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化的网球时代：世界网球大师首次来上海

　　所有的最早在上海出现的体育运动在中国人的记载中，个个都是西洋镜，有着不准确的场景描绘和稀奇古怪的名字——例如最早进入中国人视野的抛球，正规学名是“有墙手球运动”，是现在几乎已经被淘汰的英国乡村运动。当时的中国人对这个运动极其好奇，《竹枝词》里记载的是：“四点钟余无个事，抛球场上去抛球。”上海最早的运动场位于今天的南京路河南路一带，早已荡然无存，“抛球场”的名字倒是一直留存下来。

　　记者◎王恺

　　19世纪60年代的上海地图中，上海最早的网球场就在“抛球场”的旁边，当时还被称为“拍球”的网球在侨民中也是高档运动，打的人并不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当时的网球场地太珍贵了，需要“保护”才能留存下来。网球场上的草坪十分诱人。学者罗苏文发现，网球场的管理者工部局甚至在1896年专门出台规定以保护草坪。当时马夫经常牵着马在草地上遛，“步子又快又大的中国苦力”跑到网球场上去割草作为骡马饲料去出售，而最讨厌的，要算人力车，经常随意穿行草地。工部局规定:除非在训练季节，禁止任何人在草地上骑马。制止苦力割草，一经发现，草料没收，人即逮捕，由巡捕房执行管理。1896年，从英国购买草坪割草机在这片“拍球场”上突突而过，被禁止入内的中国人大惑不解:不准我们割，为什么他们自己又要割？割草的主要原因，是仿照英国温布尔登网球赛而进行的“上海拍球总会球赛”即将开始。

　　上海租界里成立的拍球会在不断扩大，最兴旺时候，和香港、宁波都举行过埠际比赛，但是成员全是侨民，没有一个华人参加。上世纪初，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时，看见这些拍球场上的英国人个个穿着时髦，和他们祖国的同胞相比丝毫不逊色，而不远万里坐船到来的某英国老小姐也十分喜欢上“拍球场”——虽然她不会打球，但也穿着整齐的白色上衣和长裙(标准的温布尔登着装)坐在场地边上，向打球的人巧笑，因为她幻想从这里面找到丈夫，当时上拍球场的侨民均属侨民中的上层。

　　当时最时髦的网球场已经转移到虹口公园一带。这里是1905年由工部局开始扩建的公园式运动场，按照英国最先进的格拉斯哥城体育公园的模式建造，1909年全部建成。中间有草地网球场75片，硬地网球场8片，9孔

　　究竟是外国侨民把网球传给中国人的，还是由檀香山的华侨将网球传给中国人的？迄今没有准确答案。按一般体育史记载，1896年，一批檀香山的华侨来圣约翰大学上学，开始练习网球，该校也成为中国网球的发源地。而采访过上海众多世家的宋路霞老师怀疑是前者，“当时的买办阶层和侨民经常接触，侨民的生活方式也成为中国人仿效的对象”。

　　宋路霞的印象中，20世纪20年代，她采访过的上海巨富之家几乎家家都有网球场，“一般是4片”。当时网球只能是豪门运动，主要是价格因素决定的。拿最简单的例子来说，“一筒3个网球，价格是3块银元”。这种价格不是普通人所能承受的。

　　而球还是最基本的装备，“白色的薄绒球衣、球袜也全部是进口而来”。当时最著名的私人网球场是张静江的侄子张叔驯的网球场，叔侄二人的住宅在今天的淮海西路、湖南路一带，也就是现在的上海交响乐团所在地。当时占地27亩，只有两幢房子，周围全部是草地，草地上有4片网球场。夏天的傍晚，是露天打球的好季节。这里也是上海社会名流的交际场，来打球的既有地产大王程家的程贻泽，“他是样样运动都参加的”，也有中国第一个女飞行员李霞卿。喜欢讲排场的谭敬开着凯迪拉克来参加张家的夏夜网球聚会。

　　另外的著名网球聚会是在位于曹家渡的胡均籁家举行。胡家有4片网球场，两片草地，两片沙地。“他家也是做外贸生意的，所以也喜欢网球。”胡家的后人胡寄梅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打网球的麻烦:因为网球拍上的球线也是从国外进口，所以出现问题就要拖很长时间。而另外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有些外国侨民来自己家充当网球教练，教练课程是按照20分钟一节计算的，价钱相当的可观。

　　当时上海也出现了一些公共网球场，但这些球场规模都不大，又都是泥地球场为主，所以外国侨民和巨富家庭是不会使用的。“当时青岛有中国最好的沙地网球场，所以到了夏天，这些家庭有些成员专门去青岛打沙地网球。”

　　世界一流的网球选手也就是在这些巨富之家的网球爱好者的赞助下第一次来上海的。上海的银行业孙家的后人孙曜东曾详细地告诉宋路霞这件事的前因后果。那是1936年的10月，世界网球冠军铁尔顿和梵恩斯将乘船环游世界，进行旅行式的顶级网球赛，预定所到的地方有英国、法国、日本等，但是没有中国。当时中国的网球水平实在太差，离大师的水平太远，估计人家看不上。孙曜东他们很受刺激，当时上海有十几个网球会，他所在的“绿灯网球会”由当时的网球好手侯大年任管事，参加者也都是年轻好事的世家子。有一天打球时又在议论此事，说来说去就是不舒服，觉得这样两个高手都到家门口了，却不能进来，是最大遗憾。当时大家传说铁尔顿的发球力气惊人，一球下去，能使球落地后向前滑而不弹起来，球速能达多少公里。孙曜东和侯大年商量怎么把他们请来？侯说办法还是有，但是钞票要两三万美元，当时孙曜东和大哥孙仰农合开了一家银行，觉得自己还是有这个实力的，当即做了承诺。

　　侯大年和大北电报公司日本分公司的职员联系，在铁尔顿和梵恩斯到达日本的时候，送上邀请电报，表示中国球迷无比仰慕他们的球技，请他们无论如何在日本比赛结束后顺路来中国，所有费用由中国承担，甚至用“旅游”来打动他们，同时也表示，自己的团体是民间的，不以赢利为目的，而以球技和健身为号召。

　　在日本赛场上的铁尔顿拆开了电报，当即表示可以，而且表示不收出场费了，也不在中国旅游，在上海只呆3天，中国方面只安排食宿就可以了。孙曜东说:“我们听到消息后，雀跃了几天。”

　　然而，网球大师来了，中国当时水平最好的几个选手却都不肯上场了。名将林宝华、邱飞海和许承基都是业余选手，当时还没有职业选手，也都是华侨出身，在远东运动会上拿过冠军，后来在上海定居，也是上海网球西联会历次单、双打的冠军，可是这次他们都胆怯了，不肯出来应战。这边没人出场怎么办？事到临头，几个职业网球陪练被推上场，“当时这些人叫马克，大概是英文陪练的音译”。当时几个世家家庭中都雇有陪练，他们每天打球，在陪练中球技增长很快，所以也有几个好手，结果是3个“马克”——王妙松、蔡侯发等人上场，自然是必输无疑。

　　但是铁尔顿和梵恩斯的球技还是让国内网球界的人大开眼界，打了3场。最后一场是铁尔顿和梵恩斯之间的比赛，年轻的梵恩斯胜了，他力气大，人又高，发球技术尤其高明，人称“破弹”，又有“网球魔术师”之称，他战胜了铁尔顿的新闻当时还上了国外的报纸。

　　孙曜东他们和铁尔顿、梵恩斯见面的时候，大家都很愉快，他们这批网球球员全部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英语很流利，双方会话没有障碍，“过瘾得很”。铁尔顿和梵恩斯当时住在国际饭店，每天20元，加上请客的费用，一共是6000美元，结果参与筹办的10个人不让孙曜东独出，每人分摊600美元，“觉得很划算”。

　　但是出钱的人并没有在当时上海各大报纸的新闻里出现。宋路霞查过这段上海的《申报》，确实是一次盛况空前的网球盛会，报纸持续刊登了一周时间。但是出面接待、被记录姓名的是侨民中的网球领袖，还有侯大年等人，“孙曜东他们当时属于幕后人员”。

　　上海的“马克”的球技一直在成长中。新中国成立后，新组建的中国国家网球队男子组的4名球员全部来自上海，其中3个是“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