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严搏非
关于施米特，国内学界已经谈得很多，书也出了不少。前些年零零碎碎出了一些，到去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干脆出版了他的文集。评论文章也有很多，比较有名的有刘小枫的、徐贲的，张汝伦写过一个相当扎实的研究性论文，刊在复旦哲学评论的第一辑上。
记得是甘阳在哪一篇文章中说过，科耶夫、施米特和施特劳斯三人长达20年的交往论辩，构成了20世纪的一个思想高峰。这个高峰不是什么别的，它的一个主要部分就是对百多年来居于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现代性，提出了至少在今天还未能解决的致命性问题，这成了当今自由主义不能回避的理论任务。施米特所揭示的，用另一位深受其影响的法学家的话来说，就是“自由主义的世俗国家依赖着自己无能保障的先决条件而存在”，此话的意思一方面是指自由主义无法建立起它有效的政治行动模式，另一方面，亦指它的普世主义缺乏先天的正当性，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这句话成为战后德国政治学界中引用率最高的名句。
然而自由主义的回应在哪里？在国内所有的介绍中，关于自由主义对施米特的完整回应是没有的。刘小枫的引介是一边倒的，只有一些分布在不同作品中的零散评论因为这些作品的出版而被带入。像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前言部分对施米特派批评的讨论，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提出的自由主义原则的民主商议方案，徳里达在《友爱的政治学》中的一些讨论，等等。这本《危险的心灵：战后欧洲思潮中的卡尔·施米特》，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基于自由主义立场对施米特思想的完整回应。
但作者米勒并不是以回应的方式来写的，这本关于施米特研究的名著写得非常平实冷静。也就是说，米勒并不是在与施米特进行直接的论辩，而是首先在寻找合适的界限：“对自由主义的正当批评究竟在哪些方面区别于完全由毫无商讨余地的反现代主义所支配的形形色色的反自由主义思想？为了自由主义的目的而改造的反自由主义论辩同建立在仇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反自由主义之间，它们的界限应该划在哪里？”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首先是关于施氏的思想在欧洲如何被左右两翼接受的研究。“为什么是施米特？”；“施米特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施米特的理论为什么具有这样的极化作用？”……从各派思想对施米特既差之千里又殊途同归的论争和接受中，战后欧洲政治思想中最深刻的部分渐渐显露出来，这是书的第二部分，米勒就从这里逐渐到达他要寻找的“合适的界限”。
施米特的价值不在于他的答案，而在于他的问题，没有人能绕过去。左翼和右翼、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独裁者和“游击队员”，所有与他争辩的人都成了向他学习的弟子，无法绕过他那巨大的、悖论性的、危险的存在。在这张名单上，仅我们熟知的就有罗尔斯、哈贝马斯、福柯、德里达、德沃金，一直到齐泽克、阿甘本和哈特及内格利。但所有的争辩都在帮助自由主义认清自身，重新展开正当性的寻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宣称，“渴望与敌人分享存在，从事崇尚恕道(宽容)的斗争”。这也是伟大的自由主义所以持久所以能够持久的伟大价值。
这本书的作者扬-维尔纳·米勒非常年轻，但此书却是国际公认的关于施米特研究的最重要著作，以至于雄心尚存的刘擎有点气馁地对我说：像我们这样的还搞什么西学啊。然而翻译此书的张䶮、邓晓菁夫妇更年轻，还在德国做法哲学的博士，足见并非完全没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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