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最后的云锦艺人吉干臣

　　-本报记者　陈璐　实习记者　沈泓

　　黑簪巷，位于南京城南，秦淮河岸；在明代，因经营妇女饰品而得名。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因为一个名为“建设新城南”的城市改造项目，让外界意外地发现了黑簪巷6号，发现了“最后的云锦艺人”

　　9月8日，在路人的指点下，记者几经周折，方才找到那条名叫“黑簪巷”的幽深老街。

　　沿街的残壁断垣上，隔几步，就是一个大大的“拆”字；满眼都是掀去了屋顶的旧房子和裸露在阳光下的屋椽；废旧的建筑材料沿墙脚随意堆放着，几只麻雀在上面蹦来跳去，唧唧喳喳着。

　　眼下，吉干臣的侄子吉承叶还住在黑簪巷6号。

　　推门进去，院子里布满了灰尘，屋顶已经开裂，整个屋子塞得满满当当的：废旧的家具、形状古怪的太湖石、不知道用来做什么的工具、拆下来的门窗……

　　惟有依旧高耸的封火墙，将黑簪巷6号和周围的灰黑屋脊区分开来。

　　这里是吉干臣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前厅就是我父亲织锦的地方。你看，我们还保存了一台大花楼木织机。”头发花白的吉承奎指着一台布满了灰尘的木织机说，“我小的时候，还在机子上玩过。”

　　今年77岁的吉承奎，是吉干臣最小的儿子。

　　参加国庆10周年庆典

　　吉干臣，生于1893年，卒于1976年，他的一生都与云锦息息相关，被称为中国“最后的云锦艺人”。

　　资料显示，正在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云锦工艺，在解放初期一度濒临失传。1954年，为了抢救云锦工艺，南京市政府在民间“挖掘”出两位身怀绝技的云锦艺人参与研究，吉干臣便是其中的一位。

　　当时，仍然活着的云锦艺人犹如凤毛麟角。周总理听说了南京云锦面临失传的情况，亲自指示南京成立云锦研究组(即后来的云锦研究所)。吉干臣作为仅有的几名传人之一，被请到了云锦研究组工作，他不仅能挑花、倒花、拼花，更能创造新的云锦图案，成为研究组里技术最全面的艺人。

　　在吉承奎珍藏的一本破旧的《人民画报》上，有一幅父亲工作时的照片，照片上，吉干臣和工艺美术家陈之佛正在探讨云锦纹样设计。吉承奎还拿出一个破旧的小皮箱，从里面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些泛黄的纸张，细碎方格衬底，上面是吉干臣亲手用彩笔描绘的各种颜色的云锦图案。

　　1959年，因为参与织造庆祝建国10周年的《中国》摄影画册封面面料(该画册是赠送外国友人的礼品)，以及为人民大会堂江苏厅设计沙发面料和装饰织料，时年66岁的吉干臣被邀请赴北京，参加了国庆10周年庆典。

　　在吉承奎的记忆中，那是父亲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

　　吉承奎至今都保存着吉干臣当时的代表证，他说，父亲弥留时，把这个交给他，告诉他这是传家宝。

　　家道败落学织锦

　　吉干臣的侄子吉承叶回忆说，吉家祖籍山西，19世纪中期迁至南京，经营绸缎生意，家境小康。黑簪巷6号是在吉干臣的祖父手中买下的，屈指算来，到今天已经历了吉家六代人了。吉干臣的父亲排行老二，在南京开办了“吉公兴”绸缎庄，经营各式绸缎生意，当然也包括云锦，在当时很有名气。

　　“‘吉公兴’的生意做得非常大，在广州、香港都有分庄，不少货物都是直接卖到上海去的。1910年，南洋博览会在上海举办，‘吉公兴’的云锦也参加了那次盛典。”吉承奎说。

　　吉干臣生长在这样一个绸缎商人之家，从小耳濡目染，使他对云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促使他最终走上云锦艺人之路的，还是父亲的病故。

　　吉干臣父亲去世后，“吉公兴”失去了顶梁柱，绸缎生意跟着一落千丈，渐渐地，香港、广州、南京，一家家分店关门歇业，“吉公兴”走向了衰亡。

　　吉干臣原本打算念完私塾后，再学算账，好学成归来经营“吉公兴”。“吉公兴”关门后，他不得不谋划新的出路。刚开始，他想经营蚕丝生意，可是由于没有资金，这个想法最终以失败告终。

　　无奈之下，他把目光投向了云锦，投向了云锦中的挑花工艺。

　　云锦这种昂贵的织物，代表了中国纺织业的最高技术水平，清朝康乾年间，南京织锦业盛极一时，秦淮河边有机户数万，机杼之声，日夜不歇。

　　但当吉干臣投身其中时，云锦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

　　“那时候，靠父亲的手艺，只能勉强维持家庭生活罢了。”吉承奎说。云锦价格昂贵，销量不大，吉干臣只在老宅前厅进门左侧的位置，放了一张小样机，用来织一些较小的东西。不过，他有些不甘心，又在西北角的花厅里，安置了一张大一些的机器，期盼有一天能接到大的活计。

　　为西藏活佛绣龙袍

　　这一天果然到来了。随着吉干臣设计的云锦图案开始在南京小有名气，他接到的活儿也一天天多了起来。“后来，我父亲就雇了两个人织云锦，他自己就忙着给人专门设计图案。”吉承奎说。上世纪40年代初，有人慕名找到了吉干臣，请他为当时的西藏某活佛绣一件金丝龙袍。

　　“因为改朝换代，云锦艺人们都纷纷改行。而当时西藏活佛需要一件云锦织的‘龙袍’，有人一路寻访，才找到了我父亲，给了他一件样品。”吉承奎说，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他对当时那件“龙袍”样品依然记忆犹新，“那袍子非常宽大，最少要1米8以上的人才能穿得上！我有个叔叔就曾经穿着那件样品在家里走来走去，他个子小，袍子穿在他身上，非常奇怪，我们都忍不住哈哈大笑。”

　　拿到样品后，吉干臣从此就陷入了紧张的工作状态。为了还原并创新出一件精美绝伦的龙袍，他将样品上的每一条龙的图案都分割成若干小图案，然后再重新拼接设计，绘制出新的图案。

　　半年过去了，一件全新的金丝龙袍诞生了。

　　“我们看着那件袍子，金光闪闪的，都不敢去碰它，因为实在太美了。”吉承奎说，“我记得当时父亲脸上的表情，性格内敛的他，笑得特别开心。”

　　事实上，吉干臣在绣龙袍的过程中，也改进了云锦工艺。“云锦是件手工活，工序精细，生产效率低。而那时对方催着要货，我父亲就开始琢磨。传统的织锦机是两人合作，一人坐在机器上面提线，另一人在下面穿梭子。”吉承奎说，“父亲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半自助龙头’纺织机。这种机器只需一个人在下面操作，上面则用机械设备代替。”

　　据吉承奎回忆，“半自助龙头”纺织机上面的机械设备是由许多块打满小孔的硬纸板做成的，各色的丝线就穿插在这些小孔之间，上面的“龙头”转动，丝线也就跟着变换，大大提高了云锦的编织效率。

　　不仅如此，吉干臣还改良了“卷纬机”。

　　吉承叶一直保留着吉干臣当年用过的“卷纬机”，这台铁制电动卷纬机就是他亲手设计出来，并委托上海的一家机器厂生产的。记者在黑簪巷6号看到，这是一个模样怪异、浑身铁锈的“家伙”，一根细长的铁管插在圆圆的底座上，好似一个巨型水烟袋。

　　经云锦研究所王宝林所长鉴定，这是南京最早的铁制电动“卷纬机”。原先，织云锦所用的五颜六色的纬线要首先绕在一个细长的管子上，再由梭子连接起来，织成各种花纹。有了“卷纬机”，工作效率大大提高。王所长称，在云锦史上，这是一件真正的“宝贝”。

　　破格收女徒弟

　　在吉承奎眼里，父亲对儿女们并不很“称职”：“我父亲一门心思地扎在云锦上面，很少管家里的事。母亲是个传统的女性，她也拿我父亲没有办法，只能由着他去了。”

　　吉干臣1954年进南京云锦研究所工作。此后，他对云锦技艺的继承、传统品种的恢复、新产品的设计试制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58年，在吉干臣的潜心研究和指导下，运用传统品种彩花绒织造技艺，以木制手工织毛巾机试制成功我国第一条天鹅绒毯。

　　“我父亲是个创作的奇才。”吉承奎这样评价道，“那时候天鹅绒很流行，但是普通的天鹅绒平平的，没有任何花色，并不好看。我父亲就开始琢磨了，能不能用天鹅绒织出各式美丽的图案。没想到最后真的被他织出来了，并且还织出了立体的图案。”

　　老人从他的小皮箱里找出一小块长条形的天鹅绒布料，同样是牡丹图案，在这一小块布料上却有三种不同的织法。他自豪地说：“你看，前面两种都是平平的，你看第三种，是立体的，图案都从布块上凸显出来了。这就是我父亲当年研究出来的。”

　　七八十年代，由于东南亚地区信宗教的人很多，所以对跪拜用的垫子需求量很大。当时，江苏就大量出产这种天鹅绒垫子。但由于是手工生产，不能满足出口市场的需求。这时候，善于思考的吉干臣又开始“动脑筋”了。他想到了用“双面织”的方法来提高效率，两块布料正反面同时织，织好后再从中间一剖为二，这样，织一块垫子，其实就成了织两块垫子了。

　　他的这一发明，使得天鹅绒毯成为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江苏省的大宗出口产品。

　　吉干臣也从不吝啬向别人传授自己的本领。吉承奎说：“以前云锦业有个规矩，只传男不传女。可是，父亲为了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却破格招了4个女弟子，毫无保留地把毕生所学一一相授。那时候，父亲的学生每天都来我们家里，在父亲的小样机上学习云锦的编织技巧。但是父亲从来都没有教过我们，所以，我们兄弟姊妹几个，除了姐姐稍微会一点挑花，其他人并不会织锦。”

　　1966年，73岁的吉干臣从云锦研究所退休。

　　“我父亲退休后，还是天天往云锦研究所跑，和退休前一个样。我们都劝他歇歇，不要出去了，结果他在家的时候，就玩他的小样机。真是怎么也拦不住啊。”吉承奎说。直到吉干臣去世前一两年，腿脚不利索的他还是云锦研究所里的常客。

　　在黑簪巷6号吉干臣老宅的门楣上，砌着一排精美的石雕；石雕中间，是一个中国结；中国结的条条丝线上，串着一枚枚铜钱。

　　吉承叶说，叔父曾经把这样的“中国结”绣进了云锦里。

　　夕阳照在黑簪巷6号的“中国结”上，曾经充斥在这个城南庭院中的机杼声，此刻仿佛清晰可闻。

　　有消息称，在9月22日“中国南京第二届名城博览会”的开幕式上，与会的众多市长将穿着为他们量身定织的云锦礼服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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