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最大的问题在政府改革

　　山西最大的问题在政府改革

　　——吕日周专访

　　□本刊记者 石 破

　　在山西官场，吕日周是个异数。他敢说、敢做的执政风格在山西官场很少见，因此引起同僚和民众对他复杂、迥异的看法。

　　对山西的历史和政情，吕日周多次发表过尖锐的评论，今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吕日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对此也作过详细的阐述。他认为山西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改革的问题。

　　“政府改革就是政治改革的主要矛盾。不抓政府改革，去抓别的改革，就会事倍功半。” 吕日周跟本刊记者说。

　　不顾人民利益的“左”的倾向

　　吕日周说，山西地处中华大地的中间位置，不东不西，从1990年以后，落后得更为明显，人们戏称山西不是个“东西”，那是因为这里也没产出多少东西。原因是什么呢？吕日周认为，就是山西人没有正确认识省情，以及中央与山西的关系。

　　山西经济的特点是

　　山西人很老实，山西的干部也很听话。但吕日周认为，这种“听话”的干部形象，表面上是很守规矩，实际上却反映出主观能动性不够，未能积极向上反映基层实情，争取支持的情况，是对党和人民不负责任。

　　吕日周举例说：“长期以来，中央要煤，山西就只懂得挖煤，不懂得煤变气、煤变焦、煤变电可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中央不向山西要焦炭，山西也不懂得产焦。中央向山西要电，山西只懂得向外输电，自己的工业用电、农业用电、生活用电却不足。群众说：‘农民买彩电，只能看再见。’中央运煤走铁路，山西不懂得自己修公路。中央要煤要电占用了山西的水资源，山西也不懂得好好造一些引水、造水工程……”

　　早在十几年前，山西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要想解决山西经济“贡献大，收益少”的矛盾，必须调整产业结构，省里也多次召开论证会，拿出了若干方案，但一直处于“纸上谈调”的状态。多年来，山西经济的指导思想，基本还沿袭着传统思路，发展着原煤、原钢、原粮、原木等原料，特别是挖煤的指导思想，愈演愈烈：“要想富，挖黑库，库里银钱无其数。”煤炭产量直线上升，调产走向了“不动产”。

　　吕日周说，山西经济并非注定是牺牲经济，中央也不会出此下策——中央政策是全面的，问题是山西的认识是不是全面？只看到确保中央计划的必要性，看不到维护地方利益的合理性。山西在不少时候，是以领导干部中形成的“为国家就等于为山西”的思维方式为标准，习惯于盲从，在处理中央与山西关系的工作中一边倒，形成“山西人民利益无足轻重”的价值观念。

　　吕日周将这种思想概括为“不顾人民利益的‘左’的倾向”。他说：“山西各级干部为人民服务，就是在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的同时，要为山西人民的经济收入服务。有能力，就应当把一个地方人民的经济收入搞得比同等条件地方的人民更好一些。否则，就要老老实实地承认工作有差距，‘为人民服务’差了一截。没把山西人民的经济收入搞上去，不管找到多少崇高的理由，都掩盖不了无能力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党的政策与本地实际结合的落后性、无知性和蒙昧性。”

　　吕日周将内蒙古0与山西作一对比：内蒙古煤炭储量占全国的1/4，仅次于山西。但人们更多听说的是内蒙古的“仕奇”西服、“鄂尔多斯”羊绒衫等轻纺及“伊 利”、“蒙牛”这些食品工业品牌，因为内蒙古的经济发展目标很明确，就是全区城乡生活水平达到全国中等以上，争取粮食自给，有更多的机动财力发展经济文化。现在内蒙古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后备基地，财政收入年均递增15%左右。

　　与此同时，山西还在“一黑遮百丑”。产业结构没从根本上调整过来，却又没有紧迫感。只要哪个地方有煤，煤的产量和收入逐年增长，当地领导人就会沾沾自喜。在同一行政区域，产煤地的暴发掩盖了无煤地的贫困；掠夺性开采资源、出卖资源而致富很容易使老百姓产生鄙视文化、教育的观念和轻视任何致富门路，更使领导人很少研究发展市场经济的新思路，不在产权改革和产品开发上动脑筋。暂时的和眼前的致富掩盖着难以持续发展致富的矛盾。

　　从干部作风上来看，山西干部一是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整天研究人际关系、金钱关系和裙带关系，“与其整天和农民在野外打土块，还不如陪领导的夫人坐小板凳聊天拣韭菜”。“山东人研究让谁去干，山西人研究要干掉谁”；“南方政府机关放手让企业家折腾，山西政府机关放手折腾企业家”。

　　二是受中庸之道的影响。阎锡山信奉“中”的哲学，祁县乔家大院的名称是“在中堂”。有一个县委书记跟吕日周说，我干工作就是三条：第一不误事，第二不出事，第三不做事。吕日周质问：这种人能当好县委书记吗？领导的水平体现在哪里？水平就在于敢于拍板，支持对的，否定错的。不能遇到是非就不表态。这个县委书记说：“我怎么能表态呢？张三说东，李四说西，那我说什么呢？不表态。”

　　三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影响。在山西的贫困县，常能看到一些啃着窝头、吃着咸菜的农民，耻笑吃着肉馒头的南方修鞋姑娘，问她们为啥远离家乡，来干这种“丢人”事？

　　吕日周感慨道：“这些问题加在一起，排斥着改革开放，一环一环把人套住，一绳一绳把人捆紧。这样的环境，真要命……”

　　山西执政风格历次转变

　　从1983年任山西原平县委书记，之后历任朔州市市长、省体改委主任、长治市委书记、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几度大起大落，山西省政府也经历了数次换届。吕对不同时期的山西省政府风格评点道：

　　“计划经济时期，中央主要向山西要煤、要电，山西要不提供，就不利于全国发展，当时的山西省政府就是煤炭政府，派来的领导也是搞煤炭的。外省抓了很多重点工程，山西没有抓，落后了。这是第一阶段。后来，贵州六盘水的煤出来了，陕西、内蒙的煤也大量出来了，我们就不应该再搞煤炭政府了。而且，因为重视煤炭，我们也耽误了一些生活、生产的基础建设。后来的政府就搞了重点工程，这是第二阶段。抓重点工程是对的，但你同时要搞调产，调整经济结构，那不影响你抓重点工程呀。但是可惜，在‘调产’上力度不够，所以我给它概括一个‘重点工程政府’。从1999年开始是第三阶段，新一届政府提出要调产。我是全力以赴地赞成。煤炭时代结束了，重点工程时代也结束了。调产是非常重要的，山西确实抓到了要害地方。但是我有一个观点：要致富必须调产，要调产，政府必须创造环境，要创造环境，干部必须转变作风，这是一连串的问题，光抓调产行不行？不行。调产的主体是企业家，是人民群众，是社会，而不是政府。如果把政府作为调产的主体，那又重复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思路。这个认识在山西最重要。”

　　吕日周认为，山西省政府重点工作几个时期的转变，与中央对山西的认识不断深化是相适应的：“一开始，中央和山西省政府认识一样：中央需要煤，山西需要煤，所以给山西配的书记或省长，来一个搞煤炭的，来一个又是搞煤炭的。我当时就想，湖南要派个种稻子的干部——曾经种过稻子，现在成了稻子专家，然后再当省长，按照山西的思路就应当是这样的。这种思路肯定是有缺憾的。后来中央就不这样派干部了，不搞煤炭的人也让他到山西当领导。但是，可能是南方人不愿意来，还是山西不欢迎南方人来？就都派北方的人来，而且都是从比山西落后的地方来的。你看新疆、内蒙、青海、东北这些比较艰苦一点的地方，这些地方的同志可能愿意到山西来，中央可能也好派干部。但是山西最需要的是解放思想的干部。第三阶段，随着我们调产的深入发展，觉得我们要更进一步地端正山西的思路，解决山西的公共服务的问题，给老百姓带来利益。这时候从南方派来了领导人。”

　　吕日周向本刊记者强调：“我不是说埋怨哪一个人，或者哪一届领导，我们是坐在这里，公公正正地总结山西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的。有人说：‘哎呀，那一届是谁当领导的，你说的，是不是对人家不恭敬呀？’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之所以敢说话，是没有任何私人成见。”

　　对目前这一届山西省政府，吕日周概括为“人本政府”。对于省委书记张宝顺，吕日周称赞有加：“张宝顺书记讲过的话很多，我记住一句，叫‘政府创造环境，企业创造效益，人民安居乐业’。一环扣一环：政府创造好环境了，企业才能创造出效益；企业创造出效益了，税收增加，政府才能拿出钱来扶持弱势群体，让人民安居乐业。这也是他对山西工作的指导思想。

　　他特别举了山西省省长于幼军的一个例子：“在某一地方发生了打群架，甚至打死人无人过问。于省长拍案而起，说：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这里出了这种问题不解决？如果说我们共产党员口口声声地讲为人民服务，而看到那些人打群架，甚至打死人无人过问，绕路而去，这不叫共产党员。”

　　吕日周对本刊记者说：“我非常赞成党中央从思想解放的地方给山西派来干部，因为给山西治病的药方里，缺乏思想解放、与时俱进、真抓实干的药。山西人老实，‘实事求是’还算是山西人的特点。山西干部跟其他地方调来的干部结合起来，不就更好了？”

　　“我觉得山西大有希望。”吕日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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