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武三杰和排球故事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5月10日18:57 三联生活周刊
南武三杰和排球故事
南武中学校园内

  近代西方体育传入广东,在教会学校“一统天下”的局面中,南武学堂在广东是首屈一指的抗衡者。校长何剑吴任职期间体育辉煌,得到时任全国中华教育会长黄炎培的盛赞。“南武三杰”中的陈彦,是中国第一枚国际大赛金牌获得者,而许民辉和丘纪祥,不仅同样是奖牌获得者,还将排球运动带回中国并发展起来。

  记者◎王鸿谅 摄影◎贺小波

  第一块金牌

  这枚1913年的第一届远东运动会跳远金牌直径只有4厘米左右,边缘饰以波浪形草叶纹,正面刻着“FAREASTERN OLYMPIC GAMES”字样,背面写着“Run,Broad Jump,Chan Yin,First,Manila P.L,1913”,它是陈彦的荣誉见证。20世纪初期的广州,陈彦很有名气,当时他和许民辉、丘纪祥并称“南武三杰”。

  1891年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的陈彦,幼年并没有什么机会接触体育。陈彦的侄子,现年83岁的陈圣基老人回忆,早年南海并没有真正的学校,陈彦只能在一种当地人称为“卜卜斋”的私塾里念书,不过幼年的陈彦就显现出了过人的弹跳能力,家族里流传有他能够撑着一根竹竿跳过小河冲的故事。1906年陈彦进南武学堂,校长何剑吴坚信“体育救国”,把辫子缠在头顶进行跑跳训练的陈彦的运动天赋,在南武得到了充分发掘。1909年参加广东省第三届运动会,获个人总分第一名。1910年代表华南地区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全国运动会,获跳远第三名。1913年,陈彦被选为国家田径队队员,参加在马尼拉举行的第一届远东运动会,以19英尺11.375英寸(约6.08米)的成绩,夺得跳远冠军。许民辉获240码跑季军及1英里接力赛第二名,丘纪祥获得220码跑季军和1英里接力赛第二名。

  陈彦的外孙梁正安回忆,外祖父只是偶尔提起比赛的事情,当时清政府刚被推翻,国内还没有明确的机构主管体育,出去比赛政府不出钱,陈彦只能自费出国,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听说过跑鞋,陈彦到菲律宾才买了一双跑鞋参赛。陈彦属家境不错的,而同去的丘纪祥家庭经济困难,临出发前还拖着一双破布鞋,还是何剑吴掏出二两纹银给他买了一双马步靴,一条西装裤,让他能安心出发。1919年何剑吴出席全国中学校长会议时,还特别在演讲中谈到1913年拖着辫子参加远运会的丘纪祥被外国人讥讽,执着辫子拍照的羞辱,阐述加强中学体育的重要意义和迫切性。

  从南武毕业后,陈彦经何剑吴保送东渡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东洋肛门病

医院专攻痔科。毕业后回国在广州西关一个两层半的房子里开设诊所,他的妻子是上海人,虔诚的基督徒。陈圣基印象很深刻,叔父一家,除陈彦外,五女一子后来都成了虔诚的基督徒。业余时陈彦仍积极从事体育社会活动,二三十年代曾任广东省教育会体育部长,这是当时领导学校体育的机构。20年代广东精武体育会成立初期,陈彦被聘为该会医生兼会务主任,后被推选为理事长,任职期间,在广州市中小学开设武术班,派任武术教师教授十二路谭腿、功力拳、八段锦,又在全市分区举办武术辅导站,每周训练三次,练武蔚然成风。最让陈彦的亲人津津乐道的,是霍元甲的后人霍东阁也慕名找到陈彦,要求在广州担任拳师。

  抗战期间,广州沦陷,陈彦隐姓埋名,坚决不为日本人工作,并逃到香港,直到抗战胜利,再回到广州,曾担任南武中学董事会的副董。新中国成立后,陈彦在中山大学任校医,后转到他寓所附近的24中,在这里工作到84岁高龄才退休,退休后仍大力支持广东省体育文史工作,提供了大量体育史料。而在24中工作30余年的老校长并不知道曾经有如此名人在此任职,可见陈彦晚年的低调。

  陈彦的金牌也在很多年里不为外人所知。1981年4月1日,陈彦过世,他在遗嘱中将奖牌传给外孙梁正安,此后金牌一直存放于银行的保险柜。直到2004年雅典奥运会,陈圣基老人留意到媒体梳理中国奖牌历史的时候,忽略了这第一枚金牌,于是打电话到广州的报社,记者来采访,梁正安才第一次从保险柜里取出金牌,给记者拍照。2006年3月,梁正安和家族众人仔细商议之后,同意将金牌捐献给中国体育博物馆,用陈圣基的话说,与其把奖牌放在保险柜里“不见天日”,不如拿出来,让更多中国人铭记住这段历史。

  “体育救国”的南武学堂

  南武学堂最初就是南武公学会,教育部的一个部门,当初只是借用海幢寺中的“圆照堂附殿”作为讲堂,学生只有30余人,没有校舍也没有操场。何剑吴1906年受聘请,舍弃海关职位就任。1906年上任伊始,就引陈天华“坚忍奉公,力学爱国”为校训,力主倡导德、智、体三育并重,认为学生要有强健体魄,方能为国家出力。这也是他的一贯思想,生于1876年的何剑吴1890年从香港皇仁书院毕业后,曾亲自组织足球队到东南亚各地宣传革命意义。

  何剑吴到任后,马上加大扩充南武学堂规模,学生增加到130人,开广州学堂男女同学之风气。何剑吴一方面征得寺僧同意,租借海幢寺南端的诸天阁和观音殿作为课堂,把观音殿后面的沙荒地开辟为操场。有了操场,推行军国民教育,除课堂教习以外,学生每日一操二练,不仅男生习兵式操,女生也开设武艺教练课目。男生出操均穿操衣,初期是紫花色粗布制服。1912年南武学堂正式改为中学制。何剑吴并不满足于现有规模,继续由南武公学会外募捐得款开掘乌龙岗为球场,又以海幢寺西侧的放生池积水不合卫生,呈报当局核准将该池填平为西操场,同时动员南武名誉董事黄鸿逵先生捐赠学田32亩,扩建为有跑道环绕的足球场。为有利学生锻炼,租用东巷僧房10间为男生宿舍。当时珠江以南的居民生活并不富裕,何剑吴亲自家访,对困难学生拟订津贴办法,报请公学会解决。

  当时的兵操由退伍军人祈保胜任教,武艺由精武会拳师钟鸿胜担任。男生每天早晨一律习兵式操,女生不寄宿,早上到校后或到课堂早读,或到操场跑步,练耍竹剑,或在操场边看男生操练,不加限制。下午课后,男生练习“新体育”,女生则分武艺和“新体育”两组,自由选择,定期轮换。“新体育”内容当时设有赛跑、徒手跳远、跳高、足球、秋千、木马等等,可以说,凡是教会学校设了器材和开设的项目,南武都有了。虽然没有真正的体育老师,但并不影响开展的热度。何剑吴英文很好,他从香港买来外国出版的体育画报、杂志,亲自翻译,在教师学生中讲述,看图研究,付诸实践。不论早中晚的训练,他都临场督促指导,学生吃完晚饭到操场散步,他还满头大汗地在场上收拾整理运动器材。1930年广州东较场运动场动工,得益于何剑吴的多方奔走,场地是何剑吴运用传统建筑方法,并参考国际运动场建筑学来设计的,成为抗日战争前广州唯一较符合标准的公共运动场。场地的排水性能非常好,大雨过后10分钟,便可继续进行比赛。

  “南武三杰”在第一届远东运动会上取得的成绩是何剑吴功劳的见证。许民辉毕业后,因家庭困难无法升学,在基督教青年会任干事,何剑吴认为这个职务不能发挥许民辉的才智,报请南武公学会资助,通过青年会组织把他送往美国春田大学,使之成为旧中国南方仅有的一位体育硕士。后来的学生梁无恙创办了重点宣传体育的《良友杂志》和专营体育用品的良友公司。何剑吴执著于体育来强身健体,满怀希望通过竞技运动来展示国民素质,在南武中学,学生请假是必由他亲自批准的,而诸如感冒、跌打损伤之类的病假几无通过的可能。他经常请学生吃点心,但完成不了他的食品定额,学生自会挨骂。

  何剑吴曾6次担任南武的校长,却在1935年的“易长潮”事件中,最终黯然离开。广州经济富庶,多开风气之先。当时的男学生爱将头发三七分开梳成西发,俗称“花旗装”,再涂了厚而亮泽的定型胶,极为招摇地在校园里走。何剑吴看了颇不满,认为发式有碍观瞻,精神萎靡不合南武的传统,也不合抗战的时代精神,于是要求所有男生一律改为“陆军装”的短头发。这本来是一件小事,却想不到引起高三男生的激烈反对。个别对何剑吴心怀芥蒂的教员暗中推波助澜,一天中午,以高三学生为主体的学生会在“大雄宝殿”召开了全校同学大会,宣布罢课,同时声明“何剑吴不倒台,誓不复课”。何剑吴在学校人心动荡的关键时刻,自断退路,著诗一首,叮咛几句,黯然离去。走前慨叹,“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国事如此,遑沦个人利害?”1939年何剑吴病逝于香港。

  排球运动在广州

  台湾体育史学家吴文忠在《中国体育发展史》一书中指出:排球运动最初称队球,民国前7年广州南武学堂和香港皇仁书院首先倡行。1920年从广州到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工作的梁兆安也说,1905年,排球运动传入我国,最先打排球的是广州和香港一些学校的学生,并举行校际比赛。

  1913年的第一届远东运动会,原来是田径或足球选手的广东学生,应东道主的邀请,临时凑成一支12人的球队,按当时规则16人为一队,但不足16人时,人数对等也可比赛。队员们在场上头顶脚踹,闹了不少笑话,从此开始接触排球,对打法和规则有了初步认识。运动会结束后,许民辉和丘纪祥便在南武学堂玩起排球,同时还向一些有一定自发活动和设备条件较好的学校介绍这项运动。

  许民辉是中国排球运动的开拓者,远东运动会归来便在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从普林菲尔学校(春田大学)攻读体育硕士回国后,仍在广州青年会任体育干事,负责培训竞赛,同年5月出任中国男

女排球教练,率队赴菲律宾参加第七届远东运动会,后历任北平师大、清华大学、南京东南大学教授。1933年南归,任广东省教育厅体育督学,大力改善全省各级学校体育工作。1935年秋,在省教育厅支持下,创办广东省立体育专科学校,兼任校长。抗战胜利后回广东主持修复东较场体育场以及复办省立体专,重任校长。1961年10月21日许民辉在香港病逝,被誉为“南老”,与“北老”马约翰齐名。

  他的同学丘纪祥也是排球运动的倡导者,接连成为第二、三届远东运动会排球赛主力队员,从第四届到第十届远运会,连续担任中国排球队领队。1915年丘纪祥发起组织广州排球联会,1927年又发起组织广东省体育协进会。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夕,丘纪祥赴粤北参军,任十二集团军总部军官补训团体育主任教官,倡导体育军事化。抗战胜利后,回广州大学担任体育主任。新中国建立后,丘纪祥转任华南农学院教授兼教研室主任,多次担任省市和全国的田径游泳排球总裁判,历任广东省排球协会主席,广州市排协网协主席,是中国第一批国家级裁判。1980年1月2日病逝。

  在许民辉和丘纪祥推介排球运动的时候,当时的教会学校,岭南、培正、培英,本来就重视课外体育,一经推介,便迅速在广州开展起来。特别是培英和培正,成为全国排球传统学校,培英更有“排球少林寺”之称。细数起来,广东的排球运动,男子早于女子近10年。1914年,广州基督教青年会与广州教育会联合举办了“广州秋季华利波联赛”,赛场是如今的教育路球场。早期广州排球界的专项运动组织首推“广州排球联会”,对推广普及全省排球运动作用较大的则是1915年成立的广东体育协进会。协进会每年在竞赛计划中安排各个级别的排球赛,有省县两级,甲乙两组,并分高网、低网比赛,同时还有学界、军界、公务员赛。还有省港埠际比赛。广州是全省的文化教育中心,各县来求学的学生回乡度假之际,也把这项新兴运动传播开去。1914年,排球传入台山县,迅速普及,人们在巷中、树间挂起绳子当网,用烂布、草绳扎成球,两人或多人对阵比赛,甚至出现“兄弟双入场,父子两对阵,爷爷喊加油,奶奶烧开水”全家总动员的情景。

  从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开始,中国队分别获得第二、三、五、八、九届运动会的5届排球冠军。粤港排球运动员是历届远东运动会中国排球队的主力。到新中国成立前,历经30多年的发展,尽管广州的排球运动在战术技术方面和现代排球水平差距甚大,但在当时不仅领先于亚洲的日本和菲律宾,也领先于发明排球运动的美国。

  中国快球是1923年中华排球队所创。当时的队员十之八九都是广东籍,据老队员们的记忆整理出来的快球的形成过程大致如下:远东运动会中华队主将谢应麟因故未能上场,攻力减弱,队长刘权达命朱祖成在网前“滑球”(当时的排球术语,扣球称附球,快球称滑球,抹球称压球,吊球称跃球,拦网称挡球,发弧形球即勾手发球,发直击球即正面上手发球,二传叫举球),当时用手背快压,成为如今快球的雏形。1930年4月第四届全运会在杭州举行之前,广东队分析主要对手上海队的前排高个子拦网威胁大,教练员因此跟队员共同研究,创出快攻战术,由前排黎连楹和朱祖成搭配,要求三排第一传送到左网朱祖成,黎连楹立即果断地同时跳起闪电般手起球落,使对方措手不及。不过当年这种压球,按规则还是违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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