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源前老总裘祖贻之死：遗书称人随欣弗而去

长长的悲剧受害者名单上，最后的那一个，竟是生产问题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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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吕明合 徐 楠

　　裘祖贻的尸体，直到第二天下午才被发现。

　　这并不奇怪，原本忙碌得电话不断的前总经理裘祖贻，从两周前开始，就罕有人再找他办事。

　　10月16日，因为对“欣弗”事件负有领导责任，他被公司撤职。但已无任何职务的他仍没法离开，华源公司要求他协助新上任的老总“处理善后事宜”。从那时起，他在安徽华源公司，就成了一个尴尬角色。

　　员工们回忆说，从那天开始，一向忙忙碌碌的裘祖贻，开始变得沉默寡言。平时，“他见了人都会打声招呼，但那段时间，就只见到他闷声不响、低头走路，喊喊他，总觉着有点神情恍惚。”

　　国家药监局认定，劣质“欣弗”造成的伤害者约为100例左右，自此不断有“欣弗”的受害者找上门来讨要说法。

　　死亡女童刘思辰的母亲郭平，是11月1日从黑龙江到阜阳讨说法的18人中的一个。18人中，只有2人是城区居民，其他全是地道农民。

　　郭平说，成为“欣弗”受害者后，他们曾“整天找黑龙江药监局、信访办，连续找了几个月”，没有结果。

　　10月12日，18人从黑龙江出发，决定另辟蹊径。

　　第一站是北京。在北京逗留数日后，10月17日到19日三天，他们见到厂家委托的中济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洪奇，还有厂家派来的四位谈判代表。

　　受害者们要求按照购买药品时的价格进行赔付，最低在六七万，最高六七十万元。药厂觉得患者开价过高，不辞而别。

　　裘祖贻出事前，在华源登记在案的人数就已超过400例。不断增加的受害者名单，让裘祖贻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阴郁。

　　有员工证实，被撤职后不久，裘的身体就迅速恶化。曾有公司副总劝他回上海去休养，被他断然拒绝。一名职工转述他的话，“工人的钱借给厂里了，我走了，怎么对得起这些人……”

　　员工们回忆说，10月31日早上，裘祖贻还到厂里转了转。下午起，就再也没见过他。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有人来公司“闹事”，才有人想到了他们的“裘总”。

　　10月21日，从黑龙江来阜阳讨说法的18人决定从北京出发，坐火车抵达上海。在华源集团总部，他们得到了答复，“两三天之内协商黑龙江政府，把绿色通道开开。他们还答应会协助卫生部、FDA对患者进行鉴定。”

　　被安抚了情绪的受害者，10月24日重新回到了北京。“走访了国务院信访办，国务院信访办让上国资委，国资委让上华源公司。”

　　10月31日，他们坐上了北京至阜阳的通宵火车。

　　11月1日凌晨6点多的阜阳，仍是瑟瑟寒风，18名受害者一下火车，就守在了厂门口。

　　“他们在厂门前摆花圈、烧冥纸。”公司保卫部的人说，这样的受害者，他们几乎每周都会碰上几个。裘祖贻要求他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几次，裘祖贻想亲自出面去见受害者，但被员工们拦住了，“怕被打”。

　　但受害者们说的却是另一件事，“不到一个小时，二楼就扯出管子往下浇。下午两点左右，出来了一些人驱散围观的人。”

　　公司的人拨打了110，警察赶到了现场。这时有人想起了负责“善后”的前老总裘祖贻。他们发现，裘祖贻已整整一天没来上班了。

　　公司干部纷纷拿出手机不断拨打他的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找人的电话一直打到裘祖贻的上海家中，但还是没有消息。

　　华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栋、刘新民，保安部经理杨中山，一路急走，赶到了裘祖贻租住的地方——阜阳市颍上南路粮运小区临街楼的202室。

　　经理们不停敲门喊他们的领导，大门仍然一直紧闭。10点多，房东郑克刚用备用钥匙打开了房门。一抬头，他们就看到了前老总裘祖贻。一条绳子从客厅最中央的天花板上穿过，结成绳圈垂下，地板上突兀地摆放着一张小木椅。56岁的裘祖贻双脚空悬。

　　客厅的桌上，放着裘祖贻分别写给同事、妻子、儿子及小孙女的4封遗书。在给同事的遗书中，裘祖贻提及了自己的巨大压力，“银行贷款、停产整顿、善后理赔、应付款，尤其是8400万企业集资款，我急啊！……请同事们帮我安排，我随欣弗而去。”!

　　11月3日阜阳市公安局出具的报告记载了发现裘祖贻自杀的全部过程。警方的结论说，裘祖贻应系自缢死亡。报告说，裘祖贻的妻子范越菲和儿子对自杀不持异议。

　　出于对裘祖贻的爱戴和信任，员工们在公司扩大生产时，还应要求交了大量的集资款。从裘祖贻的遗书分析，这些钱的归还问题，部分导致裘祖贻走上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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