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清秀：我在农展馆担任农业学大寨讲解员

　　文/陈清秀

　　我今年53岁了，我的一生几乎都是在云贵高原上的这片乌蒙山区度过。和很多人一样，我的人生非常的普通，恋爱，结婚，育子，看着孩子成长，至大学毕业，至工作……到了现在，在偏远的乌蒙山区的某机关里工作的我，也开始等待着退休年龄的到来，即将踏入人生的另一段历程。在这普通得几乎无可书写的人生里，有一段记忆，却在我脑海里熠熠生

辉，随着时间的洗磨，越来越光彩夺目。只要捧起相册，看着那张张黑白照片，思绪总是沉浸在上世纪70年代里而无法自拔。

　　1976年，我23岁，在北京。

　　上个世纪70年代，“农业学大寨”的热潮波及到了年轻的我。由于我的家乡赫章县被定为贵州省唯一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县，1975年初，赫章县选派我到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担任全国农业学大寨展览的讲解员。那个年代，那个年龄，只身一人，从偏远贫困的山区，来到首都，接受党和国家安排的工作，现在不知道要以什么样的语言来形容那巨大的光荣感和自豪感。全国农业展览馆建于1959年，是首都十大建筑之一，它的地理位置、风格、规模和布局都是由

　　当时我的任务，就是担任贵州展区的讲解工作。每天站在展板前，笑容满面、充满活力地向来宾们介绍家乡“农业学大寨”的光辉成绩。在来宾中，不乏国家领导人、外国友人，经常听到来自于他们的赞扬，年轻的心中，自然是激动不已，多少次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国首脑合影是我一生的自豪。不过，在接待外宾时发生的一件事，现在想来还觉得颇为尴尬。那天，在与某外国专家组告别时，一位外国专家和我握手后居然张开双臂想要拥抱我，我当时的反应竟然是迅速地用手肘将他推开，避开了这个拥抱。事后，同志们批评我，说我这种做法不应该，如果不慎将这位外国专家推得滑倒在地，将会造成多么恶劣的国际影响。听到同志们这么说，我也吓了一跳，心里后怕，但又觉得自己当时的行为应该没错。直到很久以后，我才能理解，当时外国专家的那个拥抱其实只是他们的一种礼节。

　　在工作之余，年轻的讲解员姑娘们有时候会手挽手一起走上北京街头。大家穿着款式差不多的白衬衣和半腰裙，脚步轻盈，欢声笑语，常常引来路人的注目。记得有一次，当我们十余人排成一排活泼地走在天安门广场上时，一辆载着外国友人的客车上，所有的目光都齐刷刷地向我们聚过来，我们虽然害羞，内心却骄傲无比。

　　1976年令人难以忘怀。元月八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我们所有的讲解员和首都人民一起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前悼念总理。唐山

　　1976年最叫人震惊的事情是毛主席的逝世。那一天，我们这些年轻的讲解员们正聚在农展馆的大门外欢快地说笑着，看见我们的领导——一位中年大姐,她慢慢地从门内往外走，走到门边，却全身脱了力似的，靠在门框上，面容灰暗。我们赶紧跑过去询问她是否生病了，她哽咽着说:“毛主席逝世了……”在我的心中，毛主席是神一样的存在，我甚至相信他是不会死的。在终于确切地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后，我和朋友们跑到农展馆的后湖边上痛哭了很久很久……

　　毛主席的逝世，也给我留下了一段独特的回忆。因为，作为农展馆一名小小的讲解员，我竟然有幸被安排去瞻仰毛主席遗容。

　　1976年9月13日上午9时左右，一辆上海牌小车停在我们的防震棚前，一位同志下车问：

　　“陈清秀同志是哪位？”

　　“是我。”我跑步上前，答道。

　　“请你立即上车，到人民大会堂瞻仰主席遗容。”

　　听到这句话，我一下子呆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几位同事忙着帮我整理衣服、头发，重新换上了一朵精致的小白花，并叮嘱我，到大会堂后，看仔细一些，回来告诉她们详情。我只是一个劲地点头。

　　来到人民大会堂前，只见门前排着整齐的队伍，大家神情肃穆，很多人低声哭泣着。队伍缓缓地走进大会堂。一进大厅，便听见一片呜咽声，令人悲痛欲绝。我站在第一排，抽着鼻子，抹着眼泪。在经过主席身旁时，心里想看清楚一些，但眼睛就是不听使唤，眼泪一个劲地往外涌……

　　回到住地后，同志们一下子围过来问：“你亲眼看见毛主席了吗？是不是照片上的样子？”我只有如实地回答：“当时只知道哭，没看清。”

　　没有看清楚主席遗容的遗憾，后来还是弥补了。后来我又参加了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劳动，在纪念堂落成后，我再一次去瞻仰毛主席的遗容，这一次，我看得非常仔细。

　　在北京当讲解员的这段生活里，领导们都很喜欢和关怀我，和同志们相处得很融洽,有一次机会我可以留下来，但我最后选择回到了我的家乡，这片偏远的乌蒙土地。那时的我，怀着纯真的革命热情，一心想回到家乡去改变它贫穷落后的面貌。现在想来，当时的想法真是天真，这样远大的目标，我一个人的力量怎么可能完成？其他的讲解员们，也基本上都回了家乡，走着各自的人生路。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都失去了联系。有时候回想起北京的这段生活，她们的面貌会一一出现在眼前，真是非常希望此生能有机会欢聚一堂，共叙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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