　　弹指一挥间，再来上海，时光已经流逝19年。

　　那一天，在海鸥坊V12号包厢里，一群十多岁的日本中小学生在高田的主持下，开了一个很热闹的Party，度过一个快乐的黄浦江之夜。在孩子们中间，高田显得那样开心。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一次以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访问上海。”这是担任大阪市青少年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17年来，高田第一次带团前来上海访问。在上海的几天里，高田带日本学生们到甘泉外国语中学交流，让日本学生与中国学生一一“结对”，每一位日本学生都会到“结对”的上海学生家中入住两个晚上。

　　1987年，高田幸运地搭上“大阪市青少年访华团”的末班车访问了上海，如今却是以团长身份带团来上海访问了，高田说，“做梦也没想到”。从“团员”变“团长”，这个身份转换见证了高田的一段人生路。

　　“大阪市青少年访华团”开始于1981年，即大阪府与上海缔结友好关系后第二年，这个交流项目一共持续了7年，1987年是最后一届。这是一项政府间的交流项目，由大阪市教育委员会出资，从大阪社会各界挑选青年参加。当时高田的身份是大阪市野外活动指导者联盟事务局次长，正致力于“开展野外活动使日本的青少年健康成长”。

　　当时，高田负责录像，他通过摄像头端详着上海这个陌生而新鲜的城市：“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上海的马路上到处都是人流。自行车和行人坦然地走在车道上，突然之间从汽车前面横穿马路，幸好驾驶员早有准备才不至于酿成车祸。上海拥有1200万人口，甚至超过了东京。室内昏暗，路灯也不算多，或许是因为供电紧张的缘故。不过习惯之后也就不再介意，或许是日本过于奢侈。”

　　“那时好像中国只向外宾提供冰镇啤酒，一般饭店没有，我们在上海都喝不到冰镇啤酒。”当时高田还学会了一句上海话“谢谢侬”，在饭店或友谊商店逢中国人便说，人们都对他报以友善的微笑，然而，“让我多少感觉到有些遗憾，要是能多掌握一些中文，那么也就能更进一步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青少年的所思所想。”高田说，那时他还暗下决心：学好中文后再一次访问中国。

　　1989年，一个名叫“大阪市青少年国际交流协会”的民间社团诞生了。这个社团的创办者是1987年“大阪市青少年访华团”成员，高田担任副会长。高田说，政府不做了，民间可以接手，国民交流不仅是青年交流，应该让更多的少年儿童参与。

　　这个协会的成立，彻底改变了高田的人生轨迹，17年来，高田一直致力于“开展国际交流活动使日本的青少年健康成长”。加拿大、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泰国……高田向记者报出一串长长的国名，讲述开展活动的酸甜苦辣。

　　“我们面临最大的困难是资金。”其实高田的正式工作是一名高中教师，参加协会工作不过是一种义工行为，然而他把自己的青春与梦想投到这项开拓性的工作中，为了筹款四处奔波。由于筹款困难，他们直到1999年才组织第一届“访华团”，那一次高田没有来。今年是第二届，幸运的是，大阪市政府赞助了一半的活动费用。

　　再来到上海，高田说上海已经完全变样了，但是一切变化都感到那样亲切。他依然记得19年前，飞离虹桥机场，俯瞰上海郊外的田园景色，心中升起的一个念想——在茫茫人海中自己是显得多么的渺小，然而人自降临之后，就注定要为他人做些什么，就注定要发挥自己的作用。

　　这个念想日后便成了高田的人生指南针，并促成了“大阪市青少年国际交流协会”的诞生。事实上，也为今天高田以团长身份带团访问上海埋下了伏笔。

　　20年情怀依旧

　　1987年，当高田在上海访问的时候，裴奕根正在德国汉堡访问。

　　裴奕根还记得，1986年报纸报道上海与汉堡缔结友好关系的消息。那年初夏，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率上海市友好代表团访问汉堡市，并与多纳尼市长签署了《上海·汉堡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声明》，互换了《上海市和汉堡市友好交流项目备忘录》。

　　根据这份“备忘录”，1987年起，上海和汉堡互派10名青年学生“结对”交流访问。当年的位育中学学生会主席裴奕根幸运地成为了访问团的一名成员。那年他17岁，念高二，“英语流利，德文是二外”。

　　那年5月，汉堡青年学生代表团首先来上海访问，与裴奕根结成对子的汉堡青年叫巴巴拉。根据活动安排，裴奕根请巴巴拉到家里吃了一顿“家常饭”。

　　“大家都没有接待外国人的经验，和和气气的，说话也比较小心。”裴奕根印象很深刻，汉堡青年回国时，中方还给他们送了一枚印章做礼物，上面刻着他们的中文翻译名字。

　　7月底，裴奕根和其他团员一起从上海坐火车前往汉堡回访。首先到北京换国际列车，经西伯利亚到莫斯科，再换乘列车到东柏林，然后坐地铁穿到西柏林，再坐火车去汉堡，整整坐了一个星期的列车。

　　到汉堡后，巴巴拉的父亲开车把他接到了郊区的家中，裴奕根在巴巴拉家中住了2个星期。巴巴拉的父亲是汉堡大学的教授，这是一个典型的德国中产阶级家庭。一家人住在一栋独立的别墅里，家里有独立的卫生间，电视、电话、洗衣机等电器设备一应齐全。

　　这一切都让裴奕根感到很新鲜，他记得那时上海很多人还是使用公共澡堂，1986年中国才开始有彩电，进口电器设备还被当作改革开放的成果宣传，开放第一潮便是电器的涌入。而这些东西都已经成为德国人生活的一部分了，裴奕根的感觉是，“生活水平比我们高一个档次”。

　　不过，在巴巴拉的家中，裴奕根发现汉堡人吃得很简单，一般就是牛排、土豆，为了招待这位东方客人，人家才特地买一些罐头，烧一些米饭，买一些蛋糕。不过，他发现邻居经常在一起吃饭，其乐融融，邻里关系十分和谐。

　　出国前，裴奕根脑海里的发达资本主义概念就是电影上放映的霓虹灯闪闪的香港街头，高楼大厦，“很繁华，很绚丽”。然而，深入汉堡普通家庭生活，裴奕根体验到的是一种平和宁静的生活方式。

　　“那时候是一个慢慢让我们打开眼界、去看外面世界的时代”，裴奕根说在巴巴拉的家里，他看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真实的生活状态”。

　　巴巴拉的父亲和裴奕根谈心，告诉他自己小时候是多么贫穷，在战后德国如何努力读书，最后在大学里教书，从而改变家庭的命运。令裴奕根印象深刻的是，发达起来的汉堡是一座充满怀旧情怀的城市，尽管已经发展成为德国最大的商业城市，但是漫步汉堡街头，却很少看到高楼大厦，却可以看到一些数百年历史的建筑，“与我们想象的大都市概念不一样，所谓的繁华，在汉堡不是脸面，实际上是一种生活品质”。

　　一个周末，老巴巴拉开车带裴奕根进城，开门下车时，裴奕根不小心在旁边一辆车上留下了一道划痕。尽管当时周围没有人，老巴巴拉还是很严肃地写了一张条子夹在对方车门上，在上面留下电话号码，请车主找他索赔。当时“不知所措”的裴奕根，对老巴巴拉的做法刻骨铭心。

　　短短的2周很快结束了，回国依旧坐火车，从蒙古穿越国境的时候，火车上响起了费翔的那首《故乡的云》：“回来吧，回来吧……”

　　裴奕根那一年印象特别深，回来之后，就在上海街头看到了桑塔纳，但是在德国参观了大众汽车制造厂，看了很多漂亮的车型，裴奕根“还反应不过来，觉得桑塔纳很难看”。

　　出访的经历，就这样打开了一位高中生的视野，慢慢影响裴奕根的判断。

　　1988年高考，裴奕根报了复旦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出访经历使他对经济产生了兴趣。1992年毕业，出国正热， “因为已经看过真实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什么样子，不再有强烈的冲动”，裴奕根选择进了美国花旗银行上海分行，成为花旗银行在上海招聘的第一批员工，如今已是一名外资银行高管。坐在陆家嘴花旗大厦34层一间小会议室里，裴奕根说：“公司里的环境与在汉堡看到的差不多。”

　　令裴奕根高兴的是，3年前，老巴巴拉开始来上海同济大学讲学，“参与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而因缘十多年前便牵好了。裴奕根说，在上海见到老巴巴拉，使他感觉汉堡之行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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