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大义为先

　　-本刊记者/杨东晓

　　在日本军队制造“九·一八”事件的第6天，也就是1931年9月23日，杨虎城发表了《杨虎城泣告全国人民书》，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提出抗日要求的第一人。此时他意识到，眼下已是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于是，在17路军中，一切训练和经济建设的设计和实施都以“抗日救国”为出发点。

　　正值“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当口，杨虎城私下从海外给17路军订的一批军火到达上海港，这时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已在眉睫，杨虎城干脆把这船军火直接送给了19路军。

　　由日本军政一手扶植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于1932年3月9日在“新京”长春成立，清朝逊位皇帝溥仪为“执政”，年号“大同”。10日，“执政”溥仪将国防、治安、管理铁路一并委托关东军。13日蒋介石在继续不抵抗的基础上发表谈话：“东北成立伪国，完全为日方一手包办。政府虽痛恨溥仪等为傀儡，但如讨伐，即难免扩大战争，考虑结果，暂不颁讨伐令”。

　　与溥仪的“委托”相呼应的，是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政令”：伪“满洲国”的“一切政令”，须经驻地的日本军部及特务机关许可，方能实行。

　　当时《大公报》的创始人张季鸾把东北问题看成是“长期病人，早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甚至早已死亡，只是‘九·一八’事变才发丧”。在这种病入膏肓的情势下，对于东北问题，蒋介石仍然没有采取杨虎城的整体作战方案，日军在“九·一八”以后，也没有受到东北方面的阻力，随着1933年2月5日哈尔滨的失落，同年3月4日，热河省府承德沦陷，东北全境陷于日军铁蹄。

　　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再也无法坐视东北全线沦陷，伪“满洲国”成立时，他第一个通电全国，反对傀儡政权。杨虎城在热河省沦陷后，曾跑到石家庄见蒋介石，主动请缨，并再三向蒋介石提出自己的抗日战略和方略，但是得到的回复是，中央政府自有整套计划，现在抗日还用不着你的部队，并让他回去好好地训练部队就是了。

　　杨虎城不是蒋的嫡系，并且他自己也知道，17路军最终也不可能为蒋介石所信任，因为蒋多次指出他的问题：他的身边有太多“不三不四”的人。

　　杨瀚多年来，对长期跟随杨虎城的卫士和秘书进行采访，他说，对于杨虎城多年坚持不清党的问题，已经到了连特务都不能容忍的地步：17路军不仅容纳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翼人士，在杨虎城的影响下，整个陕西省可以公开谈论发表反蒋情绪和抗日言论。当时曾有特务大骂：在江西抓人是公开的，在西安抓个人就这么难！

　　1935年，杨虎城因“剿共”不力，被蒋介石免去了陕西省政府主席的职务，而他的17路军又与张学良的东北军频繁地出现地方军与客军之间的磨擦，一系列遭遇导致他精神上一度抑郁和苦闷。

　　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这一政治宣言使困惑中的杨虎城看到了国家的出路，于是，他马上着手与共产党接洽的方法。红26军政委汪锋拿着一封毛泽东写于8月13日的亲笔信到西安会晤杨虎城，毛泽东信中称：“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并称“双方关系更臻融洽，非特两军之幸，抑亦救国阵线之福”。

　　同一时期，在天津从事统战工作的南汉宸也托王世英到西安说服杨虎城。这期间，杨虎城与中共达成主要协议如下：一、17路军与红军建立友好互不侵犯协定；二、双方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秘密联系；三、在17路军的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四、双方同时做好抗日准备工作，对部队先进行抗日教育。

　　这一协议的落实，也是杨虎城与共产党合作及双方联合抗日进程进一步推进的一个标志。

　　蒋介石的“安内”大业也因此受到严重威胁：陕西中国工农红军、杨虎城17路军、张学良东北军所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使得蒋介石不得不在西北成立了“剿匪”总部。260个团的精锐部队、100多架

　　这两个方案，无论杨虎城还是张学良，都是不能接受的，而他们所说的利害关系，把蒋介石听得拍案怒骂。由此“哭谏”最终发展成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兵谏。

　　这一年，杨虎城44岁，张学良3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