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亚明与《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二三事

　　-本报记者　左元

　　【周末报报道】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在其《历史的观念》一书中，对“历史学”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

　　依照这一观点，匡亚明是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因为他围绕《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所做的一切，真真切切地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人是什么”。

　　“没有困难，还有什么意思”

　　1982年，匡亚明主动辞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长职务，任南大名誉校长。这一年，他已76岁。可这位老人心中藏着一个宏大的愿望——组织编撰《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以下简称《丛书》)。

　　若论编纂《丛书》的缘起，是当年在延安毛泽东与匡亚明的谈话。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潘群教授说，这件事最后能做成，也是经过一波三折的。

　　匡亚明退居二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胡耀邦打了书面报告，要实现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夙愿。胡耀邦批转胡乔木：请乔木同志协助匡老完成当年中央的决定。

　　接到信后，胡乔木在北京召集了专题会议，拟将《丛书》出版交中华书局。中华书局测算了一下成本，每部需要1万元。当时《丛书》计划不是出200部，而是2000部。2000万元的经费一时无着落，出版任务转交齐鲁书社。齐鲁书社的经费压力也很大。这样，报告转到教育部。教育部长蒋南翔批示，成立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由匡亚明同志亲自领导。

　　成立中心的最直接任务，就是编纂《丛书》。

　　中心成立之初，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钱的问题——经费缺乏。后来，《丛书》由南大出版社陆续出版，江苏省新闻出版局陆续特批了几个畅销书书号给南大出版社，营利贴补《丛书》的出版。

　　匡亚明曾亲自筹措经费，潘群、卢央(中心党支部原书记，《葛洪评传》、《京房评传》的作者)二位也都有过“化缘”经历。

　　澳门基金会全职委员吴志良是南大历史系茅家琦教授的博士研究生。1994年，吴志良邀请潘群和周群(现为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去澳门讲学。中心经费紧张，当时他们的家庭经济也不那么宽裕，二人买了两张硬座车票，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到了珠海，在一家破旧的小旅馆的阳台上凑合了一夜，第二天，换一身干净衣服进入澳门。

　　一日，新华社澳门分社一位领导请客。潘群道谢。领导说别谢他，因为旁边一位先生给他们埋了单，他是一位慈善家。潘群再次致谢，出门，“坐在吴志良的车子里，我的心里开始‘打算盘’”。周群也悄悄碰碰潘群，潘群会意，但总不好意思提。这当儿，吴志良说：“潘老师你们也是，我让你们坐飞机过来，你们还是坐了火车！”潘群顺势开口：“不瞒你说，中心经费紧张，你能不能请那位慈善家给我们捐点钱？”潘群问过办公室，中心一年的办公费大约需要5万元，预计搞10年，要50万。吴志良听了，说：“50万太少了，我不好去跟他讲。这样吧，我们基金会给50万。”

　　在潘群的印象中，当年中心用公款请客只有一次，就是吴志良来南京。“匡老说请客请客，我说用公款了，匡老笑笑，人家给了50万，我们还不请客！”

　　“匡老对人厚，对己严。”潘群透露，匡亚明在德国访问，途中内急，他想反正快到宾馆了，就不找公共厕所了，免得付费。没想到好一会儿才到，“急死了！”匡亚明后来在一次闲聊中，不经意提起此事。但是，他回国的时候，自费给中心每个工作人员都带了一件小礼物。

　　2006年9月2日，在《丛书》整体出版座谈会上，文化部部长孙家正说了一句：匡老当年做这件事是遇到很大困难的。“这句话别人听了也就听了，我当时坐在下面，是深有感触的。”潘群说。

　　卢央介绍：“匡老是老革命，从不怕苦。他说：没有困难，还有什么意思！”

　　“匡老是个浪漫主义者”

　　组织《丛书》的撰写，最大的问题还是人才问题。

　　卢央笑称“匡老是个浪漫主义者”：“匡老要求高，要把全国一流的学者都拢过来，请他们认真地写。他跑到上海，跑到北京，跑了好多地方，一位位去拜访。”

　　匡亚明网罗人才的胸襟与胆识是有口皆碑的。在吉林大学时，他曾经三顾茅庐，礼请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出山任教，许下了一个在那个年代非同小可的条件——不参加一切党内政治学习。在南京大学，他顶住政治风浪，力聘陈白尘、程千帆的故事，更是广为人知。

　　匡亚明要网罗一流的学者来写《丛书》，倒不是不要年轻人，他要的是有一流的学术水平。卢央当时50多岁，跟老先生比，算是“年轻人”了，但匡亚明交给他两项写作任务——《葛洪评传》、《京房评传》。

　　历来对京房作系统研究的很少，当代更是乏人。“但是匡老坚持要写，而且要层层剥笋，深入研究。我是在跟古书讨论，跟京房讨论，跟古学者讨论。”卢央苦笑，当时到网上搜索，几乎一条信息也搜不到。泡在图书馆里，有时一天一个头绪都没有，憋在那里，几天跳不出来。换一个思路，弄通一个问题，“高兴得不得了”。但弄出一个问题，又会牵出一串问题……

　　“一点一点写出来，花了好大的力气，自己蛮高兴的，现在我好像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了，但是当时一点不好玩！”卢央说。

　　“你见过谁两个肩膀上各放一根扁担的吗？”

　　到潘群家采访，我一进门，他就指指墙上一个相框：“喏，匡老。”然后便说，“我在中心10年，10年时间，没做自己的学问。”他本是中外交通史研究专家，曾和他的老师黄云眉一道主编国家重点图书《郑和下西洋》。

　　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成立之初，匡亚明把潘群从山东大学调来任副主任，主持中心日常工作。他跟潘群说：“把你调来，就是为《丛书》做服务工作的。你不要想自己的学问怎么样，不要想‘双肩挑’——你见过谁两个肩膀上各放一根扁担的吗？所以，你要全心全意为《丛书》服务！”

　　后来匡亚明物色了几个副主编，让潘群代表他一一把他的聘书送上门，并且一定要当面恭恭敬敬地双手递上。

　　一天早晨，7：50，匡亚明把电话打到潘群家：“怎么搞的，中心没一个人接电话，连你都没上班？”潘群解释：“匡老，你打给我电话是8：00缺10分，那么你打到中心的时候应该在7：45的样子，上班时间是8：00啊！”不行，匡亚明说，万一有作者有事来电话呢？

　　从那以后，中心的同志轮流提前10分钟上班。

　　“我们那时候，不仅仅8小时在工作，匡老有什么事，随时会打电话给你。”潘群说。

　　“我们恨啊——匡老一个电话，我们骑个自行车到处跑！”卢央笑着说，“我们当时也50多岁了，骑车也不那么利索了。”

　　据说当年有一次，外单位的一位职工到吉林大学教务处办事，教务处没人，匡亚明见了，对这位同志说，很对不起，让你白跑一趟。你先回去，明天我找人去你那里办这件事。回到办公室以后，匡亚明马上把门卫叫来，说你去把教务处的牌子摘下来，门卫只好照办。教务长回来后，看到牌子没有了，四处找，门卫告诉他，你去匡校长那里找吧。教务长低着头去见匡校长，被匡校长狠骂了一顿，说你这块牌子是吉林大学一张脸，你今天就是丢了吉林大学的脸。

　　匡亚明就是这样，对身边的人“凶”，对“外面的人”好。

　　匡亚明每年都要派人到各地去访问作者，问问进展情况，问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听说谁有困难，匡老总是很急，想办法帮助；有人生病，他恨不得带人去看病。”卢央感叹，“匡老就是这种精神！”

　　“其如‘为人师表’何”

　　和潘群约好9月7日上午9：00见。9：00整，我刚到他家楼下，一位老先生走下楼梯，问：“你是周末报的记者吧？”他怕我找不到，特地下楼来接我。

　　中午12：00，采访结束，我在潘群家门口和他握别，请他留步。潘群执意把我送下楼。他说：“这也是跟匡老学的——不管什么样的客人，匡老都要把他送到大门口。”

　　吉林大学至今流传着这样一段故事。

　　有一次，两个学生在校园散步，看到匡亚明，出于敬畏，想绕着他悄悄走开，却被匡亚明叫住。匡老告诉他们，见到老师要行礼。他让那两个学生重新从他面前走一遍。许多同学远远地围观，取笑，那两个学生尴尬得不知道如何才好。于是，匡亚明向他们认真地示范了一遍，他们这才胆怯地从匡亚明面前重新走了一遍。听说，从那以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吉大的学生见了老师都行礼。

　　《丛书》开山之作《孔子评传》的作者匡亚明是接受过传统教育的人，非常注意尊师重教。

　　另一方面，他同样非常重视“为人师表”。潘群参评教授职称时，匡亚明亲笔写的满满两页推荐意见中，只有四个字打了着重号，那就是“为人师表”。他在列举了潘群的一些优秀品德后，写道：“如其不然，其如‘为人师表’何！”

　　在吉林大学时，匡亚明经常去各教学楼转，看哪个教室的玻璃碎了，哪个教室的黑板坏了，他就用本子记下，等到月末的时候，他就再去看。如果那块玻璃还没有换，那后勤负责人肯定是要挨一顿骂的。“文革”时匡亚明被押回吉大受批判，在解放大路游行，路过理化楼时，匡亚明抬起头，问旁边押着他的学生：“同学，理化楼一楼大厅那块屏风修好了吗？”当时这个学生就哭了。他后来说，这件事情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没想到在那种情况下，匡校长还记挂着学校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无论是尊师重教，无论是为人师表，都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吧？

　　“伯乐千古”

　　刚开始，匡亚明坚持《丛书》要请一流的学者撰写，后来，他提出一个更具发展意义的思想：《丛书》要出书，还要出人，就是通过《丛书》，发现人才，培养人才。

　　匡亚明送过很多东西给潘群，潘群没有回赠过，“他会骂的”。匡亚明逝世的时候，潘群说：“这次我一定要送！”他送了挽幛，写了“伯乐千古”四个字。旁边的人问这是什么意思，潘群告诉大家，匡亚明生前跟自己说过一段往事，让潘群等他不在世后再说。

　　江泽民当选总书记后，第一次来南大视察，接见匡亚明的时候，迎面伸手一指，第一句话就是：“你是伯乐！”匡亚明一愣，江泽民看出他的不解，说：“你忘啦，在吉林的时候……”原来匡亚明任吉林大学(当时称东北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的时候，一次副校长生病，匡亚明去医院探望。副校长跟匡亚明介绍，隔壁有位年轻人，很有才华，很有抱负。他说的就是留苏归来在长春汽车制造厂工作的江泽民。爱才如命的匡亚明主动到江泽民的病房慰问。德高望重的匡亚明的一番话，一直记在江泽民的心里。

　　“匡老总是鼓励人成才。我女婿在公安系统工作，匡老到我家来，见到我女婿，就跟他说，你一定要成为大侦探！我儿子喜欢篆刻，匡老和他夫人就请我儿子给他们刻章。这对年轻人，是一种怎样的鼓励啊！”潘群至今说起来还很感慨。

　　拖板车的大学问家

　　那几年，匡亚明逢人必谈《评传》，在病榻上亦然。每次住院，潘群都要去陪他。有一次，他午睡醒来，潘群说：“匡老，我们约法三章，今天不谈工作，只谈轶事。”匡亚明笑着答应了。

　　潘群说：“匡老，我只在‘文革’中被关了45天，已经感觉到很受罪。你是老革命、老首长，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四次，受尽酷刑，‘文革’中间也一直受迫害。你觉得在监狱里最受不了的是什么？”匡亚明说，最不自由的是“文革”中被关，动都不能动。“是啊是啊，最难受的就是坐着不能动！”潘群说，“但是后来看管我的人不在的时候，我可以自由活动一会儿了！”他告诉匡亚明，他当时和一个小偷关在一起，看守不在的时候，小偷从耳朵里掏出一个小铁钩，轻轻一拨，就把自己的手铐打开了，看守来了，他再把自己铐起来。处得熟了，潘群给小偷一支烟，小偷就帮他打开手铐，再给他一支烟，他再帮潘群铐起来。匡亚明听了很惊奇，他坐过那么多的牢，没碰到这样的“高手”。他说他坐过那么多的监狱，数“文革”中最不自由，如果当时遇到这样一个能帮助自己的人，倒是值得回忆的。

　　潘群讲得高兴了，说：“我被关了45天后，每天拖板车，从挹江门拖到石门坎，拖了3年。”

　　他问匡亚明：“匡老你拖过板车吗？”

　　匡亚明点头。他“考”匡亚明：“拖板车有什么诀窍？”

　　匡亚明微笑：“东西要摆好，不要前沉，不要后沉。”

　　潘群一竖大拇指：“行家！”匡亚明大笑。(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陈效鸿、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刘重喜、《南京大学报》编辑李钟梅对本次采访提供了热情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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