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山西转型：专家称经济结构调整还需几十年

　　策划人语

　　山西正在发生变化，从舆论到人心。

　　从省政府强力推动“三大战役”大批量关停非法煤矿和合法小煤矿，到发布《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办法》，使“采矿权有偿使用”走在全国前列；从煤化工产业为主

导的新型能源基地发展思路获得国务院首肯，到焦炭行业自组价格联盟尝试欧佩克路径；从省长频频带队前往香港上海等地招商引发媒体热潮，到 “1.6万亿融资计划”和组建“晋商银行”，细心的观察者都能发现萌动之中的变革之力。

　　甚至，这种变化也能在吏治腐败的整治尝试和官煤链条的消除努力中获得解释。——在这个被学者谢泳称作“从来没有犯过‘右’的错误”的中部边缘省份，“政府转型”已成为那些力图有所作为的官员们的普遍期待。

　　煤成就了山西，也败坏了山西。山西经济和政治的主要问题几乎都能在过去30年的历史细节中找到成因，山西今天的艰难转向也正是在为过去急功近利的各级政策支付成本，而它们都绝非一个单纯忽略“可持续发展”的惯常失误。

　　和此前数次经济结构调整的努力相似，此次山西勾勒出的未来定位并没有发生真正方向性的转变：“新型能源基地”仍旧是“能源基地”。计划经济体制下，山西能源行业应国家需要“一枝独秀”；市场经济条件下，积弊难返的政治经济结构迅速使之进入“独木难撑”的发展困局；时至今日，在能源从来没有如此重要地成为这个国家日常政治经济关键词的时候，山西再一次迈起的调整步伐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力量支撑？

　　事实上，能源经济的发展路向究竟何为，并非只是山西需要思考的问题。

　　——本刊编辑部

　　山西转型 向左向右

　　□本刊记者 程必忠 发自太原、北京

　　“为什么要转型？”一名在京某机构供职的不愿透露姓名的山西籍青年学者透过镜片盯着记者反问，“你说为什么要转型？你以为乔家大院乔致庸的故事发生在今天？你不知道现在山西的煤商挣了钱全跑北京上海深圳甚至英国加拿大去了吗？你当记者的知不知道什么叫对未来有信心？再不转，山西就彻底没戏了。”　

　　记者并没有想到被访者言辞这样激烈，更没有想到在北京采访遇到的山西籍学者私下大多对山西的未来并不是很乐观。

　　“山西是什么？华夏文明在山西啊。从历史和人文角度看，当年我们山西人因为穷而走西口走天下，但靠自己的勤劳和守信也摆脱了困境；现在的一些山西人发家靠的天赐黑金，只要搞到许可证，挖开地皮就是钱，哪还有当年晋商的影子。更可怕的是钱来得实在太容易，精神也就怠惰腐化了。这一点与早年浙江的草根经济一分钱一分钱地挣完全不一样。”

　　这名青年学者这样评价，“如果没有政策上的变化，没有吏治的转变，没有制度的革命，没有强有力的手段，被《乔家大院》忽悠起来的那种感觉很快就会消散于山西上空的茫茫烟霭中……”

　　山西省的决策层显然也早已看到这一点。

　　“山西经济应该转型，对于这一点，历任山西省领导都清楚。”山西省忻州市市委副书记杨增武对记者说。到忻州市任职以前，从1983年到1996年，杨增武在山西省政府办公室工作了13年。

　　“产业结构的问题，不是昨天才提出来的，山西省的几届领导都知道——领导不可能不考虑山西的出路，但就看你想到什么程度？做到什么程度？”

　　1990年代初，当时的省领导曾专门组织班子，搞了一个调整产业结构的规划，但这个规划没有实施，形成了“纸上谈调”。1999年，山西省人均收入全国倒数第一。这年10月，新任省领导班子在运城地区召开了“调整产业结构”大会，并且也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并没有取得明显成果。

　　2006年，山西省新一届政府关于山西转型的最新思路终于赢得了国家最高决策层的认可。4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关于在山西省开展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的意见》：要改变现状，山西必须实现从资源提供向资源深加工方向发展，期望的目标就是将山西建成为国家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通过煤炭深加工来带动山西工业发展从而改变山西的经济结构，并最终改善山西的人居环境。

　　这是一条期待已久的转型之路。然而，在多次前车之鉴和种种不确定因素面前，作为能源供给大省和中部经济区的落后省份，山西的转向对西部的其他能源省市起着怎样的标本作用？中国目前的能源供给体系又将随之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最关键的是，山西自己将面临一场什么样的改革？

　　不东不西

　　2005年8月晋津经济合作座谈会上，天津市市长戴相龙和时为代省长的于幼军签订了两省之间的长期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于幼军说，山西迫切希望加强与环渤海经济圈各省市间的交流与合作，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拓展自己发展的空间。

　　山西转向难题，首先面临的是“不东不西”的区域位置。

　　建国后一段时间内，凭借“浅内陆、近沿海”的区位角色，以及部分近代工业基础，加上得天独厚的煤炭资源，山西在当时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家工业化建设、三线国防工业建设以及煤炭工业建设的重点地区。这些典型的国家计划设计的产业格局，自然也使山西成为计划经济的重镇。

　　到了1980年代初中期，作为全国能源建设的投资重心和布局核心，山西的区域地位开始稳中有升。而在以供给短缺、产品经济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时期，煤炭成为举足轻重的基本工业食粮，山西也一跃成为全国煤炭能源消费扇面的中心。

　　“那时，山西的经济区位炙手可热。”山西省政府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官员张复明这样回顾山西曾经的辉煌，但他随即对记者强调：“19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宏观形势的变迁，山西区位条件逐步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事实上，即便那些在以煤为重获得区域经济地位的年代里，山西遭遇的也不完全是辉煌。山西煤炭工业一枝独秀产生的恶果也正是今天山西经济结构转型所要着力解决的最大问题。

　　1990年代以来，在国家区域宏观调控和发展政策的大背景下，山西所处的区位开始发生变化，逐渐“不妙”。与山西能源生产规模的逐步上升正好相反，山西的经济综合实力排名不断下滑，1999年、2000年连续2年全国倒数第一，即便在煤价恢复性增长的2002年，山西的排位也仅在27位。

　　中国证券市场上当年有“政策市”一说，政策曾经是影响股市最大的力量。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由于改革开放是先试点然后逐步推开的，试点和先改地区皆有政策优惠，同时也有先手之利，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就更多呈现出政策型发展模式的特征。因而各地纷纷希望能够搭上中央政策的快车。

　　然而，当年的“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已成了遥远的回忆。如今的山西既不是沿海开放地带的成员省，环渤海经济圈也够不着，又不处于西部大开发的范围，也不处于长江、陇海两大横向轴带和京广、京沪、京九三大纵向轴带的沿线地带。既够不上兼顾公平、重点照顾的区位，也不是让人看好的增长潜力区域。与西靠但挤不进，往东又不沾边，不得已只好往中间站。即便这样，在“中部6省崛起”的发展规划中，写入中央文件要发展的4个城市群中，山西缺位了。在中部，山西也只能处于边缘地带。

　　又如，税收政策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地方级税收收入的规模和水平，进而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山西省地税局今年公开的一份报告《山西地方级税收收入比重偏低的分析与对策》中，研究人员这样诉苦：“中央对经济特区以灵活降税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以降低所得税为主的支持西部大开发的税收政策，以实行增值税转型、降低增值税税负和以实行快速折旧、无形资产摊销、提高计税工资标准等降低所得税税负为主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税收政策，山西都没有享受到。”

　　很自然地，这种不东不西、不冷不热、不上不下、不理不睬的难堪境地和全国经济政策的“冷区位”，严重影响了山西人的精神状态，一些山西人把山西比作中央政府的“弃儿”，“不东不西，不是东西”成为山西民众经常自嘲的话题。“十三不靠，只好靠天赐的资源。但以前是统配煤矿，中央还要把煤拉走，山西算是自家的煤点亮了别人家的灯。你也难怪现在山西煤商短视。”一名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山西处级干部这样无奈地表示。

　　重回老路

　　除了煤和旅游，徘徊在国家宏观战略阴影之下的山西还能做什么？

　　“想了几十年，至今也没有找到答案”，山西省发改委的一名处级官员对记者这样说。

　　在这个以煤为重的内陆省份，随着建国初期以煤为主的“能源国策”的确立，特别是1982年建设“山西能源基地”国策的出台，山西全省的投资项目几乎都直接或者间接倾斜与煤相关的产业。当满足了国家的能源需求后，山西才发现自己所有的产业几乎都与煤有关！

　　从建国初到1980年代中期山西业已成型的纺织、机械、家电、制造、制药等行业在1980年代以降煤炭工业一枝独秀的背景下纷纷衰退。“春笋电视，从生活中消失了；海棠洗衣机，从生活中消失了；芳芳牌洗洁用品，从生活中消失了，以前在山西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东西都消逝了。”《山西文学》杂志副主编鲁顺民这样向本刊记者谈及山西过去的轻工名牌。

　　20年后，重构工业体系再一次成为山西考虑最多而又最为现实的一条路径。

　　工业体系的重构依旧是以煤为核心。按照山西省“十一五”规划的布局，重构分层面进行：煤—电—电解铝等下游产品；煤—油—乙炔、甲醇等下游产品；煤-焦煤-煤气化工—甲醇、二甲醚等下游化工产品——通过对煤化工的开发，带动与煤及相关装备制造业，进而拉动第三产业，最终实现经济结构多元并进，形成煤炭、电力、焦炭、冶金制造、化工等五大工业体系。

　　除了电力外，煤焦化工成为五大工业体系的重中之重。早在1985年，胡耀邦同志在视察了山西部分地区后，便指出：“山西煤的出路，光靠外运是不行的，一定要转化为电，转化为煤化工，这是个方针问题。”——与前述山西历次提出产业结构调整的事实相对照，历史总是具有残忍的反讽性。事实上，山西煤炭行业的问题其实就是在为过去的政策支付成本，但时至今日，也没有看到从根本上完全理顺问题的可能。

　　2005年山西省焦炭产量达8000万吨，占全国焦炭产量的40%、世界产量的1/6，出口焦炭占国际市场总贸易量的50%。官方数据显示，山西焦炭产能已经过剩，达到1.5亿吨以上。焦炭产能严重过剩又让山西环境不堪承受。

　　“这是一个双向损失！”山西焦炭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刘泰来说，如果把焦炭生产过程中的资源进行再利用，其延伸的价值将得到提高。“不仅增加了焦炭企业的利润和抗风险能力，还改善了环境。”

　　参照普遍的计算方法：如果一吨煤在其焦化过程中可以产生的煤气大概是400立方米，焦化过程回炉燃烧200立方米，还剩200立方米。以2005年8000万吨焦炭计算，剩余的煤气大约在80亿立方米。如果这些相当于西气东输总能力一半的煤气仅加工为甲醇，可实现产值120亿元。再往下游发展，若加工为二甲醚，则可实现产值133亿元。这还没有计算被大量排放的煤焦油和粗苯利用。

　　如果焦炭市场价格走低，炼出后的焦炭也可以重新回炉取煤气来发展后续化工，从而避免因为价格波动带来更大的损失。

　　按照山西省的规划，以煤为主的化工产业在“十一五”期间，总投资将达到870亿元，形成100万吨尿素、450万吨甲醇、250万吨聚氯乙烯、160万吨苯和255万吨煤焦油的生产能力。

　　又一个疑问是，重构后的工业体系不还是完全需要靠挖煤么？

　　利益失衡

　　从表面上看，现在以及未来的山西，其功能定位似乎与过去几十年 “能源国策”下的定位没什么变化，但这恰是山西必须遵循和思考的前提。山西的工业体系重构首先是在保证国家对煤炭的需求后来进行，这也是《关于在山西省开展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的意见》获得国务院通过的前提。

　　那么，重构以煤为主的工业体系，山西需要多少煤？对全国其他地方经济的发展是否会产生连带的影响？又是否会改变现有的全国能源供给体系？

　　“影响不会很大！”这是山西省社科院能源经济研究所王宏英持的观点。考虑到陕西、内蒙古等地煤产量的增加，山西为自己设定了到2010年煤炭年生产总量不超过7亿吨的警戒指标，这个指标也考虑到增量的需求，在7亿吨中，山西将留下2亿吨来发展产业，其煤炭外调总量比例基本与以往持平。

　　在今年“两会”期间，作为省长的于幼军也公开表示，在“十一五”间，山西煤炭产量“基本上是零增长”，这与过去20年山西省政府对待煤炭产量的态度迥然不同。

　　在一篇名为《山西煤炭工业发展的教训》的文章中，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董继斌异常痛心地认为“教训”之一便是“山西省决策层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关键问题上听不得不同意见”。

　　1987年初，山西省政府召开了“山西省经济发展研讨会”。山西社科院有学者认为：“对于煤炭资源的开发，不是越多越好，否则会增加浪费性需求。”并在会上提出“开发山西煤炭资源，应当采取“以运定产，适度开发，内涵扩大，稳定增长”的16字方针。

　　但据董继斌回忆，当时主政山西的省政府领导为此大发肝火，在小组讨论会上，指名道姓批评上述观点是宣扬“挖煤倒霉”，甚至给提出这样观点的同志扣上“不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帽子。针对省领导“中央要我们挖多少煤，只能超，不能减”的讲话，社科院学者只能以“作为一届政府，不能‘各扫本届门前雪，不管下届瓦上霜’”的忠告给予回应。

　　对此，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认为，这是“不顾人民利益的‘左’的倾向”。而对山西近现代史颇有研究的学者谢泳则对记者说：“山西这几十年所犯的错误基本都是‘左’的错误，从来没有犯过‘右’的错误。”

　　相当长一段时间，国家需要和山西自身的发展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协调。山西省一名官员对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最近几年电煤合同一直无法签下，原因就是山西的煤炭企业在签合同时要求执行市场定价，但是发电集团要求必须执行计划定价，最后结果是煤炭企业不得不签。为什么？不签，发电企业就会以电煤不足为由到上面告状，最后国家会出面找省政府干预，谁敢不听就撤谁，毕竟国有煤矿占据了电煤供应的主要市场。”——这名官员给出的总结是：山西执行的是高度计划经济机制，而山西以外的地区则执行的是市场经济机制。

　　如果把山西过去单纯卖煤当作是为国家经济发展输血，那么，今后山西在输血的同时，也要依托煤炭及其延伸的工业体系来自我造血。“如果山西发展不了，更远的未来，不仅谈不上服务于国家，或许还将成为国家的一种负担。”山西省社科院一名研究员这样说道。

　　调控之辩

　　就在山西确定了以煤化工为发展主线的工业体系重建之路后不久，国家对煤化工的产业调控随即开启。

　　2006年7月，国家发改委出台了1350号文《关于加强煤化工项目建设管理，促进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该通知明确提出在煤化工产业发展规划编制完成之前全国都暂停所有煤化工项目审批，如一般不批准100万吨以下的煤制甲醇项目。

　　“国家的产业政策我们必须执行，但是希望国家也不要一刀切，山西的甲醇项目都是在利用废弃的焦煤气基础上建成，单个很难达到100万吨以上。”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山西省经委官员直言。

　　山西似乎又到了一个选择的十字路口：要么放弃煤化工产业链中的部分产业，将山西转型的时间再顺延；要么顶风而上，山西会不会重步内蒙古后尘？

　　“山西是一个特例！”一名对山西经济有着极深研究的学者对此语气强硬。他认为，投资煤化工已经形成热潮，未来必然会导致产业过剩，这次国家再次出面进行调控就是一个例证，但中央已经批准了山西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全国其它地方都可以不做，山西一定要做，必须搞，因为这是改变山西目前这种单一、粗放的经济结构的一条重要道路，也是拯救山西的希望所在！”

　　“拯救山西”无疑是一个悲壮的口号。从1979年至2006年，山西成为全国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累计外调煤炭量达60亿吨，占全国同期省际煤炭外调总量的80%左右。计划经济体制下，全局利益至上单纯卖煤的结果导致了山西经济结构的单一畸形。长期低价输出能源产品的同时，山西不得不高价买回消费品，山西轻纺工业60%的消费品需要从外省买进。从1981年到2000年，煤炭价格与价值的背离至少使山西流失了1200亿元。

　　“环境破坏所带来的灾难还没有完全达到顶峰！”一名山西发改委官员对记者说。早在1980年代末期，国家“七五”攻关课题“中国出生缺陷监测”的数据便表明：由于环境破坏导致的水污染等生态灾难致使“山西新生儿出生缺陷率高达189.96万人，其中神经管畸形率发生率为102.27/万人，分别是全国的2倍和4倍。而山西八大煤矿矿区的出生缺陷发生率又远高于全省水平。”而在全国生态脆弱程度比较中，山西属于极强度生态环境脆弱区。

　　近年来，在山西省异常强硬的安全管理措施下，那些在发展初期靠一条扁担两个筐就可以挖煤，因此曾被称作“一OO部队”的小煤矿正在大批量关停，但矿难仍旧经常性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和良心。

　　“今年年初，国务院领导同志在谈到山西煤炭基地建设时曾说，国家统配矿是主力军，地方小煤矿是命根子，万万忽视不得。”——这是《●望》杂志1989年第17期的报道。那一年，在山西按照国际计划外调的近2亿吨煤炭中，每10吨就有3吨需要山西的“一OO部队”提供。

　　在同一期《●望》杂志上，还有这样的报道：“山西煤矿对国家的贡献每年都在递增，而山西煤矿工人的实际收入却在下降！据有的煤矿统计，矿工实际收入(扣除物价上涨指数)最少也比1986年下降7%，有的甚至下降10%以上。”

　　在文章的末尾，记者这样写道：“他们无私地奉献了一切，他们也会得到应得的一切。”

　　余秋雨《文明的碎片》中有文章名《抱愧山西》，谁为那个曾经“地肥水美五谷香”的“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的今天和未来抱愧呢？

　　16年过去，又一次艰难的转型之路会让山西“得到应得的一切”吗？

　　(本刊记者石破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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