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小站水师学堂和体操

　　记者◎朱文轶

　　现在看，19世纪末人们对西式身体训练在思想观念上的“容忍”似乎更具历史意义，因为它为现代体育在中国军队中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地，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湘军、北洋军采用西式身体训练所得实效的影响。当然，与学校比，军队更具强制性，因而体育的推行也更有力度。

　　小站

　　天津教案发生后，英法美三国兵舰集结大沽口，同治皇帝诏调李鸿章的淮军驰赴近畿驻扎。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其亲军营——周盛传部盛字军9000人于是由临汾调往天津，于次年在青县马厂驻扎，之后又设防新城(今属塘沽)。1874年，同治十三年，在马厂和新城之间修筑了“马新大道”，沿途设立驿站，40里一大站，10里一小站，共设大站4所，小站11所。光绪元年，盛字军由马厂移屯涝水套，这里是大沽以西的第五个驿站。军士习惯称为“小站”。

　　在历史上的相当长时间里，天津都像是北京的后花园，一些清朝官员在遭遇仕途危机时，退居天津，争取政治上的斡旋时间。李鸿章和袁世凯分别在19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选择天津，则因为他们被掌权者委以重任，前者是出任北洋通商大臣，后者是操练新军。他们在这座城市所进行的政治试验给这里带来了一些全新的风气。

　　在袁世凯之前，小站仍只是旧式军队的操练场;袁世凯之后，小站成为一支新式军队的诞生地。在这里用新武器和西式军操训练出的北洋军在1912年人数达到了全国军队的1/3。强大的军事力量，使小站成为袁世凯政治生涯的发迹地。

　　即使到现在，天津小站曾作为兵镇的痕迹依旧清晰。因为是人工开发，它的河渠与街道都是直线的，不像一般沿海河的村镇，河渠、道路多蜿蜒曲折;它曾经有御敌的城楼，小站的行营买卖街，是沿马厂减河而设的东西街，两端各有一座城门楼，南北两厢共开6个坊门，减河大桥在西门外，桥口弯入衢的一端，还有一个牌楼门，连同城门、坊门共为9门。解放后，这些门被拆除了，而行营买卖街的旧街衢，至今依旧是小站镇的主要街市。与买卖街平行的后街，便是新建陆军督练处所在的巷子，巷子两头都是死胡同，中间仅一径可通，围绕巷子还有一圈护城河，既有城又有池。

　　与其他沿海村镇的取名不同，小站地方的地名是“站”、“营”、“营盘”、“操场”等，有明显的军旅色彩。现在仍在沿用的村镇名称有:东大站、西小站、传字营、盛字营、前营、后营、老左营、东右营、西右营、南副营、仁字营、蛮子营、营盘圈、大营盘、小营盘、操场河。盛字营、传字营是以天津镇总兵周盛传的名字命名的队伍驻地;仁字营是淮军通永镇总兵唐仁廉的部下。

　　周盛传和唐仁廉都在小站举行过大规模的练兵。一些小站练兵的史料观察者认为，这种已经使用一些新式武器的操练并没有实质性突破，“当时的军队除了由于采用洋枪而不得不学习射击之外，其军队的编组及训练等，仍然一如其他绿营军队，只是军队的家族色彩更加浓厚”。“操练方式，与其说是训练一支军队，毋宁说是在发展运动员的肌肉。中国军队操练的主要项目是:重石头的掷接、快马射草人、列队操步、吹号角、喊口令。”

　　与后来袁世凯引入德国教员针对新兵的训练相比较，观察家们注意二者的区别在于:“士兵们即使在进行队列训练(按:队列训练是体操的基本内容之一)时，清军的官兵们也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只是注意表面队形与服装的整齐，而不考虑步伐统一;军官们仍然是‘从传统战术中培养出来的’。”

　　尽管在旧军官们看来，西方的兵操与古代的练阵并无二致，然而作为现代体育组成部分的兵操毕竟已经不是中国古代的走阵。一些出国考察的洋务官员们对西方文化，包括西方体育的认识要更系统。1887年，奉旨出洋游历的天津机器局总办傅云龙在12月21日参观日本高等女子学校后的日记中写道:“其学不外汉文、音乐、体操。按体操为学校通例，木器四:曰球铃，曰球棍，曰拿环，曰当拔耳(长尺余，日本无定名，此袭英语)，而女独无当拔耳，适见体操铃、棍二法。”这里的四器，即哑铃、体操棍、藤圈和火棒。我们虽然无法准确知道他对体育的看法，但长期以来不是教育内容的体育(体操)成为学校的正式课程，一定给这位二品官员留下深刻的印象，因而他对体操课的内容做了比其他课程更为详细的记录。

　　在“整军经武，以救危亡”的思路下，清廷听取了傅云龙在内的众多洋务官员意见，1895年12月决定在较早建立的洋枪队——武定军基础上，建立采用西方建制和装备的新式陆军，并由袁世凯督练。袁世凯接过武定军后在其4000余人的基础上，重新招募新兵，建成了一支7000余人的部队，正式更名为新建陆军。新建陆军采用德国建制和德国新式装备，设有步兵、炮队、马队、工程队和辎重队等兵种，步兵队5000人，分左翼、右翼两营。炮兵1000人，分为快炮队、重炮队和接应马炮队。马队500人，分为四队。工程和辎重队500人。部队装备德国最新式的手枪、步枪、马枪和克鲁伯快炮。并设有步兵学堂、炮兵学堂、工程兵学堂等。这些新建陆军全部按西方军队方式组建，军中聘请德国教官，按德国陆军条令操练。

　　兵式体操引入军队后，很快得到普遍接受和应用，其他许多来自西方的现代体育项目也得以在新军中广泛开展。据北洋陆军第四镇镇志记载:光绪32年(1906)闰四月，北洋督练处曾派员到第四镇“考察单人教练、器械及活动体操，并抛球、踢球、拉绳、贯跤、举土袋等，按照军队内务书是否实行”。驻天津的新军也请求“改建公园”，“设气枪射击场，其余打弹、踢球及体操用具”。显然，这些体育活动都是“军队内务书”中规定必须开展的。

　　水师学堂

　　物理学家吴大猷1921年到天津，是因为他的伯父应邀担任广东旅津中学校长。他在南开中学插班旧制二年级，让吴大猷印象格外深刻的是严格军事化的体操训练。他多次在回忆中提到这段经历:“天津的冬天非常冷，尤其像我这样从南疆来的人，感觉更为灵敏。但即使如此，体操训练是每天必经的一课。每个人都要穿制服，扎绑腿，早上5点出操。当时学校没有体育馆，只有室外大操场。但没有人要求要改变这一训练方式。除此之外，在第一节课和第二节课，10时到10时20分之间，全体学生还要在操场按班级位置排列，做15分钟的柔软体操。”

　　吴大猷记忆里这段残酷训练一定来自于南开校长张伯苓15岁在天津水师学堂受教的经验。现代体育因借助于军队的力量而得以确立，但人们对西式身体训练在思想观念上的接受则还要依赖这些新式学堂的普及。

　　天津水师学堂是最早将军事化训练用于教育的学校。李鸿章于1880年上奏朝廷，要求建立水师学堂，1881年学堂建成，地点就设在天津机器局东局以北(今河东区东局子一带)。据记载，北洋水师学堂“堂室宏敞整齐，不下一百余椽，楼台掩映，花木参差，藏修游息之所，无一不备，另有观星台一座，以备学习天文者登高测望”。这样的办学条件在当时的中国可以称得上是第一流的。

　　1881年学堂设立之初，李鸿章便将刚从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

　　为了争取一些年轻人报考，李鸿章专门发了一个告示，宣布学堂将每月发给学生4元的月银(津贴)，这一点对很多家境贫寒的学子是有巨大吸引力的。李鸿章还对学子未来的前景做了十分乐观的展望，“今日之学生，即他日之将佐，投考该学堂，将会有远大之前程”。

　　天津水师学堂坚持系统教育的教学模式，张伯苓日后在南开大力推行的“三育并进”思想来源于此。水师学堂所设立的课程除了枪、轮机、驾驶、电报等专业课程外，学生还必须修习英文、数学、化学、物理、地理、天文、体育等课程，坚持大量使用外国教官授课。天津水师学堂的学制最初定为5年，后来又延长至7年。这与其他军事学堂长则一年短则数月的短期培训班教学模式截然不同。据《清续文献通考》记载，天津水师学堂在建立之初，“学生入堂，授以英国语言，……虑其或失文弱，授之枪，俾习步伐;树之桅，俾习升降……”

　　1894～1900年曾在天津水师学堂学习的王恩溥老先生，在1958年回忆学堂的体育时说:“当时我17岁，考入水师学堂，教务长是严复先生，那时大家都称呼他做总办。我和现在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已故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等人，都是这个学堂第八班的学生，这个学堂的地址在天津市东营门东局子一带。我在这个学校念了5年半书，直到庚子(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学校被法国军队占领后就解散了。”

　　“我在水师学堂读书时，开始有了外来的体育活动，当时我还是一个积极参加体育活动的爱好者。那时的体育活动内容，作为校内正式体育课程的，有击剑、刺棍、木棒、哑铃、足球、跳栏、算术竞走、三足竞走、羹匙托物竞走、跳远、跳高、爬桅等项。此外还有游泳、滑冰、平台、木马、单双杠及爬山运动等，只是还没有篮球、网球等运动。上体育课时，一班大约30人左右，一般是头三班全体出操。我们那时所学的体操，最初为德国操，主要演习方城操及军事操，后来到了戊戌年间(1898年)就改为英国操了。”王恩溥回忆，“那时由海军调来一个叫曹家祥的船长和两个炮手来当我们的教练，另外还有一个英国人教我们体育。我当时由于喜爱体育运动，所以各方面都能来两手，尤其对‘爬桅’一项更感兴趣。桅高10丈，我能爬到极顶。校内曾进行过爬桅比赛，6人一组，同时上爬，一直爬到最顶点，看谁能最快爬到最高顶点谁就算优胜……那时，除了校内经常有一些同学自由组织的小型比赛活动外，校与校之间的比赛活动都很少，只记得在庚子前一年，由一个新成立的大学(可能是北洋大学堂)总办王少泉和一个英国总教习(教务长)丁嘉立二人倡议，举办了一次校际运动比赛，曾约我校和当时的武备、电报等校同学参加，我校参加了20多人。”

　　天津体操的“军转民”

　　在天津旧城内，还有一些民间“杠子房”、“皮条房”等练习场所。设备简陋，动作简单，属于一种健身运动，少数参加者须交纳一定费用。到19世纪末，受到军事院校影响，体操已经普遍出现在民办学校中。水师学堂的毕业生，比如张伯苓则把在北洋所学用在他的教育思路上。

　　天津一家书院，1896年时体育活动比较多，每天课间里学生抢球、夺旗，十分活跃，因此被人视为“误人子弟”，还有部分学生退学以示抗议。可见，在这些学校中，体育已非常盛行。

　　在天津，津海关道盛宣怀于1895年奏请创立的“北洋西学堂”第一次将体操田径性质的运动作为比赛开展。第二年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堂”。1897年11月26日，北洋大学堂举行了全校首次赛跑比赛。这种赛跑有天津水师学堂军操的浓厚痕迹。据当时的《萃报》记载:“初四日为北洋大学堂赛跑之期。计有头等、二等两学堂学生170余人，于9点钟，齐集于学堂围墙内之跑场，演赛各种奔跃之法。查赛跑一法，欧美各国学堂均有之，亦体操中之一端也。故本届始有此举。兹将赛跑之法立后:第一法，跑带跳一百码，法，每距十码设一横木，高约二尺零。跑至横木处，需从上面跳过，再跑至(下一)横木处。不跳者剔去。第二法，赛掷重物。第三法，跑带跳220码。第四法:先跑后跳。法，先划一界，从远处跑到所划界即跳，以跳远者为胜。第五法:先立后跳。法，先划一界，至跳界立定，然后双足并跳，以远者为胜。第六法:跑袋。法，全身用袋套住，然后起赛，或弃或跃，均从自便。第七法:跑围场一周……还有‘跑兼拾物’、‘持棍跳高’、‘先跳后高跳’、‘递物跑’等比赛项目。”

　　进入20世纪以后，在清朝的“新政”中，废科举、兴学堂是“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1901年，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要求广设学堂;1902年，清朝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次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由张百熙等人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中吸取了李鸿章天津办学的经验，规定各级学堂必修课目中均包括体操，这个学制虽然正式公布，却并未实施。但是它确立了完整的学校体系和体育制度框架。《奏定学堂章程》对小学至高等学堂课程均规定设立“体操”课，具体要求如下:

　　蒙养院游戏:“游戏分为随意游戏及同人游戏两种，随意游戏者是使幼儿各自运动，同人游戏者合众幼儿为主诸从之运动，且使合唱歌谣，以节其进退;要在使其心情愉快活泼，身体健适安全，且养成儿童爱众乐群之气息。”初小体操:“其要义在使儿童身体活动，发育均齐，校正其恶习，流动其气血，鼓舞其精神，兼养成其群居不乱，行正有礼之习，并当导以一有益之游戏及运动，以舒展其心思。”高小体操:“提其义在使身体各部均齐发育，四肢动作敏捷，精神畅快，志气勇壮，兼养成乐群合众、动遵纪律之习，宜以兵式体操为主。以舒展其心思。”中学体操:“中学堂体操宜讲实用，其普通体操先教以准备法、矫正法、徒手哑铃等体操，再进教以球杆、棍棒等体操。其兵式体操先教单人教练、柔软体操、小队教练及器械体操，再进则更教中队体操、枪剑术、野外演习及兵学大意。”以上除蒙养院外，各级学校每周体操课均为3小时。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到:学校体育的完整体系均已在这个时期建立。这个学制一直沿用至“五四”运动以后，方始正式废止。

　　据当时官方统计，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到民国元年(1912)，学校总数增加了1.4倍，学生增加2倍，故教师包括体操教师严重不足。为此，学部于1906年通电各省扩大师范生名额。电文如下:“各省将军、督、抚鉴:方今振兴教育，以小学堂为基础，而教员亟需养成，故师范尤要，应请迅将省城师范生名额尽力推广必须设5个月属卒业之体操专修科，以养成体操教习。”

　　这个电报不仅解决了体育教师不足的燃眉之急，而且奠定了中国体育专业教育的基础，体育作为一个专门学科的地位由此开始。中国现代体育里的“体操”概念逐渐向“体育”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