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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窑文化”的政府转型

　　□本刊记者 石 破 发自太原

　　“工业体系的重构对于重塑民众信心、实现山西转向的战略都很重要，但能否转向还取决于用什么样的人来管理，上至一个省下至一个部门同样如此，这将影响山西的未来和前

途。” 山西省政府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

　　而山西省社科院一名学者的说法是：“中央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山西省的领导配备已经足以说明。”山西各界对于来自北京的省委书记张宝顺和来自南方的省长于幼军显然都寄予了很深的希望。

　　“他们提出的发展思路都是有利于山西未来的，但是山西要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希望最后他们不是带着悲伤离开。山西每届政府主导的改革工程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了悲壮的色彩：这不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实验，因为煤炭对于山西无异于血液之于人体，山西已经不能够再承担失败的代价了。”一名接受采访的官员这样感叹道。

　　吏治腐败之困

　　今年5月，轰动一时的太原市安监局腐败窝案中，有5名局长落马。另外，阳泉市盂县安监局原局长韩斌、吕梁市交口县安监局原局长武小莉近期也被判处有期徒刑。有意思的是，他们的主要犯罪事实都不是“贪污”或“受贿”，而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另一个更耐人寻味的事实，是山西省以前很少有腐败案曝光。2006年9月18日，山西省纪委常委、监委副主任、省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副组长李正印在《关于今年以来全省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情况的通报》称：2001年至2005年7月，全省查结商业贿赂案件657件，涉案金额2.9亿元，刑事处分378人，纪律处分141人；而2005年8月至9月这一年里，全省查结商业贿赂案件就有424件(其中2006年5~9月高达248件)，涉案金额6586万元，刑事处分111人，纪律处分32人。

　　报告称，今年以来，全省各级纪监部门共查处发生在煤焦领域的行政审批、安全监察、资源经营、煤企改制等环节的商业贿赂案28件，党、政纪处分31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3人。

　　从去年开始，山西省着手重点治理煤焦领域的商业贿赂。今年3月，全国治理商业贿赂办公室布置工作，4月份山西就成立了治理商业贿赂办公室，因为“面上工作做得不错”，还受到了全国治理商业贿赂办公室的表扬。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山西省各地查处煤焦领域的商业贿赂案件的进程，第一阶段“自查自纠”到今年年底结束。上面这份报告承认，本省治理商业贿赂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有些地方、部门不够重视，一般性口号多，真抓实干少，有人认为这项工作是一阵风，搞个方案过一下就万事大吉；有人认为商业贿赂是行业潜规则，法不责众，因此有畏难情绪。二是自查自纠不深入、不扎实，找问题敷衍了事。三是执法、司法等部门尚需进一步加大力度，并形成合力，如沟通信息、通报相关案情等。四是各地治理商业贿赂办公室，有的只有两三个人支撑门面，难以开展工作，也没把精力放在工作上。

　　记者问山西省治理商业贿赂办公室的一名官员：省里让下面“自查自纠”，他们会否缺乏足够的动力？这名官员回答说：“全国都是这样，中纪委也没有办法。山西省整体上还是走在全国前面的……另外，我们只是督查案件的单位，不是具体办案单位。”

　　山西省的腐败显然刚刚揭开盖子。

　　软环境之难

　　长治市委书记郭海亮告诉记者：“越是穷地方，软环境越差。它没有大的工业，也没什么地方产业，所以人人都往财政供养的单位挤，以挤进这样的单位为荣。挤进去的人多了，他就要想办法搞钱，就要收费。他收的费越多，发的财越多，环境越差；环境越差，经济越差；经济越差，往这些单位挤的人就越多，恶性循环。所以，越是穷地方，软环境的治理就越难。”

　　2005年，国务院下令“官煤撤资”，以温州人为主的江浙企业家大量来山西承接煤矿，他们很快领教了当地官员的厉害。按照国家规定，开矿必须“六证齐全”。一名不敢透露姓名的矿主向记者讲述了他办理其中一项证照的经过。

　　“这个证是最难办的。你把矿拿到手了，这个证不一定能拿到手。我们要做的第一步是整理资料，相关的国家标准有40多条，资料上需要市、县10来个官员签字，市里的主管局副局长签字，一般收五六千元，管公章的小女孩也要500元。

　　资料收齐以后，再到省局办事大厅门口，在这里找一个代理公司来办理。“代理公司的幕后老板都是跟这个局有亲密关系的人员。如果你的资料没问题，他们向你要8万~10万元‘资料费’——我们准备了8套资料，一尺多厚，光复印费就花了1000多元。

　　“如果你的某项指标达不到，还需要做工作，比如请人去测量煤矿的位置、储量、工作面等，没有50万元下不来，但要让代理公司来办，拿20来万，他就给你办成了。

　　“材料全部搞好后，就送到办证大厅的窗口，但里面不接，还要让我们‘上贡’，5个负责审核资料的人，每人送5000元。收钱后，他们答应20个工作日以内，会看完这些资料。

　　“然后是局长预批。预批过后，还要去现场对照检查。负责此事的是当地的工作站，站长是处级待遇，下面有六七个人。接档案的是站里雇用的临时工，我们给他材料，他不接。不接就不能验收，送上500块钱，人家才接下来。

　　“我们请检查人员去验收——跟请爷是一样的。人家不去，说没时间。还得找关系再‘上贡’，这个关系费是1~2万元。人家去了两三个人，到地方后先吃饭，饭后来到矿上。按规矩，检查人员脱掉衣报，穿上矿工服，下井一次，不低于1万元。

　　“从井下上来，一般先训斥矿主一顿，让整改。矿主陪着检查人员，先在宾馆住下，然后吃饭，找小姐，当地的小姐人家看不上，我们就开车到40公里以外的市区去，叫来几个小姐，每个检查人员分一个。第二天一早，检查人员就走了。整改半个月后，再约人家来检查。这个时候，双方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了，先请去吃饭，一桌饭5000元，然后再洗澡……”

　　这样的情形这个矿主共经历了3次。最后一次，给每个检查人员送2万元，就连司机都送了1000元红包，但检查人员并没有当场签字。这之后矿主又提着礼品去了负责人家里，等他签过字后，这些材料返回省局，证照终于批下来了。

　　这个矿主最后跟记者说：“整个过程约需4个月以上，所花费用是120万元——送钱的前提是有熟人介绍，不然人家还不收。”

　　这个钱看上去不少，但它是一次性的，矿主们也能承受。他们认为，县及乡镇两级政府，才是煤矿的最大负担。县里对下面所有的煤矿，都是像挤牙膏一样，慢慢地把你的钱挤出来。“官员搬家让你掏钱，政府

　　有的南方矿主，用“煤窑文化”来概括山西的政治、经济、社会面目。他们认为，山西从省到市、县、乡镇，大部分官员都是从煤矿出来的，山西的大部分产业也都与煤矿有关，山西最大的特色就是“煤窑文化”，不管政治、经济、社会都带着这四个字。而刚刚从山西省五大煤炭集团之一的潞安集团副总经理位置上退下的张明安先生则对记者说：“在现有的体制下，能源相关行业只要不出事，一个人也不抓、一个人也不撤，出了事，一处理就是一大片。”

　　人才之匮乏

　　长治市委书记郭海亮说：“我们有些干部也讲市场经济，但是一操作起来，思维方式又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了。从主观上来说，还是我们的执政水平、执政能力不适应的问题。我们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一大批像样的干部。”

　　忻州市委副书记杨增武则对记者笑言：“有些机会，山西省觉悟得也不迟，但是有‘小富即安’的心态，想想就算了，做不起来。另外，山西人的性格特征是老实，唯中央之命是从。有人开玩笑说：山西人看见中央亮起红灯，就不敢动；人家其他省一溜小跑过去了，山西人一看，也想跑，这时中央不仅亮红灯，还把栏杆放下了……山西的发展机遇就这样失去了。”

　　杨增武透露说：前几年，山西省政府曾经出资，让一些地方办企业，但是因为没有人才、技术，这些企业都垮了。“煤老板不去外地买房、买车，他的钱在山西能弄啥？”杨增武说，“除了挖煤，别的他也不会。他挖煤又把环境破坏了，所以就搞‘生态移民’，全家老小都迁走了。”

　　山西临汾乡宁县曾让本县100多个煤矿的煤老板们申报“一矿一业”项目，结果，煤老板们申报上来的，90%以上都是养羊、养牛等涉农项目。一名县政府官员向记者透露，县政府准备建立一个项目库，把项目找好、论证好，让煤老板们投资时心里有底。

　　“过去山西之所以在煤上做不了多少文章，就是因为没有这方面的人才群体，所以得靠人家带动。”杨增武说，“深圳不也是靠外地人干起来的吗？忻州以前有个啤酒厂，经营不善，垮了。如果百威或青啤来收购我们的啤酒厂，人家有市场，有人才，我们啤酒厂的销售不就带起来了吗？”

　　对于山西的行业管理部门来说，引进外资，自己看不到自己能落多少好处，所以缺乏改变观念的动力。“有些部门虽然也搞了办事大厅，但大厅里坐的都是干事，根本作不了主，你还得去找处长。如果领导有足够的魄力，立下规矩：哪个项目因为你没有服务好，走了，我立即撤你的职，他不服务好行不行？”杨增武这样说道。

　　而一个未经官方权威证实的说法是，从2005年起山西官场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一些重要部门的一把手都不能从本部门直接提拔，需要从外地引入，同时不再要求有煤炭行业的工作经历。包括省里的领导。

　　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不要老是在资源利用的角度来考虑山西的发展，不仅仅是煤，而是要全方位考虑，逐步改变山西的发展思路，通过人员的调整来逐步打破紧密的煤商关系，从而让山西走向不仅仅是依托煤发展起来的产业道路。

　　(本刊记者程必忠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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