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典型肺炎到盖茨被刺看信息时代谣言控制

　　作者：黄旦等　

　　4月1日下午，针对信息时代的谣言控制，《外滩画报》举办了一次沙龙。受邀的专家是复旦大学张国良、黄旦、孙玮三位传播学教授，以及复旦大学传播学的四位在读博士生——周葆华、徐晖明、李兆丰、陈红梅。

　　●信息闭塞，就会引起恐慌，所以采取压制方式。但是，现在的信息渠道已经多元化。如果你不说，自然会

　　有别人来说，这家媒体不报道，一定会有别的媒体来报道

　　●党报的以严把关、谨慎小心可能与刻板等一起被扔掉了，真正适应市场要求的新闻职业立场还没有形成

　　●信息的透明度不够的话，本身就很容易造成谣言

　　●现在要做的是研究针对目前受众的承受能力，形成一套机制，使公众利益最大化。但是我们没有，很混乱，不报道，是为了公众利益最大化；报道，也是为了公众利益最大化

　　《外滩画报》：比尔·盖茨被刺这个假消息，你们是通过什么渠道获得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孙玮：我是在网上看到的。当时立刻就打电话、发短信给其他人。我并不是幸灾乐祸，只是种轻松地接受、享受这条信息，管它是真是假。

　　黄旦：我是从网上看到的。我也只看了一个标题，内容根本没看。第一反应就是“假消息”。网上的东西，我向来不轻易相信。

　　陈红梅：我是在东方电视台的滚动字幕中看到的，当时我就跟我老公说，肯定是个假新闻。

　　《外滩画报》：对于这个消息，你们似乎都持怀疑态度。但谣言还是在大范围内迅速传播开来。这又怎么解释呢？

　　李兆丰：无论是流言还是谣言，必然也有真实的因素存在，否则是不可能扩散开来的。拿“比尔·盖茨被刺”来说，它有一个真实的载体。2月27日，比尔·盖茨刚刚完成在华的访问，并且随着伊拉克战争的打响，恐怖分子的袭击行动可以说也成为全世界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传出这样一个消息，也就难怪国内各大新闻媒体关注了。但是，仅凭这一点，肯定不能判断谣言为什么会发生。我认为，谣言的产生，是由于社会的自我保护机制产生的。但这还没有触及到事情的本质，谣言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社会的某些心理，最后是带着某种利益存在并扩散。

　　陈红梅：还有一个原因是，媒体也提供了一个谣言迅速传播的平台，媒体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看到，电视台播出的“比尔·盖茨遇刺”滚动字幕，后面竟堂而皇之地加注“未经证实”，这开了一个很危险的先例。既然未经证实，你怎么能播出来？到底由谁来证实？难道是受众吗？如果媒体没有能力证实也就罢了，这件事情要证实是非常容易的，有时即便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媒体也不去做，而把求让的任务扔给了受众。这里有一个媒体应传播真实信息的社会责任问题。

　　黄旦：这也涉及到一个媒体怕漏新闻的问题。竞争迫使媒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像比尔·盖茨这个事件，对于多数公众，信不信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媒体“信其无”，没有好处，有时还会因漏稿而挨批；“信其有”，则有可能因此而成名，即使不成，大不了再改就是了。这个时候，竞争，这个背后的力量，自然会让其选择“信其有”。

　　张国良：我觉得这透露出信息时代的媒体焦虑。信息太多了，生怕自己漏掉什么重要新闻，所以受众焦虑，媒体也焦虑。而且作为公共机构，媒体同时还要承担着减轻这种焦虑的责任。我打个比方，原来我们是从贫乏时代走过来的，那时候没有什么商品可供挑选，也没有什么可焦虑的，每个人都是粗茶淡饭。后来，我们社会财富增加了，在兴奋的同时，人们也开始焦虑了。这么多好东西，我到底选什么？突然产生一种迷失感。现在，我发现，超市去得越多，买的东西越少。信息也是，信息多了，媒体多了，获得的有效信息反而少了。为什么？因为媒体也焦虑。它把得到的信息都发布出去了，但这些信息不一定是受众需要的，或者发布方式不合适，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如何应对焦虑？这是个人和媒体都需要思考的课题。这还涉及到媒体专业水平有多高。媒体在焦虑时，是选择10次有9次错，而引起大轰动，还是选择10次报道9次对，产生小轰动？选择后者值得吗？我想，如果媒体选择了公信力的话，那还是值得的。否则只能成为泡沫，轰动一下就过去了。

　　《外滩画报》：作为研究传播学的专家，你们看来，目前的媒体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张国良：方向感不强，或者说，方向有点偏。过去是政府管得太紧，现在是太偏向于市场。媒体是要分工，满足不同的需求，但是一定要有个道德底线。

　　黄旦：我觉得，媒介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但是，就目前来看，媒介职业立场还需加强。我们的媒体不仅要报道事实，提供必要的知识，更要展开必要的讨论。有各种不同的意见，都要展现出来。有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就有利于培育合格的公民，从而形成一个能有效运作的公共领域。

　　孙玮：市场化还是一个很好的方向。的确，它是出现了一些负面的现象，但是不应该因此就抹煞了它的主流方面。炒作、媚俗等也是必然要经历的，我宁愿多看一些它的积极面。

　　陈红梅：我认为，我们的媒体现在正处在转型期的特殊状态中，旧的规范失守，新的传统还没有建立起来。党报的以严把关、谨慎小心可能与刻板等一起被扔掉了，真正适应市场要求的新闻职业立场还没有形成。不要以为那些香港娱记都只会像狗崽队一样围着明星转，其实他们很有职业操守，有时为了一个新闻事实，可花几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去证实。但是，我们的很多记者根本不愿去核实消息，宁可制造假新闻。我认为，市场化与责任感应该统一起来，这是社会主义新闻的质的规定。这里就有个职业道德、职业操守问题。在市场竞争中，职业操守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媒体会被很快地淘汰。

　　《外滩画报》：除了媒体的不负责任，谣言是否还有其他生成原因？

　　黄旦：其实，就像我们平时说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道不走小道走”。过去，信息闭塞，政府他们认为有些信息如果公开，就会引起恐慌，所以采取压制方式。但是，现在的信息渠道已经多元化。如果你不说，自然会有别人来说，这家媒体不报道，一定会有别的媒体来报道。如果信息的透明度不够的话，真话压住不说，本身就很容易造成谣言。

　　陈红梅：如果当时的报道就是透明的，可能就没有后来这么多的事情了。拿非典型性肺炎来说，最早是2002年12月发生在河源，当时就有两个人感染，送到医院，但是没有注意，医生护士也传染了，最后都治愈了。这个消息没有及时报道，以至于后来谣传说这些人都死了。

　　《外滩画报》：提到广州非典型性肺炎事件，那就涉及到一个辟谣问题，古话说，“谣言止于智者”，但也有人提出“谣言止于公开”。究竟是止于“智者”，还是止于“公开”呢？

　　徐晖明：“比尔·盖茨”事件与非典型肺炎还是不同的。谣言，有些是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的，有些是不需要的。谣言止于智者或者说是公开，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像1955年8月，纽约下了几天的雨，有一个谣言说一小时之内城市上游的水库坍塌。立即，四分之一的人都逃走了。这时不管是小学生还是大学生，都立刻需要采取行动，而不会“止于智者”。“谣言止于公开”我个人认为更有道理，但仍然有需要探讨的地方。关键在一个“止”字，我认为，谣言是永远不会止的。在非常公开的情况下，谣言依然存在。

　　《外滩画报》：目前，以公众的承受能力，全部公开一些重大突发事件的真相，他们能否接受这种动荡？

　　张国良：我觉得没问题。

　　孙玮：可以。而且全国应该分地区。

　　周葆华：80年代末期，上海发生了大规模的甲肝。但是这个消息是公开的，报道了危害的程度，同时给出了相关的预防知识。据当时的资料显示，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动荡。10多年前都可以承受，现在为什么不能呢？

　　徐晖明：像广州非典型性肺炎引起的恐慌，正是由于信息不透明。还有，1997上海连续发生年的“敲头案”，也是同样的原因才造成恐慌的。

　　黄旦：总归要试一试的，我觉得现在可以了。原来我们对于这些事件，都是要等到有了结果再予以报道。但目前情况下，未必合适。因为受众可以通过凤凰卫视、BBS等获得信息。另外，我们的公众，特别是城市居民，教育程度提高了，思想也相对成熟了许多。像上海，目前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大学生。学历的提高，他们的判断能力也在提高。这时，我们更能体会谣言止于公开了。现在很多人认为，“知识分子”的“知”可以改成“智”，就是说，不仅要有知识，更要有判断能力。对各种各样的信息能作出自己正确的判断。我相信他们是能够接受这种振荡的。

　　《外滩画报》：对比“非典型性肺炎”事件和“比尔·盖茨遇刺”事件，似乎真消息没有报道，假消息又传播得特别快，这是否全是媒体的责任呢？

　　孙玮：在目前的环境下，媒介不应该承担很大的责任。我觉得负面信息传播，有些是与公众利益有直接关系，像非典型性肺炎，有些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它牵涉到的利益主体有下面几个。一个是当权者，即现在的政府，因为它手中拥有权力；第二个是公众；第三个是媒介；第四个是知识分子。我们目前看到的情况，就是这四个利益此消彼涨的结果。有人认为要公开报道，因为他们对事态的发展很有信心；有人要隐瞒，因为他们认为这样能减少损失，避免恐慌。

　　黄旦：谣言主要有两类，一个是关于明星的，另一个就是与公众切身利益有关的。像广州非典型性肺炎这种事关每个人的生命安全的，政府管理机构通常采取的都是“掩”，直到“掩”不住了。但是，如果发生在美国，肯定早报道了。而“比尔·盖茨事件”的报道不触及大多数人的利益，不会造成管理者担心的“社会动荡”或者“恐慌”。这些因素都会左右媒体的报道。

　　孙玮：我们的专家，现在要做的是研究针对目前受众的承受能力，形成一套机制，使公众利益最大化。但是我们没有，很混乱，不报道，是为了公众利益最大化；报道，也是为了公众利益最大化。经研究得出科学的结论，如何使公众利益最大化，这个现在还是缺席的。

　　《外滩画报》：过去，我们的政府在处理重大突发事件时，通常采取控制的方式，但在信息时代，这一做法显然无法阻止谣言的大面积快速传播。以后政府该怎么做？

　　黄旦：在现代社会，信息渠道那么多，对于像这些灾难性的报道或者突发事件，我们却始终没有看到，有哪一个媒体，或者政府部门、权威机构站出来，提出一个完善的或者说是基本的应对模式。美国则不同，他们在发生恐怖活动时都有很完备的应对机制。拿媒介来说，第一时间报道什么，怎么报道，都有一套很成熟的规定。读者对此也很适应。但是我们没有，没有人来做这些事情。我们没有经验，也没有打算去做。大家都在“碰”，媒介胆子大就报道，胆子小就不报道，于是就变成了混乱之中媒体在比谁胆量大。建立重大突发事件的预警和应对机制，需要政府、媒介、学者和公众共同努力。特别是政府部门，应承担主要任务，因为这本身就是政府公关的一部分。(茅文贤／录音整理)

　　张国良现任

　　黄旦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闻系主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孙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博士。(频道责编 赵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