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唐山地震采访回忆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地震。我是首批进入地震灾区采访的摄影记者之一。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我用手中的照相机真实地记录了地震造成的惨状，拍摄了解放军官兵救助灾民并与唐山人民一起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英雄事迹。

　　弹指一挥间，30年过去了，但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7月28日凌晨3点42分，睡梦中被一阵剧烈的晃动惊醒，男女老少都从家里跑出来，院子里挤满了人，互相探问究竟。就在大家惊魂未定的时候，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张磊同志在新华社皇亭子宿舍的大院里大声喊我的名字，让我到办公室接受任务。

　　我立刻骑自行车从皇亭子赶到宣武门办公室，根据当时得到的情报，这次

　　我和另一名摄影记者白连锁同志立即准备摄影器材，带上足够的胶卷，大约在早晨5点多钟，坐交通处的车直奔河北省香河县。

　　我们赶到香河立即投入采访，在县城和郊区拍摄了一些墙倒屋塌、地裂缝之类的照片，感到震情不是很严重，老百姓没有慌里慌张的样子，根本不像地震中心地带。我们便到县邮电局，向编辑作了汇报。这时北京已经得到了确切消息，震中在河北唐山，于是我们立即直奔唐山。

　　首进唐山

　　汽车在瓢泼大雨中艰难行驶，过了玉田县以后，不时看到公路的地面上有裂缝出现，越向前走裂缝越宽。有两次为了躲避裂缝，汽车差点掉到路边的水沟里。

　　当我们的汽车过了丰润县以后，公路两旁的灾民就逐渐多起来了，他们有的扶老携幼向前走，有的则坐在路边，见到有车过来便上前拦阻，要求送伤者去医院治疗。当我们告诉他们说，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要到震区了解情况，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时，人群中便有人高呼毛主席万岁！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奔波，傍晚时分，我们的汽车驶进了唐山。这里的震情远比香河严重得多，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片废墟。侥幸逃生的男女老少在马路边和倒塌的房屋空隙中等待救援，天空中下着大雨，没有避雨的工具，甚至有人没有衣服穿，赤身裸露在雨中。我亲眼看见一个老人被两块很大的石板压在中间，只有上半身露在外面，不时发出微弱的呼救声，周围的人都很难过，却又无能为力，因为没有大吊车是很难进行救助的。

　　我们的汽车在乱石堆里行驶，不时要下车搬掉路上的大水泥块，没有电，没有灯。经过多方打听，深夜里我们才摸到了设在唐山飞机场的抗震救灾指挥部，那里也是乱得很，根本无法安置我们。因此，我们只能在汽车里坐到天明。雨一直没停，雨点打在汽车顶篷上刷刷作响，还不时从车门缝里吹进来打在身上，身上的一件短袖的确良衬衫根本不能御寒。这一天，从睡梦中震醒到午夜坐在汽车里休息，没吃过一口饭，没喝过一口水，肚子空得贴到了脊背上。但是，面对这一生未曾见过的悲惨景象，什么寒冷、干渴、饥饿，已经没有感觉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开始采访，去第一现场拍摄照片。首先要拍摄震后唐山的真实面貌和唐山人民的自救。当时唐山大大小小的余震不断，人们不顾自己的安危在残墙断壁之间挖掘亲人和邻居，力所能及地救助他人。在解放军救援人员还没到达唐山之前，受了惊吓的灾民的自身力量显然是微不足道的，救灾工作进展非常缓慢。

　　这一天，新华社的队伍壮大了，河北分社的大批同志来了，辽宁分社的同志支援来了，总社国内部、军事部、摄影部、电力处、秘书处的同志们也都到了，新华社的帐篷也搭起来了，我们新华社的30来个人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我也是支部委员，负责摄影采访的组织和协调分工。

　　当成坏人被抓

　　正式采访刚开始，就发生了事前根本预想不到的事情。7月30日，我和一位文字记者一路去唐山陡河电厂采访。到达陡河电厂后，文字记者去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厂里的全面情况，我则在厂内寻找有价值的画面，以及适宜于公开和内参报道的角度。就在我拍摄人们挖掘遇难者遗体的画面时，突然冲过来两个身背上了刺刀的步枪、袖带工人纠察队袖标的人。他们气势汹汹地上来就抢我的照相机。我说我是新华社的记者，来报道抗震救灾的，其中一人说，我盯你一大会儿了，你到处照相，如果把地震的实情泄露出去，这不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吗？肯定是特务。“把他抓起来！”这两个人根本不听我的解释，连拖带拽把我拉上了一辆被砸坏了的吉普车。因为当时是非常时期，工人纠察队的权力很大，遇到抢银行、盗窃国家财产、破坏抗震救灾的可疑分子，都有权就地处置。实际上，唐山地震在8.2级以上，但我国当时报的是7.8级，就是为了不要外国的支援，不让外国记者到唐山采访，对于唐山的震情对外一律封锁消息，甚至规定我们的记者也不准报道和拍摄悲惨的画面，只能报抗震救灾。汽车在乱石嶙峋的路上前行，我想万一被他们拉到无人的地方处决了，不但无法完成采访任务，新华社也找不到我，岂不成了冤死鬼？我做好了跳车的准备，到了人多的地方我就跳车，了解新华社工作性质的人一定大有人在。还算幸运，他们将我拉到了一个抗震救灾临时指挥部。一个身体微胖、50来岁、看似负责的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新华社的，来唐山报道抗震救灾，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向全国全世界作报道。负责人问我有介绍信吗？我说来时太急，没来得及开。他又问有记者证吗？我说没有。确实如此。我1965年8月分配到新华社摄影部，9月就派我去外训班学习法文。回到摄影部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虽然我采访过很多活动，去过很多地方，还和中国登山队一起去珠穆朗玛峰进行过科学考察，可以说已经是能独当一面的得力记者，但那时已停发记者证。这位负责人也对我的身份产生了怀疑。就在此时，和我同去的文字记者来了，他是个老记者，当然有记者证，总算给我解了围。那位负责人觉得绑架新华社记者的事做得不妥，一面向我道歉，一面训斥那两个工人纠察队员。我说，他们还踢了我好几脚呢！负责人说，你可以踢他们几脚，让他们吸取教训，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回到驻地，我将这一情况向新华社唐山报道组的领导做了汇报，新华社又向唐山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做了汇报。总社的领导批示总编辑室给我办理了一张临时身份证明，上面写着：今有我社摄影记者官天一同志，在唐山地区担任摄影采访报道任务，负责拍摄公开报道和供中央参考的照片，请唐山地区各级组织给予方便和协助。特此证明。落款是新华通讯社，并盖有新华社的国徽章大印。这件事还汇报到了中央抗震救灾总指挥、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那里，后来就取消了就地处决的决定。

　　紧张的采访任务

　　在唐山的40多个日日夜夜，我几乎跑遍了整个唐山市区和郊区县，从地上、地下、空中，完整地记录了唐山的震情、抢险救灾、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等一系列活动。

　　刚开始采访时，到处都能看到横七竖八的尸体，还真有些怕。特别是晚上，有人们的哭声，有狗的叫声，心里也有些发毛，毕竟过去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没见过这么多的死人。但是，两到三天后就开始习惯了。这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时值7月底8月初，天气酷热，尸体已开始变质发臭，苍蝇、蚊子也多起来了，毫不夸张地说，苍蝇多得直往脸上撞，蚊子多得直往鼻子里钻。有一次我去丰南县采访，到食堂吃饭都找不到馒头。原来馒头上爬满了蚊子。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身临其境，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当时的情景。为了避免灾疫的发生，飞机每天在空中撒药，解放军卫生队在地上灭蝇，空气中弥漫着说不清的味道。

　　刚开始采访，我们主要是拍摄唐山的震情，唐山人的自救。第二天晚上救援的解放军大部队从全国各地陆续到达唐山，我们便拍摄军民协同抗震救灾的情景。说实话，由于这次地震唐山伤亡几十万人，已无力投入更大的人力，主要靠解放军的力量。战士们用手挖，用肩扛，有的战士十个手指甲盖全部磨掉了还在坚持，救出了一个个灾民。我也乘飞机和飞行员们一起救助重伤的灾民。飞行员和战士一起，将重伤的灾民背到机舱里，汗水和血水湿透了战士的衣服，这一切，我都如实地拍摄了下来。

　　我还拍摄了震后第七天在医院的废墟里挖掘、抢救一个老太太的全过程，以及灾民在解放军野战医院里所受到的无微不至的照顾，解放军空投食品、向灾区提供饮用水等场面。我和老记者刘东鳌同志一起进行了航拍，从飞机上看到的唐山真是惨不忍睹。

　　地震第七天，唐山人在解放军的帮助下开始重建家园，恢复生产。说是恢复生产，实际上是提倡一种精神，也是当时宣传的需要，用它来证明唐山人的豪情气概，在失去亲人的时候能去工厂上班，的确是世界的奇迹。我们的报道重点也随之转移。我先后拍摄了唐山陶瓷厂恢复生产，做了第一批带有“抗震救灾”字样的水杯，献给解放军。拍摄了陡河电厂开始发电，唐山钢铁厂生产了震后的第一炉钢，唐山水泥厂开始生产水泥，供应市政的重建。

　　在唐山地震期间，我们的发稿也有一个过程。刚开始的几天由于没有水，无法冲胶卷，更不能发传真。不像现在有

　　当天，编辑部编发了我拍摄的照片，有通稿，也编发了一本动态清样，大概有十来张照片，表现的是唐山的震情、灾民自救、解放军抢救伤员，还有抓小偷的现场目击，这是新华社在唐山地震后发出的第一组照片，所以见报率很高。由于当时不让发带有死人的照片，所以发稿时必须经过慎重考虑。1996年，在唐山地震20周年时，唐山人还用我在动态清样上发的一张照片做了首日封。

　　回想当时全身心地投入抗震救灾的采访，真是以工作为重，以社为家，根本没考虑个人的安危，冒着随时发生余震的危险穿梭在残垣断壁间拍照，觉得是领导对我的信任，能为灾区做点贡献是自己的光荣。

　　震后大约不到一星期，唐山机杨开始供应水了，暗房的同志用水桶将水接过去冲胶卷，晚上在帐蓬里放大照片，然后电务处的同志就可以将照片从唐山直接传真到编辑部，我们也就不用亲自向北京送稿子了。

　　救人与被救

　　在唐山的日日夜夜，我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事情。

　　刚到唐山不久，我接到编辑部打来的电话，说驻外分社摄影记者刘锡 同志回国休假，地震当天他正好在唐山师范学院探望父母，让我们去找一找。第二天,我们摄影组的一个同志去唐山师范学院找他,结果得到的消息是刘锡 在地震中同他的父母一起被砸死了。我将这一情况向总社报告，总社说他肯定活着，人命关天，必须尽快找到他。第二天一早，我和司机王效果同志一起去了唐山师范学院。因为刘的父亲是学院的领导，认识他的人还是不少的。几经周折，我们在一片玉米地里找到了他。只见他两手撑着一根棍子，呆呆地坐在一个木凳子上。见到我，他抱着我就大哭起来，这是劫后余生见到亲人的反应。他的父母在这次地震中不幸遇难，他被压在水泥板下无法挪动，开始还能喊救命，后来他的嘴被震后的灰土堵住，呼吸也越来越困难。是邻居的小女孩儿用手将他嘴里的灰土抠出来，然后将自己的父亲救出来，并和父亲一起搬掉压在刘锡 腿上的石板，将他拉了出来。我当时就代表新华社向这父女俩表示感谢。刘锡 的腿肿得很粗，像吹起来的一样，满腿都是伤，样子实在是惨不忍睹。我立即向总社领导作了汇报，并将刘锡 安全地送回了北京。如今他也60多岁了，住在皇亭子大院，安度晚年。

　　在唐山采访了大约一个月，和我同去的一批人陆续回到了总社和分社。那时我年轻，身体好，还在震区坚持工作。但是恶劣的环境加上疲劳作战，天热，帐篷里人多睡不好，吃得也不很卫生，身体已越来越吃不消了。人逐渐消瘦下去，病也随之而来，先是阿米巴痢疾，不断地便脓便血，肚子痛得厉害，连走路都感到吃力，但还是坚持每天背相机到处采访。有一天，我和司机苗师傅一起去解放军的一个先进单位采访，正在拍照片时，突然觉得天旋地转，不知不觉就晕过去了。正巧被前来参加活动的唐山抗震救灾部队总指挥张纪之碰上了，他原来当过新华社军管小组的组长。他立即批示急送沈阳军区野战医院。说是野战医院，实际上就是一片帐篷。当时我高烧40多度，经过检查，患的是大叶性肺炎。过后才知道，大叶性肺炎如不及时抢救会有生命危险。在野战医院，我得到了及时救治。由于连续几天的输液，我不断地排尿，上厕所时需要有人举着输液瓶，而为我举输液瓶的护士竟是杨勇上将的女儿。解放军指战员在唐山地震中救出了许多灾民，同时也救了我这个新华社的记者，这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

　　几天后我的病情得到了控制，又回到了新华社在机场的帐篷，继续投入到抗震救灾的报道中。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报道的重点随之转移，在唐山40多个日夜的采访结束了，我回到了北京。由于完成任务比较好，当时的总社领导解力夫同志还在全社总结大会上表扬了我。

　　再进唐山和重访唐山

　　1991年，第二届全国城市运动会在唐山举行，唐山人民向世人展现了地震15年后发生的巨大变化。我受摄影部的指派，带领总社和分社的10名摄影记者去完成这次城运会的摄影报道任务。虽然这次运动会的规模不是很大，但唐山的变化可是很大。唐山是一个从废墟上建起来的新城，这也是同类性质的运动会第一次不在省会城市举行。从接待到比赛都进行得井井有条。特别是看到城市规划合理，街道宽敞，人们脸上喜气洋洋，整个城市生机勃勃，像我这样采访过唐山地震的人，怎么能不激动呢？想想当时的一片废墟，看看今天的高楼林立，的确使人感慨万千。

　　2005年10月，我受唐山市的邀请，再次赴唐山，这次去主要是为唐山地震30年。和我同去的都是当年采访过唐山地震的记者。我们走马观花地在唐山转了几天，要找一个形容唐山变化的字眼已经很困难了，真是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唐山人的精神面貌。我去了当年我住宿的飞机场，在我当时住的帐篷的地方转了好几圈，住事一幕幕在脑海里像是过电影一样，真是百感交集，感慨良多，泪水不住地顺着脸颊流下。

　　我去了当年被误绑架的陡河电厂，去了采访过的唐山钢铁厂、唐山水泥厂、唐山陶瓷厂，有的已经改制或正在改制，有的已被个人承包，到处都是生机盎然的样子，人们都在为自己的城市添砖加瓦。公园里到处是鲜花，大人带着孩子在悠闲地玩耍、嬉戏，新郎新娘们在公园里照着婚纱照。我也看到了留下的作为纪念的残垣断壁。特别是当我们到唐山曹妃甸参观后，更增加了我对伟大的唐山人民的敬意。一座座崭新的巨大的现代化建筑拔地而起，据介绍，这里将是京津冀经济发展的新引擎，5年后，这里将是北方最大的港口。在这里将建设4个25万吨级的矿石码头,两个30万吨级的原油码头，16个10万吨级的煤炭下水码头，将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原油战略储备基地，并将建设1200万—1500万吨炼油厂和1000万吨乙烯工程发电厂,对北京直接供电。北京的首都钢铁厂也将在这里安家落户。整个工地都在紧张施工，到处是一片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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