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色偶像接受史

　　本刊记者/欧阳海燕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的红色英雄崇拜,发生了三次重大的转变。围绕这三次重大转变的,其实只有一个问题:不同时代的中国人究竟需要怎样的“红色英雄”?

　　非理性崇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国民经济较为落后的状况下,中国政府采取了高积累、低消费的建设方针,6亿多中国民众压抑着自己对物质生活的欲求。与之相对应,在文化领域,则以“红色英雄”引领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他们艰苦朴素、舍已为人、自力更生、献身国家,这正是新中国建设者需要具备的素质。

　　而这一时期,社会大众对于“红色英雄”的崇拜也是发自内心的。当时的中国人对美好新生活充满信心与期待,人们精神抖擞、激情满怀,相信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更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如此的精神理想与“红色英雄”的精神气质暗合。那个年代,“对于榜样,只有一种类型,人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心理研究所张晓辉说。

　　当年,人们对“红色英雄”的狂热一点也不亚于今天的追星族。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42年被介绍到中国。其后,小说主人公保尔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被印在语文课本中,被青年人记在日记里、抄在小本子上,在无数的发言稿中被反复使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在中国上映后轰动一时,保尔手握铁锹、头戴布琼尼军帽、大衣被风吹起的形象令无数青年人痴迷。保尔与冬尼娅小布尔乔亚式的恋情也成为那个年代的时尚代言。

　　1966～1976年的中国,是政治狂热的时代,生活的细节均都被打上意识形态或阶级斗争的色彩,在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下,中国人卷入狂热的政治运动之中。“这一时期,实际上,全中国人民唯一的、最伟大的偶像就是毛泽东。”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焦垣生说,“但是不敢叫偶像,只能叫伟大领袖、总舵手。”

　　“从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国家利用形象示范作用和精神感召力来完成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并力求将这种精神的呼唤转化成全民现实生活中的生产力,按照预定轨迹,推进社会体制的架构。”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影视系副教授、电影学博士凌燕这样评价当年人们对红色英雄的顶礼膜拜。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心理研究所张晓辉认为:“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相对单纯、步调几乎一致,极易接受国家推动的榜样。”那个时期的“红色英雄”借助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威力,彻底俘获了公众;而公众面对如此强大的攻势,丝毫没有抵抗能力。

　　反思的年代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被认为是文艺复兴的年代,事实上,那也是一个充满迷惘的年代。集体主义意识的减弱、阶级斗争意识的淡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人性解放、思想自由观念打破了主流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局面。大众的思想开始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凌燕认为,整个80年代,可以视作对“红色英雄”的反思。“挖掘普通人的存在价值是80年代挥之不去的主旋律,整个社会经历了从乌托邦向现实的复归,英雄逐渐走下神坛,普通人的价值和尊严得到承认。80年代的中国电影高举人道主义旗帜,推出一系列感人至深又具有人性光辉的普通人形象,寄寓了电影艺术家和整个时代对人的理解与期望。”

　　80年代,也是“红色经典”阅读的断代期。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焦垣生说:“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与以前大不相同,甚至可以说截然相反。”在新的批评理论面前,以前文艺理论和批评中那种国家话语的姿态正是他们要竭力消解的对象。个人解放取代了民族解放的政治口号,人道主义、人性化成为一种新的批评话语标志。

　　这一现象在张晓辉看来,盖因“受众不再像近乎一致地被置入传播系统的议程设置之中,而是开始分化。”其中一部分独立意识觉醒较早、较有个性思想的受众首先分化出来,他们重新审视和思考“红色英雄”,逐渐演变成引领公众的“意见领袖”。最为普遍的质疑是,“红色英雄”中的“高”、“大”、“全”难道只讲革命,而没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吗?

　　重塑与再造

　　进入90年代,“红色英雄”重新出现了繁荣的征兆。“这首先缘于人类跨越世纪末这一历史背景滋生出的历史怀旧情绪,”焦垣生这样评价这种复苏,“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动荡的世纪,在它即将翻过的时候,人们总会感到躁动不安。在对新世纪充满美好憧憬的同时,又伴随着对过去的感伤、回忆、缅怀与留恋。而‘红偶像’恰恰是一个能唤起文化记忆的历史文本。”

　　然而,“红色英雄”的再度走红,却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消费文化匆忙走向前台。这些怀旧的社会情绪很快被商品经济所利用,迅速转化为可以出售的商品,成为大众文化产业着力开发的重要资源。

　　“与此同时,消费时代的偶像过多集中于影视明星,偶像所能发挥的社会功能,尤其是正面价值极其有限。因此,主流意识形态一直试图整合这种社会力量,尝试着将偶像榜样化,希望偶像能发挥正面积极的作用。”凌燕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意思的是,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对接的有时常常是商业力量。因为90年代以来,商业影视剧的主流意识形态化和主旋律作品的娱乐化,一直是大众影视生产的基本准则。事实上,不断推陈出新正是消费时代偶像文化生产的基本规律。娱乐明星不尽如人意,于是将革命历史资源纳入到偶像生产之中,这样的诉求与主流意识形态不谋而合。”

　　受众也是今非昔比。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沈杰在《中国百姓蓝皮书·价值观与心态》中指出,中国人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情感和意向的表达,即社会心理,也发生了深刻的转折。“在价值观取向上,从注重理想向强调现实的方向发展,从注重义务向强调利益的方向演变,从注重集体向强调个体的方向转化;在社会心态上,从封闭化走向开放化,从情感化走向理性化,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

　　于是,为了迎合当下受众的口味,“红色经典”在传播的过程中,便出现了大量的衍生文本。“这些衍生文本,虽以母本为基础,但对主题思想、故事情节、人物形象都进行了大胆改造。”焦垣生说,“比如在主要人物身上编织过多情感纠葛,强化爱情戏;在人物造型上追求偶像化,增加浪漫情调;在集体主义精神中挖掘个人英雄主义,在传统英雄人物身上挖掘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的塑造上追求所谓的人性化和性格化。”

　　这样,在主流意识形态与商业力量的合谋中,昔日的“红色英雄”被改造成了“红色偶像”。不可否认,“红色偶像”更加具有接近性、亲和力,因此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然而,“‘红色偶像’与消费时代的一般偶像不同,它不属于特定追随者,而是有可能成为全民的偶像,它承载了一个时代的理想信念,”凌燕说,“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是对于人物的重塑还是对于环境的改写,都可能对人的历史记忆造成影响,这些历史记忆所负载的意识形态意义也可能会被重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