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文艺复兴：年度文化述评(组图)

　　如果拒绝人类文明主流的人文精神、人道主义，如果拒绝自由、平等、博爱的制度性成果，可以说，这种游离于文明世界的地方生存，其游击、自闭、刚愎的心理，连光荣孤立的精神都没有

　　-特约撰稿 余世存 (北京学者)

　　2006年的中国，变革正在发生。

　　和谐理论、朝核危机、中非论坛、《大国崛起》，一系列事件话题，将多年中外分析家们讨论推测的中国角色推到了一个极端位置：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已经不可能再守着“韬光养晦”的老历过日子了，我们不可能通吃通占，我们必须在挑战者、搭车者、光荣孤立的领导者等角色之间做出选择。

　　多年暧昧的中国身份在今年呈现了部分面容。这一变革，其实是开放社会必须面临的问题，即在自处和相处中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认同什么，我们现代化的政治目的是什么？

　　“恶搞”背后的喜剧精神

　　这一变革，在文化领域的表现更为清晰。

　　在此之前，文化，尤其是精英文化领域多跟“真理宣示”、“学术知识”等站在一起，纵然媒体呼唤过参与型知识分子、出版家称道过《潜规则》、《非常道》一类的公共知识产品、志愿者和维权人士盼望过社会意见领袖，但思想文化界多交了不及格的答卷，人们多只能在语言里品味文化的优越或光荣，只能在想象里品味思想的力量或前景。木子美的文化叛逆太过孤单，《甲申文化宣言》则只是做尽了姿态，去年轰动海内外的超女选拔赛，人们仍要把它跟政治转型、大众素质等联想在一起，这说明，个人、个性的表达和捍卫，在我们社会里还处于起步阶段。

　　但到了2006年，情况有了改变。新年伊始，胡戈先生的视频短片娱乐了万千观众，让人惊叹年轻人的才思和独特锋芒。胡戈的价值在于，他正告了一切人：不要瞒骗，不要自欺欺人，不要故作高深，不要装。他放肆地把被层层围裹的面具撕破，而让我们看到生存的文化环境是何等地卑劣和虚伪。

　　胡戈的行为自然冒犯了一些人，意料之外又在意想之中的，是陈凯歌先生的末路名言：“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恶搞引起了正人君子或权威机构们的讨伐，但正如胡戈自己所说：“恶搞”的社会危害性远小于“正搞”。“‘正搞’，就是一本正经地搞，认认真真地搞，搞完了让人看不出痕迹，让人不知道这东西已经被搞过。而‘恶搞’则相反，是嬉皮笑脸地搞，粗制滥造地搞，搞完了还要让你知道，这是搞过的，而且连搞的是什么，都要让你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知道。”

　　我们在胡戈的自白里，可以了解胡完全是个明白人，他的言行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因为他本分，他并不把自己看得有多高，他只是归属于娱乐。但他又有人的尊严，他实践并维护了“娱乐精神”，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应该警惕的，是隐蔽性强、危害性大的‘正搞’，而不是那些无厘头的‘恶搞’。‘恶搞’没什么可担心的。”

　　较之胡戈更为谨慎、持重的诙谐产出，可能应该属于《以和为贵》、《疯狂的石头》、《武林外传》等影视作品。这些作品风格不同，水平质量不同，或自污，或残酷，或辛酸，但多少曲折反映了我们汉语世界的无奈，它们既是市井的狂欢，又是人间的抗议。

　　胡戈、宁财神们的成功表明，我们社会并不缺乏幽默的元素，并不缺乏喜剧的精神，只是这个老大的总以文化光荣自居的社会缺乏应对的勇气、经验和心智。

　　民间草根的狂欢力量，青春个性的自由表达，一旦进入市场、强势者的视野，后者就不可避免地征用并打上自己的烙印。这是我们时代最无耻的文化奇观，一方面几乎所有的成人综艺节目都在装疯卖傻，低幼化；另一方面，所有的青春、童心上台表演时，被强行要求表达成年人的梦想、政治正确和知识正确。今年的超女选拔、以及摹仿而起的“我型我秀”、“梦想中国”等选秀节目，确实印证了人们当初的预想。甚至红楼梦角色选秀，也被人上升到官方、民族大义等立场上。

　　当有人“正搞”超女时，我们可以想见，我们社会的保守、僵化力量足可以玷污一切健康的、美的、自然的形象。

　　四大文化先锋

　　在回顾2006年的文化现象时，最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社会虽然还没有出现人们期盼的意见领袖，却出现了经受考验的文化先锋。这就是李银河、陈丹青、韩寒，以及露头即如日中天的易中天等。

　　他们不是昙花一现的名人，不是偶吐真言的媚时者，而是捍卫了人性、思想、学问和常识的文化先锋。这些人中，韩寒最为年轻，因此用词也最为激烈、草根，但事实上，韩寒主动被动卷入的各种争论中，他都表达出了一种立足于个人之上的常识感，在相当大程度上，韩寒跟都市文化中的主体——平民大众是相通的。

　　我国的性问题专家成千累万，如刘达临、潘绥铭等人都有可观的论述，但很少有李银河先生那样全面地为中国人的性权利辩护的。她的观点貌似惊世骇俗，却在方方面面回应了当下国人的性问题。

　　对比李银河的惊世骇俗或不讨好的实话，易中天就是一个撞大运的学者了。除了学术界同行，几乎整个社会都承认了他的学者身份。他是真正把历史祛魅后讲给人们的少数学者之一，易中天、电视与观众的“三位一体”，使他成了我们社会的“超男”、“超级教授”，他也没想到自己在“百家讲坛”一露脸就这么有观众缘，“我在学校讲课就是这么讲的，几十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正如李敖在大陆的演讲为大陆学人诟骂一样，易中天的成功，同样会引起同仁的嘀咕：“不务正业”、“学者明星化”。易中天的辩解是：“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人的幸福服务，除了一部分在书斋里潜心治学的学者以外，也需要有部分人将学术转化为可以直接为社会现实服务。孔子如果生活在今天，他肯定会上电视，不然，像他那样坐着牛车四处讲学，太辛苦了。一个真正希望传播自己思想、而且相信自己的思想和研究对社会有益的学者，是一定不会放过大众传媒这个平台的。”

　　在为易中天辩护的学人中，陈丹青是态度最为明确的一位，他说：“中国学者早该利用媒体传播各种知识和思想，这样的节目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陈丹青还说，二战前后欧美一流知识分子、艺术家、学者，都曾经高度重视媒体。譬如大诗人庞德、大哲学家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大学者约翰·伯格、大哲学家及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等等，均深度涉入公众媒体，不仅利用，那还是他们在事业盛期或晚年的重要工作。萨特失明衰老后，放弃写作，全力主持电视节目，向全国和全欧洲人民说话，一说就说了10年。墙深处的“经院”哲学家，大量论文都是通过媒体播出，然后编选成集。西方知识分子的公众关怀，不是我们这里能想象的。

　　陈丹青如此说，他自己也是力行者。他跟易中天一样，都是善用各类媒体的大才。陈丹青以名画家身份进入公众领域，第一次是辞清华教职，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关怀。后以在鲁迅博物馆演讲“大先生”而为读者广泛关注，今年在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年的活动中，陈丹青的《鲁迅是谁》长文再次给公众以享受。他的笔才百倍于口才，关怀重过学问，但仍然努力借用公共媒体表达自己的思想。如果说易中天是媒体学者的话，陈丹青就是一个优秀的媒体知识分子。

　　可以说，我们能有这样的文化先锋是难得的幸事。

　　文化精英的继续沦落

　　在回顾2006年的文化现象时，我们还要看到，不仅我们的文化教育全面滞后，就是我们的文化阵地也全面沦陷。

　　全社会的创造性力量被压制，如果说三十多年前的社会出版让全国人只有几种书可读的话，今天的出版则让十几亿人的阅读品位、意愿大大下降，出版界的支柱产业除了教材教辅、行业图书、就是快餐娱乐了。至于传媒，其许多功能也被娱乐化。不仅网络、影视剩下娱乐，就是曾经一流的导演们如张艺谋、陈凯歌等，都在自愚愚人了。

　　这是一种制度的报应。这种报应还只是开始。以至于每当人们惊呼已经到底时，文化精英们仍一再跌破文明、道德的底线。在中外历史上改革结束阶段的精英嘴脸——“笑骂由人笑骂，名利我自图之”，也就再而三地在我们的社会舞台上呈现。

　　在今天，全社会都承认文、教、卫、公、检、法等公共服务品供给价格奇高之时，在农民和城市贫民跟这些所谓的公共服务无缘之时，我们的文化精英们却在小圈子内为名利分配吵得不亦乐乎。可以想见，如果公共服务品对大部分人来说不构成“公共性”，他们一定会自造某种公共性。韦伯曾痛斥过德意志民族转型时期的士人，“有学问没有思想，有文化没有灵魂”，韦伯以为，这种集体犬儒将把转型的德国带入一个危险的境地。

　　由教授揭露的北大海归造假事件，让人们对社会净土的清白产生信任危机。而孔庆东等北大教授出位的意识形态作秀、阿忆哭穷事件，更让人怀疑这些有文化的人“彼何人哉”。我国文化精英们的行为，让汉学家们都大失所望，继顾彬严词批评文坛之后，汉学家们群起攻之。这些来自同行们的评论，也许会增进我们了解当下文化生态的可怜处境。

　　确实，如果社会只能被迫出现几个文化先锋，而整个文化阶层不能承担尊德性、道问学的功能，那么，整个社会的现状和发展就是需要打折扣的。

　　在攻击精英们的言论中，最激烈的是认为他们背叛了平民大众。这种攻击无济于事。

　　事实上，我国文化阶层背叛的，只是我们文明的历史观念，一种植根于因果的伟大逻辑。这就是近年大众文化一再提醒的：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如果我们考察社会文化现象，可以看到因果律正在书写最惊心动魄的历史文本。我们相当多的文化人其实并没有历史的自觉，他们多不自觉地充当了社会报应的活宝，他们自以为人心可欺，好运常在，却做了大众眼中的笑柄。他们的言行，无论他们打着什么美好的名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对他们个人品性的揭露。

　　呼唤文艺复兴

　　在2006年的这类文化现象中，最令人惋惜的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一念之差，让他们在公共领域一时难以流畅自如地表达。他们进一步做事，跟异见者、不同阶层集团的人打交道时，他们也犯下了难以原谅的错误。

　　这一事件可以反证，在我们的文明里，要长成健全的人格，要跟其他人和谐共处，和谐理论既要有爱的内容，也应有爱的制度建设形式。这一事件还可以证实，文化人的任何重大表现，都在大众那里有最终的评判。

　　也许出于对这种种现象的考虑，刘军宁先生在一年结束之际，发表长文《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面对精英文化的衰败，刘先生乐观地展望说：中国已经悄然处于一场新人文运动的前夜，中国的文艺复兴甚至正在悄然来临。从对古典的着迷，到个人自主意识在部分人中的初步觉醒、再到文艺的民间化，而且躁动热切的个人无处不在。由于传媒科技的发展与普及，一个自我解放的时代正在到来。伴随着互联网而兴起的个体传播，将是中国新人文复兴运动的新景观。

　　的确，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历史里，我们没有产出多少文化巨人，没有多少精神个体，无论如何，这对我们每一个参与其中的文化人来说，都是很丢脸的事。刘军宁先生说得对，我们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我们需要站起来。

　　“天地之间，个体为尊！只有个人的站立，才有中华的真正站立。西方的崛起和繁荣，首先要归功于文艺复兴运动，归功于个人的觉醒。中国的落后，首先要归因于个人和个体意识长眠不醒。中国需要一场文化风暴，需要一场文艺复兴，需要一场新人文运动来唤醒沉睡了几千年的民众！唤醒的目的，是为了个体的价值与尊严！”

　　因此，谈论我们的社会文化，切记我们需要有这样大的文明参照。如果拒绝人类文明主流的人文精神、人道主义和个性原则，如果拒绝自由、平等、博爱的制度性成果，如果我们依然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可以说，这种游离于文明世界之外的地方生存，其游击、自闭、刚愎的心理，连光荣孤立的精神都没有。这样的共同体，就真成为列文逊教授所说的“博物馆”里的“珍品”。

　　列文逊教授说，像儒家这样古老的传统，由于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都已被现代化浪潮冲垮，在现代中国已经没有生命力，其传统只能像躺在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一样，仅仅具有引起观赏者审美的价值。

　　他说得也许太绝对，引起了另一位思想史大家史华慈的不安。在史氏看来，文明传统应该如

　　无论“博物馆”或“图书馆”，其隐喻都多少透露出世界范围内的地方文明之无文化的消息，这足以让我们这些自以为有文化的后发国家的子民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