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后,相约北京说校园故事

　　[扬子晚报网消息] 为纪念我国恢复高考制度30年，中国教育电视台今年春天邀请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及四川美术学院7所大学部分77级、78级大学生做客演播室，通过回顾各自的高考经历，还原、见证30年前恢复高考时的历史情景，用自己的切身经历和体会，讲述一个个“知识改变命运，学习成就未来”的真实故事。该节目播出后，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以下内容据七次聚会的现场实录整理。

　　[南大]哲学系77级

　　对着橱窗照校徽

　　南京大学哲学系77级共有72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下过乡、进过工厂，在生活中摸爬滚打，积累了较多的社会经验。他们读书实践，求知求真，压抑了十年的求知欲望释放了出来，汇入中国大地思想解放的春流。

　　黄文虎现任江苏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他回忆说，他们班里的同学年龄相差一倍，最大的30岁，最小的15周岁。像他样年龄大的，有的上山下乡过，有的在当工人，还有的是从部队来的，被他们称为小青年的，是直接从学校毕业的。在同班同学中，黄文虎的经历相当特殊，恢复高考时，他已经成了家有了孩子，工作也比较稳定。他一直犹豫是报考还是不报考，最后爱人对他说：“你去报吧，家庭我来负担。”这时，离考试时间已非常近了。

　　黄文虎是在上班的时候接到电话通知的，说他被南京大学哲学系录取了，打电话的是他的爱人。刚恢复高考的阶段，可供选择的专业也并不多。当时，哲学系是一个热门专业。

　　进了南京大学，黄文虎就被这所名校的校园文化感染了。校园的橱窗里经常贴着学生们写的诗歌，有一首诗让他觉得真是写到他们的心里去了，诗的大意是：同学们你们不要老走过橱窗，对着橱窗照自己的校徽，那是多么的自豪！刚刚拿到南京大学白底红字校徽的黄文虎，和其他同学一样，也是马上就戴上，又走到玻璃前面，要对着玻璃看一下。

　　除了校徽，黄文虎还会巧妙地展示他的学生证，而且是在公共汽车上。夏天的时候，他穿的是的确良衬衫，这是70年代末特有的一种面料，稍微有点透明。他就把学生证插在上衣口袋里，学生证上的南京大学几个字就“透”了出来。当时大学生太金贵了，人家一看是南京大学的，就带着比较尊敬的眼光。

　　与黄文虎一样，现任徐州市发改委主任的田质林，也爱展示他的校徽。田质林说，他当时戴校徽时，就有一种非常神圣的感觉，当然也有炫耀的意思。当时火车开得慢，他从南京坐火车回家到徐州，要八九个小时。戴上南京大学校徽，连火车上的服务员都会对他高看一眼，倒水次数就特别多。

　　与戴上校徽那份荣耀感相连的是，所有同学都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都抓住一切时间拼命读书。黄文虎还记得，中午买饭时队排得比较长，有三四十个人，他们班上的同学就把英语单词弄成一个个小纸条，排队时同学们就掏出纸条背单词。

　　由于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级学生，南京大学配备的当时最强的教师阵容。哲学系主任是著名哲学家孙叔平，主持日常工作的是系副主任胡福明。胡福明曾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他介绍说，哲学系招生一般只招二三十个，那一年之所以一下子招了72个，比原计划翻了一番，是因为生源实在太好了。

　　作为南京大学哲学系老师的胡福明，1978年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文刊登以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开展了起来。学者胡福明的思想解放，还表现于对待学生谈恋爱。当时大学生谈恋爱是不允许分配到一块的，但严耕就和班上的李明谈起了恋爱，虽然不太公开，但胡福明还是知道了。幸运的是，他们两个人都被分到了北京。严耕后来听杨春英老师讲，胡福明老师曾拿着北京市的地图，查他们分配的那两个学校是不是比较近。如今，严耕是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李明是北京医科大学党委书记。

　　思想大解放激发起学生更加强烈的学习欲望，黄文虎当年的学习笔记堆起来就有一米多高。因为学习优秀，黄文虎被评为三好学生标兵，除奖状，他拿到了一个作为奖品的大茶缸子，此外还从匡亚明校长手上得到了20元奖金。获奖时，黄文虎虚岁刚好满30岁，他就决定用这20元给自己送一件礼物。当时有一种最好面料叫的确良卡其，很少有人能穿得起，他就用这20元做了一身中山装，穿在身上。他说当时能穿这样的衣服，就像今天哪个人穿一个名牌西服一样，因此这礼物终身难忘。 陈永辉

　　[北大]新闻系77级

　　自办报评天下事

　　老鬼从山西大同机械厂走进北大新闻系77级的时候，带了一部让他的同龄人不安的小说手稿。这部名为《血色黄昏》的小说以老鬼在内蒙古插队的经历为蓝本。同班一位同学的妹妹帮老鬼誊抄手稿，抄到一半就抄不下去了，因为“太脏”。脏的不仅仅是发皱的稿纸和修改时涂抹的痕迹，更让女孩无法接受的是小说的内容。小说的开头几章写几个私自跑到内蒙古插队的知青在大车店里的所见所闻：厕所里“粪橛子冻成一个个宝塔般的冰柱，散发着刺鼻的羊膻味儿”，车把式们躺在炕上“吹牛、抬杠、聊老娘儿们”。刀片一样的风，几乎可以在男生撒尿的时候冻掉他们的老二；几个冻得紫萝卜一样的知青站在路口挥舞手臂、“大叔大哥”地想要搭车，但没人理会，他们终于到了插队地点也没人愿意接受，因为当地拿不出给知青的“安家费”；大年初一，几个知青去抄牧主的家，雨点似的鞭子抽打在老病的牧主身上……

　　进入大学后，北京大学新闻系77级的同学自己办了一份叫《实报》的小报，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从报头到版花全是手写，全班同学的笔迹在上面都可以找得到。主笔孙冰川被称为辣椒主笔，国际国内的大事小情没有他和他的同学们不敢评论的。

　　与老鬼同时走进北大校门的77级中文系学生查建英对当年校园里的学生刊物记忆犹新。她曾参与北大学生刊物《未名湖》最后一期的筹办，全部漆黑的封面，里面刊有史铁生、刘震云的小说，但杂志一印出来，就有人打小报告，杂志遭查封停办。在查建英和当时的中大中文系学生、后来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的共同回忆中，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学生刊物在各地大学中如雨后春笋崭露头角。在此之前，大学文科课堂上教和学的仍是“文革”中对“工农兵学员”照本宣科的那一套。 南方周末

　　[北师大]中文系78级

　　化不开的师生情

　　今年春天，北京师范大学78级部分同学应中国教育电视台邀请相聚北京时，他们的辅导员张美妮正住在肿瘤医院。张美妮住院期间，经常有学生去医院看望她。

　　老师老了也病了，大家相聚时，深情地回忆起了她。现在在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工作的张和生说，他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发现自己并不喜欢这个专业，他就找到张老师要求转系或者转校。如果转校的话，只能从一类本科往二类本科转。张老师对他说： “你在北师大再待长一点时间，就会喜欢上这个专业的，你会为这个决定无悔。”张和生感慨地说，现在真的要谢谢张老师。

　　陈传敏现在是中国儿艺的著名编剧。他回忆说，当时学生是不允许谈恋爱的，可他就跟79级的一个女孩恋爱了，不知道是谁报告给了张老师。张老师找他谈话时，他特紧张，怕背个处分什么的。没想到张老师却说：“我了解了一下，那女孩挺不错的，你得好好对人家啊。”

　　张和生后来读了研究生，1985年毕业留校任教。就在那一年，他有了自己的节日——教师节。教师节是当时的校长王梓坤教授提出来的，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决议，将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教师节”。 南方周末

　　[清华]化工系77级

　　铺路石与流行口号

　　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清华的主楼前多出了一块青石，它是77级全体同学给母校留下的毕业纪念。清华大学校报《新清华》刊登过铺路石设计者的这样一篇文章，题目是《台阶 人梯 铺路石》。文章中有一段写道：“没有塑造一组庞大的群像，没有竖立一块高耸的石碑，没有表白，没有说明，更没有一串串永志的碑文，只是搬来一条青石，雕琢打磨，镌刻一行红字：一九七七级一千零一十七名同学。铭志明心。他们把自己当成铺路石，献给了通向未来通向光明的理想之路。”

　　清华大学化工系77级的陶海心是这个铺路石的设计者，陶海心说，那是他和班上的几个同学一起提出的创意。因为主楼在大家心目中象征着清华大学，象征着科学事业。他们希望77级的同学能够像一个普通的台阶、石阶一样，平实、坚强、厚重。

　　把自己当成铺路石，是清华大学化工系同学们的人生领悟，也是他们的人生理想。1980年3月20日，刚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报》对清华大学化工系77级2班进行了报道，这个班的一句口号成为了文章的标题，随后不久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讲话中高度肯定了这句口号，全国许多媒体也纷纷转载。这句口号就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由此，这句朴实无华的话语走出了清华校园，成为77级、78级大学生的青春诺言。

　　化工系77级的程宜荪，1956年出生于北京。“文革”期间下乡插队，回城后进入工厂工作，是丰台区党委委员。在清华期间程宜荪先后担任了班团支书、年级党委委员。他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口号讨论的发起人之一。1983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留学，现任瑞士银行资讯科技部执行董事。他说，他们班同学的讨论是自下而上的，大家的积极性很高。当谈到不正之风的问题，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说我们应该从自己做起，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不应该怨天尤人、发牢骚，不能等到社会发展了我们再去努力。社会的进步是要几代人的发奋努力才能够实现。

　　化77级2班的35名同学中，如今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有10名，政府机关10名，企业9名，出国定居6名，他们中90%以上同学都当上了单位或部门的主要领导，而在研究领域的，其科研成果亦颇为丰硕。 林 昀

　　[华南理工]无线电77级

　　科技可以救国

　　广州知青霍东龄考取了77级华南理工大学录取线最高的无线电通信工程专业。

　　“文革”开始时，霍东龄刚开始学画圆。之后运动不断，少年霍东龄也就没再认真念过书。初高中的教材也只有一本《工农兵知识》，数理化全在里面，数学题都很政治化，诸如王大伯向地主刘永财借了多少斗米，利息是多少。等升了高二要作为“知识青年”下海南插队时，霍东龄实际上连分数的加减法都不会。也是在高考完体检的时候，霍东龄才第一次见到电子计算器。他一下被震住了。“我按一加一，一下子就出来一个二，好神奇。”

　　霍东龄所在的班里，16岁到32岁的都有。见面问了姓名、老家后，接着的第三个问题就会问以前是干什么的。霍东龄记得班里应届生很少，像他那样的知青占了多数。“自己会下意识地去比较，以前是哪一年读书，哪一年毕业；会有意识地去想，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入学之后，全班同学自发早上6点半起来跑步，一跑就好几年，号称要“跑到北京去”。一则锻炼身体，二则避免睡懒觉。霍东龄还给自己提出“三戒”口号：戒电影、电视、娱乐。文学他也沾得不多，他觉得伤痕文学在工科生中影响不太大，“没那么多时间老是去看过去的路。”

　　在北边学校轰轰烈烈地提“从我做起”、“振兴中华”的时候，华工的霍东龄们更多是在务实和发奋。“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对未来的憧憬和对国家的期望是建立在我们这一代的认识上，就是认为科技可以救国，认为技术进步可以振兴中华。”

　　当时学校里闹教师荒，两百多号人一起在阶梯教室上大课，坐在后面的要靠望远镜才能看清黑板上的字。课本不缺，参考书却不够。每出一本参考书，大家都去排队买。华工附近的五山新华书店，也改为专门经营教学参考书。

　　毕业分配的时候，77级的毕业生供不应求。只要拿着那个文凭，再不济，也会有地方抢着让落脚。优秀些的，则立马被视为骨干。

　　霍东龄进入广州微波站工作。1990年代初，他下海从商，做电子和通信类产品贸易。1995年，霍东龄跟大学同学张跃军一起创办京信通信，现在，京信通信已经是中国 移动及中国 联通最主要的外围设备供应商之一。他们同班的77级无线电学生们，也很多成为国内电子电信行业的老总，诸如TCL的总裁李东生、康佳的总裁陈伟荣、创维的总裁黄宏生、德生电器的总裁梁伟。南方周末

　　[川美]油画系77级

　　有节制的疯狂

　　走进四川美术学院的时候，杨千是一个懵懂的19岁青年。考大学之前，他已经在母亲的单位干了两年临时工，跟成都一所中专的美术老师何多苓学了几年画。1978年3月，“师徒”二人一起考入川美。那时的何多苓已经是四川小有名气的“画家”。

　　跟何多苓的名声仿佛的是外号“罗锅”的罗中立。参加高考的时候罗中立29岁，业余画连环画补贴家用。罗中立投考川美纯粹出于经济考虑，他听说大学生每月的补助是五十几块钱，当时他的学历是中专，中专生每月的补助是29块。

　　临近毕业的时候，杨千和罗中立共用一个6平方米的画室做毕业创作。重庆的夏天炎热，两人光着膀子画画。罗中立从家里拿来一把菜刀当画刀，房间逼仄，他把儿童望远镜倒过来用，增加空间的纵深感——《父亲》就是这样画出来的。

　　几十年后，面对镜头，罗中立对观众席上的当代大学生们说：“我们那时候比你们现在疯多了。”疯的例子包括，自己画肉票菜票，去食堂混吃混喝；熄灯之后，把画室里的黑色衬布裹在身上，一手擎着蜡烛，一手托着用来临摹的骷髅挨个宿舍吓人；暗地里管班上最漂亮的女生叫“粉子”(这个外号的灵感来自当地小吃醪糟粉子。以江米做的醪糟粉子比喻女生白皙的皮肤。有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是，自川美77级之后，“粉子”成为四川对年轻女子的通称。)

　　夏天的晚上，几个男生把水房的门插好，不让别人进来，把水槽里放满水，脱得光光地躺进去，听何多苓说书。不讲故事的夜晚，何多苓吹口哨。大家最爱的曲子是《苏联骑兵进行曲》，后来这成为川美油画系77级的班歌。

　　有一次全班男生爬到宿舍楼顶的平台上乘凉。大家平躺着在楼顶上摊开，平台上没有护栏，不留神骨碌下去没遮没挡。骤雨忽至，众人狼狈爬起，顺着惟一的入口鱼贯爬回宿舍楼里。罗中立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在黑茫茫的天地间，仿佛只有宿舍楼入口投射出来的一线昏黄的亮光，一大群人围着这个有亮光的洞口，像淋透的鸡一样一个接一个地钻进去。这个充满隐喻的画面几可成为川美77级青春痕迹和艺术追求的象征。

　　杨千说：“我们那时候没人嗑药、没人夜不归宿去通宵舞场跳舞。禁忌虽然打开，但总的来说控制得还是很死。我们有同学穿喇叭裤被学校没收，有人因为偷偷在教室里放录音机跳慢三快四被公安局查禁。”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