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大学堂的第一届运动会

　　1905年5月28日早晨7点，和嘉公主府的钟声响起。京师大学堂的举人和贡生们放弃了华丽的丝绸袍褂，统一穿上了棉布运动服，白色或土色的短衫，裤脚扎紧。第一次西式运动会即将开始。教习们恭敬地喊：“老爷齐步走！”300余人的队伍来到了公主府东面的沙滩。因为5月26日的大雨，校长张亨嘉没有上报光绪皇帝，就将原定于5月27日的运动会推迟了一天。刚刚修好的9000平方米的大操场，土地凝固又略带些湿软，踩上去很舒服。

　　记者◎葛维樱

　　张亨嘉的操场修得很辛苦。在运动会召开前，他刚接到了谕旨:“京师大学堂各文库支出甚水路勇饷，尚属无款应付。”尽管操场这块空地早已选定，所有关于铁钉、木头、工匠的支出也细细地报给了学务大臣，但是皇上的来信告诉他，各省为大学堂积攒的经费还没有交齐，要他“拟国库款稍欲，再行筹解”。1902年重新开学的京师大学堂，到1905年已经招收了3届学生。从他1904年上任以来，“京师大学堂因经费紧张即将关闭”的传言时常出现。运动会之前，张亨嘉准备了一篇长长的“敬告来宾诸君子文”，散发各界，希望以天下文明典范的榜样，提倡西式体育的平等、勇敢精神，让运动会“开天下学界之风”。带着清末知识分子“强国保种”的意识，张亨嘉列举日本的柔道、击剑，英国足球，希望“以体育养成国民气节，以体育造人才”。

　　8点钟，运动会准时开始。身份尊贵的京师大学堂学生，作为“准政府官员”、“准教师”，第一次感受到了西方体育的仪式。由军乐队走在最前面引领学生。操场大门口扎彩花挂黄龙旗，正中树立万国旗。操场门口安排两队巡捕守卫，各院系入场时都受到了鸣枪列队的欢迎。运动会期间，任何学生入场都会有巡捕举枪致敬。张亨嘉为了防止贵族子弟们延续“五陵侠少”的作风，在运动会上炫耀华服，为各馆学生制作了服装。但是为了区别管理，又要求各院系自己制作个性化标识。仕学馆与师范馆人数最多，声势最大。和现在的大学生运动会一样，所有学生都想方设法看上去更有气派精神。师范馆穿白操衣，红号码为学生，蓝号码为预备科。译文馆、实业学堂、湘学馆也都穿白衣，只有最接近官员阶层的仕学馆，穿了土色的运动服。每个学堂都自制了精美的大旗，以便加油摇晃。师范馆的彩旗一面红缎一面蓝缎，上书“大学”二字;仕学馆书“仕学”，白绸红边，漫场翻飞。运动会又移植了军队的做法。由于服装的统一，年级、系别、参加项目、各种身份以徽章来标志。裁判、监督、巡警、负责茶水饮食的杂役也必须佩戴这些由不同颜色的花朵、星星、条纹组成的图案。除此之外，赛场内还散发纸制的小“龙形旗”，每个人都可以领一面来加油助威。

　　喊过了“皇太后圣寿无疆，皇上圣寿无疆，京师大学堂长久”的口号之后，比赛使运动会进入更加热烈的氛围。第一个是掷槌(扔链球)。此后进行的24个项目中，不同类型的赛跑成为运动会的重点，“突竞走”(快速跑)从“一百密当”(100米)到“一千密当”(1000米)不等，“犬牙行竞走”，即现代折返跑。除了这些现代体育的必备项目，还有少数带有游戏成分和中国色彩的比赛，比如“两人三足竞走”、“提灯竞走”、“掩目拾球竞走”等，接力赛里的接力棒被演绎成了手巾，很多项目都写着“不计时”。项目的具体细节和成绩实录已经无从查考。每个项目都至少有20人以上的参加者，据《大公报》报道，赵君是“顶囊竞走”的冠军，陈叙玉则成为“越脊竞走”的第一名。“掷槌”、“跳远”、“撑竿跳高”这些需要技巧训练的比赛，参加者也在10人以上。因为早在一个月前，各学堂的教习已经选好了运动选手，用强制的方式要求基本上人人参与，并发给了训练券，凭训练券才可以进入操场。当时的京师大学堂运动会还没有任何记录成绩的意识。得冠者奖品不详，第二届运动会才设立了景泰蓝制的奖牌，以颜色分差来激励选手。张亨嘉特别强调，不能让运动会成为体强者炫耀技术的舞台。而要让每个学生都成为“奋迅勇猛”的人。大批的参加者使比赛除了中午休息之外，一直持续到晚上19点半。

　　除个人比赛，团体比赛更加有趣。国学进士馆和仕学馆都是京师大学堂最高贵的群体，不愿意参加运动会上的本学院赛跑，但是和其他院系的竞争却特别用力。特别是大学堂里常常暗中较劲的两大阵营，“仕学馆”和“师范馆”的“拉绳”(拔河)过程，被《大公报》详细记录下来。两馆各选12名学生，“彼此角力23分钟，互有牵动，未见胜负。教习鸣号而止，在粉板上大书‘能力相等’四字”。和事佬裁判总算将这场好戏摆平。

　　这样没有结果的竞赛和其他缺少标准的因素，促成了运动会的第二天随即公布了非常详细的《运动员比赛规则》。京师大学堂运动会第一天虽然有《比赛禁例》，但大都是遵守指挥、不得妨害他人、要注重礼节之类的形式上的规定。为了避免在实际比赛中学生们乱糟糟的纷争，第二天的《比赛规则》已经让西式运动会的所有细节都规范化。维持赛制公平的规则有:对于裁判不能有质疑，要有集体荣誉感;发令员不下令，脚不能迈到出发线以外;有意妨害他人的人，成绩无效。更多的是对每一项比赛加以详尽的辅助说明。这些陌生的项目在运动会中被当作知识迅速普及，跑步终点以胸部触决胜线为断，跳远丈量的是足迹之间最短的距离，跳远、跳高以两次中最好成绩来算，等等。而学生们的狂热和快乐情绪也是老师始料未及的。有的人踩在凳子上欢呼，有的抢着接送运动员，有的为了成绩不服裁判，甚至在高唱“圣寿无疆”颂词的时候也是一片放松嬉笑的状态。每个学院都在强调自己的集体荣誉感。译文馆留下了一则简报，因为校长夸“本馆学生步伐整齐”，特地告诉同学们。

　　“人人有振武之精神，则自强可恃仰见。”张亨嘉在运动会闭幕会上的致词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另一种精神共勉。为期两天的运动会为了推动气氛，特别在最后一天，为来宾和职员准备了赛跑项目。最轰动的新闻是，曾经出使日本考察教育的四品翰林院编修李家驹，时年34岁，担当副校长，参加职员竞走比赛得了第三名。“前一日，戴操帽入场，二日，因应酬官场，着袍褂而入……及至指挥司高揭职员竞走旗，即脱去袍褂，竞走一百米，列于第三，捷报司方写黑板，而场内千余人拍手之声如雷。运动毕，仍着袍褂如故。”文人们将这次运动会的主旨更加理想化，“使吾国事事进化如此，20年后将不与东西各国并驾齐驱？吾不信也。”

　　因为事先发出了邀请各界前来观看的通知，运动会成了北京社交圈里的盛事。各大使馆特别是大使夫人们纷至沓来，还有“镇国将军公子、贝子以下者不计其数”，更新鲜的是来了许多女宾和各国报馆记者。京师大学堂还发出了邀请，使北京、天津乃至河北各学堂的学生来了数十人参加比赛。来宾们每人持一张入场券，后面还贴着两个纸条，“凭此条领汽水一瓶”，“凭此条领点心一包”，过期作废。特别强调，仆从不能跟着来宾进场。运动会将社会阶层都掩盖起来，任何人不能随意离开自己的场地，巡警和义务维护秩序的学生有权请不遵守规定的来宾退场。操场围墙外是另一番景象，数千名无票的观众不顾炎热和疲劳，观看比赛。《泰晤士报》对这样的场景感到新鲜:“这些品学兼优的年轻人按顺序停在运动场上，观看和参加西式运动项目:赛跑、跳高、跳远、举重、掷链球等等。这里全是中国人，中国人维持秩序，中国人充当干事，中国人散发中文节目单，中国人充当裁判，中国人参加，只有竞赛的项目是纯粹外国式的。”京师大学堂运动会在这个操场上办了三届，到第三届已经成为各大学堂联合运动会，有5000人参加。1916年北京大学因学生人数激增，向比利时借款，将沙滩操场改建为四层红砖楼，能容纳900人，即今天的北大红楼。(材料来自北京大学档案馆《京师大学堂运动会纪录》等多种相关文书，感谢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刘铮、卢福泉、李德昌接受采访并提供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