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选择

　　-本刊记者/李梓

　　由杨瀚撰写的《杨虎城大传》，于2006年12月9日出版，据杨瀚说，全书30万字，只写了4个月。这算不算是应景呢？杨瀚称，绝对不是。

　　为了这本传记，杨瀚已经筹备了两三年。“市面上关于杨虎城的传记，只有三四种，

而且内容参差不齐，有些书与史实相差甚远，让人看了很不满意。”杨瀚说。他原先预备自己提供文献素材，请别人来写。到了今天3月，原定的作者说是有事，加上各方好友的鼓励，他亲自操刀，用4个月的时间写了30万字。本以为会充满荡气回肠的话语，其实里面以引用各种人的回忆原文和各种解密档案为主。作者原意不仅是为了纪念自己的先祖，也有为历史正名的目的。全书中弥漫着严谨气氛，缺乏眼下这股民间历史热的俏皮劲儿。

　　杨家的后人写杨虎城的传记，这其实是对多年以来关于杨虎城研究宣传不足的一种弥补。进入中国学术期刊网，分别用杨虎城、张学良为关键词进行搜索，能够搜到的关于张学良的论文有800多篇，而杨虎城的是200多篇，这种不均衡现象令人惊奇不已。

　　杨张还是张杨

　　“关于西安事变的宣传，有3种状况，一种是过分夸大了中国共产党的作用，这是用研究党史的方法去研究现代史的结果。在90年代以后，把张杨作为西安事变的主角来宣传，成为中国内地涉及西安事变的作品宣传的主要方式，对张杨的肯定是毫无疑问的，也是学术界的主流。但现在，第三种状况，即关于西安事变的新发现逐步在国内出现，这其实只是北美一些学者的观点的移植，并没有新的文献发现可以支撑其观点。”米鹤都说，他的父亲米暂沉曾任杨虎城的机要秘书，著有《杨虎城将军》。他本人从80年代初期开始，把西安事变当作一个长期的研究方向。他认为，尽管杨虎城在中国已经家喻户晓，但从总体上来讲，对杨虎城的研究和宣传还不够。

　　关于西安事变是谁提出，张学良在不同时期的言论有不同说法，60年代蒋介石命他回忆西安事变，他说西安事变是他一口主张，杨虎城不过是受他之害。而到了80年代后，他又澄清，西安事变是杨虎城提出的，杨是主角他附议，若干次的说法并不一致。既然张学良自己未能确定，因此，只好从别人处考证。

　　在对大量的口述史和历史文献的查阅后，杨瀚得出结论：“杨虎城作为西安事变的提出者，在这一事件中充当着主要的推动作用”，“就算张学良不干，他也会一个人坚持下去”。

　　“杨虎城当时在西安握有重兵，而张学良在城里只有一个营，单以兵力而言，只有他才有策动兵变的能力。从别人的回忆来看，他早有反蒋的决心，而相反是张学良一直迟疑。”杨瀚说。

　　大量的文献早已证明，西安事变并非一场临时起意的策划，而是早已预谋多时。从1935年底，张杨就已逐步形成政治联盟，并从1936年初起，就开始设想如何形成统一抗战联盟的问题。1936年4月，张学良在同刘鼎谈话时，就已漏出“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的想法。而真正提到“捉蒋”方案的，则是杨虎城手下的年轻将领，其想法大约于1936年8月成型，而真正开始秘密筹备则是11月份。

　　9.18事变以后，杨虎城作为第一个通电全国要求抗日的将领，其部队抗日热情不言而喻。张学良的东北军有国仇家恨之痛，张学良暗自在东北军内结集“东北军抗日同志会”，其中坚都是深得他信任的将领，两人形成联盟是很自然的事情。不同的是，张学良所顾虑全国形势较多，而杨虎城却更像西北人的性格：一旦认准的事情，就要坚持到底。

　　在西安事变之前，中国的抗日之声已经是此起彼伏，各地军阀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多有意见。1936年6月1日，广西地方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以抗日旗帜发动两广事变，就是其中一例。两广事变时，杨虎城催促张学良一起响应，但张对全国形势比较迟疑，到南京开会一开就是一个月，直到两广事变得以谈判解决。

　　真正促使张杨决定动手的，还是蒋介石。蒋在12月3日令17路军与东北军开赴“剿共”前线，而让他的中央军在后接应(督剿)，如果张、杨不愿“剿共”，则将东北军调往福建，17路军调往安徽，将陕甘两省让出给中央军“剿共”。这个方案让张杨感觉再没有妥协余地。但尽管如此，张学良仍然没有下定决心，就在西安事变前，他仍然多次希望能够劝谏蒋介石转变方针，以至于出现了流产的南郊捉蒋计划。

　　“从两广事变时的军事行动计划，到南郊捉蒋计划的两次流产，都说明了张学良还没有下与蒋彻底决裂的决心。”杨瀚在他的书里分析说。此后杨虎城的种种准备显示，如果张学良继续在态度上摇摆，他甚至准备单方面发动兵变。

　　直到12月7日，已经商量定了捉蒋方案后，张学良仍然希望最后劝蒋介石一次，“先礼后兵”，杨虎城尽管认为不可能有任何成效，但他随后也去劝谏一次，没有任何效果，两日后倒爆发了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一次大矛盾。

　　1989年6月1日，张学良在台湾过89岁生日的晚宴中，意外地说：“今天我忍不住，我对你们说，事情完全是临时逼出来的。就是12月9日那天，我对学生说，我可以代表蒋委员长，考虑你们的要求，我也可以代表你们，把你们的请求转达给委员长，你们先请回去。当天晚上，我与委员长谈，他先骂我是两面人，怎么可以又代表他又代表学生？这我已不高兴了。但他接着说：这些学生来了我用机关枪打。这可把我气火了，我话都到嘴皮子，我想说：你机关枪不打日本人打学生？我气极了。”这个回忆可以为当时的历史做一个注释，尽管面临着兵权可能被夺的局面，张学良仍然认为这只是个人利益，仍有妥协的可能，但涉及到学生问题时，一下子让张学良联想起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捉蒋决心终于不再动摇。

　　一个多赢的结局

　　在西安事变发动之初，发动者以及中国共产党方面都曾用“12.12革命运动”称之，此后在通电全国的电报中始商量定为“兵谏”，在电报中提出的“八项主张”，也远远超出了“逼蒋抗日”的主题，从中凝练出来的更像是张杨等人的政治主张，也接近于中共当时公开的政治主张。这八条是：(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西安事变后通电全国的八条主张，其中包括了杨虎城、张学良等人的政治理想，除了全民抗日的呼吁外，还多一重民主诉求。在尚未筹划西安事变之前，他们就曾商议有6条主张，在他们看来，这正是贯彻三民主义的方针，以帮助中国走出蒋介石的独裁政治，走向现代民主的可行途径。”杨瀚说。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曾经一度忧心其性命不保，宋子文、宋美龄等人先后飞来调停。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中国及世界的反应并未完全如想象的那样。苏联《真理报》在1936年12月14日发表社论，指责张学良利用抗日名目制造分裂。在国内，多数地区的舆论并未向着张杨等人一边倒，各地军阀态度不一，国内形势紧张。在25日上午，

　　西安事变被称为一个多赢的结局，此后，蒋介石终于由只实际掌控7个省，名副其实地成为国家和民族的领袖，共产党取得了合法的政治地位，真正的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全民族对抗日统一认识，民心大为奋发。

　　然而，西安事变中未能取得的成功，也在日后中国历史发展中显露出来，由于未能改选政府，建立民主政治，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弊端在抗战后期逐步爆发出来，一旦抗战结束，民心背离便迅速导致了他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