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现代体育在中国的启蒙年代

　　◎苗炜

　　1881年晚秋的一天，旧金山的唐人街一片热闹，由留美幼童组成的“中华棒球队”挫败了当地著名的奥克兰棒球队，连很多华人都不敢相信，穿长袍马褂的同胞能在现代棒球运动的发源地如此扬眉吐气。

　　1872年中国首批留美幼童抵达美国后，便对棒球运动产生了兴趣。中学期间，他们便组织成立了“中华棒球队”，后来成为中国铁路拓荒者的詹天佑当时便是主力队员。今天，在湖北武汉詹天佑故居里还保存着一张他当时参加纽黑文中学棒球赛的照片。

　　起初，这些孩子们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瓜皮小帽，脑袋后边露出一条长长的发辫，比赛的时候就把发辫塞进帽子里。打起棒球来很不方便。后来他们干脆剪掉发辫，脱掉长袍马褂，换上西式服装。这一举动惹怒了当时的清政府驻美公使陈兰彬与

　　与奥克兰棒球队的对决就是留美幼童回国途中在旧金山候船期间上演的。此前，这支棒球队在美国已经小有名气。留美幼童回国后便迅速投入到当时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中，纷纷担任要职，无暇再打棒球。

　　“洋务运动”中，“废科举兴学校”是一项重要内容，体操课也在此时被纳入教育课程。

　　北京体育大学熊晓东教授说:“清末的体育教育，主要还是受德国和日本的思路影响，是军国民主义教育，是为了培养‘公民兵’，打仗的时候青年人就能去当兵，这与当时‘求强求富’的思路相吻合，要‘练兵’、‘致器’。‘五四运动’之后，学校体育的思路才向自然主义和实用主义方向改变。当时毛泽东写的《体育之研究》，恽代英写的《学校体育之研究》都是参与体育讨论。许多人反思什么是体育？体育是不是就是尚武？体育是不是就是兵操？后来体操课改为体育课，这种名称改变的背后，是从德日教育的思路转向英美体制。英国人是培养社会精英，美国人是大众教育，但都重视个人的人格意识与身心健康。不像日本、德国那样，强调机械、纪律与服从。原来的体操课大多是练操、练器械，英美人更强调户外运动。”

　　在熊晓东教授看来，顾拜旦的奥林匹克理念更多来自英国，现代体育的发展与工业化、现代化紧密相关:“现代奥林匹克精神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是一致的，公平竞争，那就是统一市场;所有人都参与，那就是民主;国际主义，那就是要全球化。由此来看，中国最早与现代体育的接触，也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开端。”

　　对顾拜旦影响最大的，是英国教育家托马斯·阿诺德。阿诺德担任拉格比公学校长达14年之久，在公学教育改革方面做了不少尝试。他将体育作为培养学生兴趣、自立自主、团队精神的重要手段，不过他最为称道的一点是对古典课程的重视。阿诺德认为，学校里不开设希腊和罗马古典课程，“会使当代青年及其下一代人的视野受到局限。将阉割许多世纪的世界经验，使人们误以为人类社会是在1500年诞生的”。“几代人之后，人们对希腊和罗马的了解就会像他们现在对中国和印度的了解一样的少。虽然希腊人和罗马人没有蒸汽机、没有印刷机、没有望远镜、没有显微镜、没有航海罗盘、也没有火药，但是在道德和政治思想方面，在决定人类品性的许多方面，他们和我们有许多相似性。”

　　托马斯·阿诺德的古典课程，到了顾拜旦那里，就是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熊晓东教授说:“这就是用古希腊的旗号来传播现代理念。”

　　现代奥运会开始前后，也正是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的时期。“最早称中国是‘病夫’的是严复。他说这个病夫不能下猛药，要逐步改良。在中日‘甲午海战’之后，《伦敦学校岁报》称中国是‘东亚病夫’，上海的《字林西报》予以转载，‘中国，东方病夫也’，梁启超的《时务报》也转载了这个评价，曾朴写《孽海花》时用的笔名就是‘东亚病夫’，这个名词越来越被大众熟悉。”熊晓东教授说，“我们在电视剧、电影里，能看到俄国拳师、日本浪人打着‘东亚病夫’的旗号来挑战中国人，这也比较符合当时的历史状况。中俄战争结束后，许多俄国拳师在中国混饭吃，日本浪人在中国的活动也很频繁，他们相信武术的根源在中国，要和中国人切磋功夫。”

　　来华传播西方体育的美国人麦考乐曾讥讽中国武术只是与空气打架的东西，“既缺乏教育价值，又不合生理需要”。围绕着中国在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上的失败，中国体育界发生过一场激烈的“土洋体育”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当时中国发展体育是提倡以近代西方体育为形式的“洋体育”，还是提倡以武术等为形式的“土体育”。1936年，中国参加奥运会空手而归，上海的报纸上画过漫画，上面是个鸭蛋，还有奥运的五环标志。

　　如果以奥运会金牌为坐标来衡量，我们早就扔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我们甚至实现了“求富求强”梦想，但是，如果以托马斯·阿诺德的体育理念来衡量，以马约翰的“培养合格公民”的理念来衡量，按照毛泽东“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理念来衡量，现代体育在中国的启蒙可以说还没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