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记忆：80年代的文学梦想

　　再见李涛，李涛已经从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青年进步为手持烟斗的中年儒商。他从文学青年、杂志老总、畅销书作者以及企业老板的角色互换中，一直追忆着那个充满梦想的80年代。李涛所记忆的是那个时代一大批青年的文学梦想。

　　李涛声称自己是赶上不同时代不同好处的幸运儿。

　　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他，由于性格叛逆，从十多岁开始就不想再读书，又赶上文革，就弃学了。等上世纪80年代初兴起“读书热”的时候，他开了后门从部队回来考上了大学。当文凭最受用的时候，他拿到了一纸大专毕业证书，很快就因此被提了干，并评上了职称。于是在他最想当官的时候，年仅30岁的他当上了《园柳》杂志社总编、温州作协副主席、温州市青年作协主席。然后在下海春潮刚荡漾起第一波的时候，当杂志社老总得出经营之道的他又成为最早的下海干部。

　　当我笑他比起那些什么都没落下的一代来，只缺少留洋经历时，李涛纠正说，不是没有机会，而是被他自己拒绝了。

　　温州最早的畅销书作者

　　作为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青年、作为温州最早畅销书的作者，作为《园柳》这样一本当时在全国都有影响力的通俗文学杂志的总编，再作为什么都没有落下的一代，李涛拥有着一个近乎辉煌的上世纪80年代，今天的他之所以在许多人眼里看来是个非常独特的温州生意人，也正是因为他先前的那些经历。

　　尽管在采访中他不断强调，他永远都会很热爱当下的现实，并没有对哪个时代怀有特别的感情，但在他向我描述那个年代的时候，眼睛里还是闪耀着不一样的光彩，毕竟那是一个文学青年们的黄金时代。

　　李涛的80年代应该从1981年开始。

　　当了五年的文艺兵后，他在这一年开了后门，从部队回来考大学，当时这么做固然出于求知的强烈愿望，20多年后已经中年的李涛不无狡黠地透露了一个散发着勃勃青春气息的理由———温州姑娘从那一年开始让他感觉越来越漂亮了，因为在那年温州针织一厂推出的“一枝春”连衣裙，第一次成为街头的流行服饰。

　　“上世纪80年代初，夜里最热闹的地方是学校！”李涛用这样一句话开始了他的夜校回忆，从部队回到温州的李涛很快就开始了他的夜校生活：一是作为学生，他在当时的温师专读汉语言文学，二是作为教师，他在温州六中教夜校高中课程的写作课。这两个角色让他对当时的读书气氛有了非常深入的体会。“那时读书风盛行，每个夜校都人满为患，跟今天人们冲着文凭和技术等级证书去读书不同的是，那时的年轻人真的是为学文化学知识来学校的，人们普遍有追回失去的学习时间的迫切愿望，现在最吃香的是演员，四处走穴，那时候走穴最多的是教师。”

　　第一次当上经理

　　毕业后，李涛被分配到文化局《园柳》杂志社做编辑，他一边编杂志，一边和朋友自组诗社，积极探讨诗歌，自费花钱印了诗刊《匆匆》，还和朋友办起“美学研讨班”，不定期地讨论美学问题。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小的风波，1983年春天，一个叫张志坚的诗人在《匆匆》里发表的《国库券》一诗被批成精神污染，李涛因此被责令做了检查，因为那诗里有这么一句：蔡伦发明的纸张+大量印过红宝书+又在印着国库券。

　　1987年李涛被任命为《园柳》杂志社总编，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惊奇地发现，当年温州另外一本文学刊物《文学青年》，这本比《园柳》在国内更有影响力的杂志的老总吴明华，如今也是下海多年的成功商人时，不由惊讶这究竟只是一种历史的巧合还是命运的必然？李涛表示应该是后者，因为吴明华是一个业务经营两手都抓的老总，而他本人也早在1984年，就当上了《园柳》杂志社经营部经理，那是杂志经费最困难的时候，李涛承包了《园柳》，这在全国期刊里也算少有的举动，这也是他平生第一次当上了经理。杂志发行从原先的3000册，提升到100万册，最高发行到165万册。

　　水涨船高，1985年到1987年《园柳》杂志的文章稿费哪怕在今天看来也是不低的，达到1000字500元。作家余华就曾自称，当年在饥寒交迫的时候，《园柳》杂志给过他300元的稿费。

　　那时年轻人喜欢文学的气氛到底好到什么程度呢？

　　李涛给我们描述的文学培训班盛况就可见一斑。在杂志发展最鼎盛的时期，《园柳》曾多次举办文学培训班，其中有一次他们请的是电影《孙中山》的编剧贺梦凡、《大众电影》副总编辑徐海滨等人，地点选在原师院的阶梯教室，由于老师的名气大，结果整个阶梯教室里不但满座，连旁边的走廊也都挤满了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只好临时再接出四只喇叭到另外的四个教室，才把那些好学的文学青年们安抚下来。

　　收获浪漫也收获金钱

　　如同许多反映上世纪80年代生活的电影里演的那样，文学青年在当时的温州也是非常受人欢迎的，尤其在那些年轻的姑娘们的眼里，文学青年的魅力一点都不逊于今天的大款。才华横溢的李涛，当时正是风华正茂，总不时地有年轻女孩子或者单独或者邀上几个姐妹来看他，收到的情书自然也是不少。

　　当然，那时的文学收获的也不止只有浪漫，同样也还有相当不错的社会影响，甚至经济回报。1987年，李涛的第一个长篇《怪胎》出版了，首发就是14万册，一个年轻的还没有什么名气作家的处女作能有这样的发行量，就算是在现在看来也是非常不错的。但就是有这样的发行量，《怪胎》在温州还是卖到脱销，有黄牛甚至把这本标价原本为2.55元的书炒到了17元一本。这本以当时社会热点“抬会”为内容的小说成为当年温州的流行读本，当时年仅11岁的我甚至是在一家平常只出租金庸、古龙、琼瑶等人小说的租书店里争抢着才有机会读到这本书，那年妙果寺每个摊位上的小老板们更是人人手上皆有一册，李涛甚至当时出差到了杭州都能听到有人在讨论他的小说。

　　“赚钱倒在其次，主要是那种心理满足呀，怎么说呢，简直就觉得自己和巴金一样了！”当房价只有200来元每平方米的时候，李涛的年收入就达到了三四万元，这使得他在年少时许下结婚不用家里钱的愿望很快就得到了实现。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改变命运的写作，第一部长篇就以经济题材为内容，这似乎也为李涛日后的事业和写作定下了一个方向，之后不论是报告文学《温州形象》还是电视剧《突围》，无不都以温州经济建设为题。《园柳》停刊后，李涛与人合写《温州形象》，随着对大量的温州上流人物，官员和企业家采访的深入，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终于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仕途郁闷的李涛下海了。

　　在谈到文学衰落的原因时，李涛只是把上世纪80年代跟现在作了这样的一番比较：

　　上世纪80年代是个现实与梦想并存的时代，躁动和恬静同在的时代，拜金与理想抗争的时代；而现在则是一个更加现实更加追求财富的时代，人们开始追求生活品质追求感官刺激的时代。

　　文学衰落既成事实，如今生意人李涛只在每天的后半夜延续着20年前的事业，他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尽量让自己和家人生活得自在一些，过去和现在以及未来对他来说，并不存在谁比谁更好的问题，“人最大的问题应该是———怎样让自己活得更好一些？”

　　手握一柄石楠根烟斗的李涛悠悠地吐了口烟后说。■撰文 章翔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