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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选择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2月12日15:52 新世纪周刊

  -本刊记者/李梓

  由杨瀚撰写的《杨虎城大传》,于2006年12月9日出版,据杨瀚说,全书30万字,只写了4个月。这算不算是应景呢?杨瀚称,绝对不是。

  为了这本传记,杨瀚已经筹备了两三年。“市面上关于杨虎城的传记,只有三四种,
而且内容参差不齐,有些书与史实相差甚远,让人看了很不满意。”杨瀚说。他原先预备自己提供文献素材,请别人来写。到了今天3月,原定的作者说是有事,加上各方好友的鼓励,他亲自操刀,用4个月的时间写了30万字。本以为会充满荡气回肠的话语,其实里面以引用各种人的回忆原文和各种解密档案为主。作者原意不仅是为了纪念自己的先祖,也有为历史正名的目的。全书中弥漫着严谨气氛,缺乏眼下这股民间历史热的俏皮劲儿。

  杨家的后人写杨虎城的传记,这其实是对多年以来关于杨虎城研究宣传不足的一种弥补。进入中国学术期刊网,分别用杨虎城、张学良为关键词进行搜索,能够搜到的关于张学良的论文有800多篇,而杨虎城的是200多篇,这种不均衡现象令人惊奇不已。

  杨张还是张杨

  “关于西安事变的宣传,有3种状况,一种是过分夸大了中国共产党的作用,这是用研究党史的方法去研究现代史的结果。在90年代以后,把张杨作为西安事变的主角来宣传,成为中国内地涉及西安事变的作品宣传的主要方式,对张杨的肯定是毫无疑问的,也是学术界的主流。但现在,第三种状况,即关于西安事变的新发现逐步在国内出现,这其实只是北美一些学者的观点的移植,并没有新的文献发现可以支撑其观点。”米鹤都说,他的父亲米暂沉曾任杨虎城的机要秘书,著有《杨虎城将军》。他本人从80年代初期开始,把西安事变当作一个长期的研究方向。他认为,尽管杨虎城在中国已经家喻户晓,但从总体上来讲,对杨虎城的研究和宣传还不够。

  关于西安事变是谁提出,张学良在不同时期的言论有不同说法,60年代蒋介石命他回忆西安事变,他说西安事变是他一口主张,杨虎城不过是受他之害。而到了80年代后,他又澄清,西安事变是杨虎城提出的,杨是主角他附议,若干次的说法并不一致。既然张学良自己未能确定,因此,只好从别人处考证。

  在对大量的口述史和历史文献的查阅后,杨瀚得出结论:“杨虎城作为西安事变的提出者,在这一事件中充当着主要的推动作用”,“就算张学良不干,他也会一个人坚持下去”。

  “杨虎城当时在西安握有重兵,而张学良在城里只有一个营,单以兵力而言,只有他才有策动兵变的能力。从别人的回忆来看,他早有反蒋的决心,而相反是张学良一直迟疑。”杨瀚说。

  大量的文献早已证明,西安事变并非一场临时起意的策划,而是早已预谋多时。从1935年底,张杨就已逐步形成政治联盟,并从1936年初起,就开始设想如何形成统一抗战联盟的问题。1936年4月,张学良在同刘鼎谈话时,就已漏出“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的想法。而真正提到“捉蒋”方案的,则是杨虎城手下的年轻将领,其想法大约于1936年8月成型,而真正开始秘密筹备则是11月份。

  9.18事变以后,杨虎城作为第一个通电全国要求抗日的将领,其部队抗日热情不言而喻。张学良的东北军有国仇家恨之痛,张学良暗自在东北军内结集“东北军抗日同志会”,其中坚都是深得他信任的将领,两人形成联盟是很自然的事情。不同的是,张学良所顾虑全国形势较多,而杨虎城却更像西北人的性格:一旦认准的事情,就要坚持到底。

  在西安事变之前,中国的抗日之声已经是此起彼伏,各地军阀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多有意见。1936年6月1日,广西地方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以抗日旗帜发动两广事变,就是其中一例。两广事变时,杨虎城催促张学良一起响应,但张对全国形势比较迟疑,到南京开会一开就是一个月,直到两广事变得以谈判解决。

  真正促使张杨决定动手的,还是蒋介石。蒋在12月3日令17路军与东北军开赴“剿共”前线,而让他的中央军在后接应(督剿),如果张、杨不愿“剿共”,则将东北军调往福建,17路军调往安徽,将陕甘两省让出给中央军“剿共”。这个方案让张杨感觉再没有妥协余地。但尽管如此,张学良仍然没有下定决心,就在西安事变前,他仍然多次希望能够劝谏蒋介石转变方针,以至于出现了流产的南郊捉蒋计划。

  “从两广事变时的军事行动计划,到南郊捉蒋计划的两次流产,都说明了张学良还没有下与蒋彻底决裂的决心。”杨瀚在他的书里分析说。此后杨虎城的种种准备显示,如果张学良继续在态度上摇摆,他甚至准备单方面发动兵变。

  直到12月7日,已经商量定了捉蒋方案后,张学良仍然希望最后劝蒋介石一次,“先礼后兵”,杨虎城尽管认为不可能有任何成效,但他随后也去劝谏一次,没有任何效果,两日后倒爆发了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一次大矛盾。

  1989年6月1日,张学良在台湾过89岁生日的晚宴中,意外地说:“今天我忍不住,我对你们说,事情完全是临时逼出来的。就是12月9日那天,我对学生说,我可以代表蒋委员长,考虑你们的要求,我也可以代表你们,把你们的请求转达给委员长,你们先请回去。当天晚上,我与委员长谈,他先骂我是两面人,怎么可以又代表他又代表学生?这我已不高兴了。但他接着说:这些学生来了我用机关枪打。这可把我气火了,我话都到嘴皮子,我想说:你机关枪不打日本人打学生?我气极了。”这个回忆可以为当时的历史做一个注释,尽管面临着兵权可能被夺的局面,张学良仍然认为这只是个人利益,仍有妥协的可能,但涉及到学生问题时,一下子让张学良联想起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捉蒋决心终于不再动摇。

  一个多赢的结局

  在西安事变发动之初,发动者以及中国共产党方面都曾用“12.12革命运动”称之,此后在通电全国的电报中始商量定为“兵谏”,在电报中提出的“八项主张”,也远远超出了“逼蒋抗日”的主题,从中凝练出来的更像是张杨等人的政治主张,也接近于中共当时公开的政治主张。这八条是:(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西安事变后通电全国的八条主张,其中包括了杨虎城、张学良等人的政治理想,除了全民抗日的呼吁外,还多一重民主诉求。在尚未筹划西安事变之前,他们就曾商议有6条主张,在他们看来,这正是贯彻三民主义的方针,以帮助中国走出蒋介石的独裁政治,走向现代民主的可行途径。”杨瀚说。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曾经一度忧心其性命不保,宋子文、宋美龄等人先后飞来调停。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中国及世界的反应并未完全如想象的那样。苏联《真理报》在1936年12月14日发表社论,指责张学良利用抗日名目制造分裂。在国内,多数地区的舆论并未向着张杨等人一边倒,各地军阀态度不一,国内形势紧张。在25日上午,

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顺利地进行了最后的商谈。与原来的八条主张所比较,除了难以完成的改组南京政府,其他的大致保留。“西安事变”可算取得发动者预想之成功。

  西安事变被称为一个多赢的结局,此后,蒋介石终于由只实际掌控7个省,名副其实地成为国家和民族的领袖,共产党取得了合法的政治地位,真正的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全民族对抗日统一认识,民心大为奋发。

  然而,西安事变中未能取得的成功,也在日后中国历史发展中显露出来,由于未能改选政府,建立民主政治,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弊端在抗战后期逐步爆发出来,一旦抗战结束,民心背离便迅速导致了他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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