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的“牛鼻子”

　　陈云带着军管会是坐专列进的沈阳，从哈尔滨到沈阳之行，花了整整5天。

　　陈云和他的核心领导队伍在11月2日黄昏进入沈阳，就径直到了设在大和旅馆大厅的军管会会议室。这座日伪时期建造的7层欧式楼房曾是当时附属地一带的最高建筑，这里在市中心区，又在大转盘旁，极易辨认，人员来往联系很方便。沈阳这一天全城还没有通电，陈云和陶铸连夜点蜡烛开会，安排第二天的工作。因为市内没有自来水，军管会下达给入城人员的第一个通知，是所有人员不得使用驻地抽水马桶厕所。

　　陈云刚刚从疾病中恢复过来。一年前，他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报告了他身体抵抗力比以前更弱的情况，“秋冬以来，伤风次数增加，且每次伤风则发烧出汗(在延安时无此病状)。为防严冬连续感冒，并准备明年春夏战局开展时的忙碌，拟休养一时”。到沈阳解放前，陈云的身体逐渐恢复，精神状态明显好转了，有时“还能听到他拉二胡的声音”。

　　对沈阳这座城市，陈云已经再熟悉不过。抗战结束之初，为了打开在东北的局面，同苏联方面交涉放宽对中共部队活动的限制以及阻止苏军撤退前国民党空运部队到各大城市，陈云在1945年底曾多次往返于沈阳和长春之间。尽管他长期在根据地工作，但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城市的观察。即使1948年以前，整个东北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都掌握在国民党手中，陈云也不认为共产党的农村根据地可以离开城市而独立存在。

　　在农村，共产党有的是粮食，但如果农产品不能交换出去，农村就被城市给胀死了。在“北满”时，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副书记李富春曾经讲过一件事：一名投降的国民党特务对他说，如果共产党的根据地没有盐，没有布，要想打破农民对国民党的幻想是不可能的。现在，城市也没法离开农村，共产党进城了，他要帮助城市人解决他们的需求。农村正好可以反过来解救城市。

　　陈云说三件事是能否成功接收沈阳的关键：一是财政的平衡，二是货币发行的平衡，三是火车运输的周期、车辆运转的数量。而三件事归结到一点上，就是物价能否恢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物价不解决，工商业不能开门，城乡之间没法打通。它是整个沈阳的“牛鼻子”。

　　国统区经济体系和解放区经济体系迥然不同，解放区是粮贱布贵，国统区是粮贵布贱。稳定物价要首先控制在物价中起主导作用的商品。1946年的“北满”和当年边区的物价都是布价带头，布价涨，猪肉涨，小米也涨，因为棉花未来，粮食出不去，被人称为“吃饱了，冷死了”。如今在沈阳，粮价领导着物价。当年共产党在解放区的做法，是用粮食跟苏联人开展贸易，换回足够的布匹和食盐，然后拿出一部分进口的布匹食盐换购蒋管区农民群众的粮食，限制余粮流入敌占区的大城市，加强对其经济封锁。现在，农村需要向城市彻底敞开粮禁了。

　　东北农村的粮食是充沛的。1948年沈阳解放前，为了遏止物价的剧烈波动，陈云曾提出解放区除征收200万吨公粮外，还需要外购40万吨粮食，办法是以盐、布向农民换粮。一次在东北局的高干会上，陈云说，“我们要掌握一定数量的必需物资”，这些物资包括，“除各种开支与出口外，要经常保持40万吨至50万吨粮食。除粮食外，手里还要多掌握100万匹布”。这些物资在1948年冬的重要关头成为沈阳的后盾。

　　有些棘手的是供给速度。沈阳地区1948年是农业严重受灾的歉收年，沈阳周围各县高粱颗粒未收。进入沈阳和集中在沈阳周围的部队有30万人之多，加上10万左右的沈阳市民，每月需要粮食7500吨。尽管沈阳市民粮食存储要远远高于长春，但政府粮食储备几乎为零。国民党军队在撤退前，把军粮全部售出，因此部队进城后仅仅缴获了300万斤粮食。陈云为了防止后备粮没有运到城中、存粮已经告急的情况出现，在进城前，事先安排有关人员在沈阳市附近适当地点集中了一批粮食。11月2日以后，军管会调集了所有能够调度的汽车抢运粮食进城，每天有大约3000到5000辆大车投入其中，一天运粮2000吨粮。即便如此，这批应急粮食全部运完之后，沈阳市的粮食缺口仍然存在。时任沈阳市长朱其文召集商人摊集粮食，由沈阳商会会长卢广绩出面向沈阳周边粮业大户借用2000吨军粮。另一条最主要的供粮路线，是从开原、安东方向抢运粮食进城，但战争中支离破碎的铁路成了瓶颈。

　　幸好陈云对铁路的重要性早有预见。东北是全国铁路网最为密集的区域，沈阳又是整个东北的铁路中心，沈阳接收工作全面部署前，陈云就数次提到铁路问题的战略价值。他说，“沈阳周围一个很大地区灾荒严重，要使混乱时间缩短，基本问题是修好铁路”。东北局向干部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在1948年11月底之前修好沈阳以北以东的铁路，并集中力量修四平以南到沈阳的铁路。这为沈阳恢复秩序争取了时间。

　　军管会还要对付那些发战争财的投机分子。为了避免投机商趁机抢购、本地商人将物资收藏起来以及物价先落速涨的现象，军管会公开公布了靠近沈阳的解放区，哈尔滨、吉林、开原、安东各地物价，同时公布沈阳百货公司买卖货物的价格，使商人对物价有所准备，敢于开市买卖。“尽管物资主要还是靠政府补给，但作为一个城市来说，恢复市场交易才能真正恢复活力。”负责金融接管的王企之回忆，“为了吸引市场上更多粮食入城，我们规定沈阳粮价要高于产粮区。当时高粱米每斤规定3000元，市价总在3000元以下，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定价向来比市价低的现象刚好相反，这是给沈阳市民印象最好的一件事。”

　　中间出过一个小茬子：为了减轻负担，军队进城时释放了沈阳所有监狱的犯人，而后来发现有1/2的盗窃案是一些被释放的惯犯所为。陈云在给天津、北平的接管干部提供经验时谈到了这点，他说，“只有政治犯应迅速释放，但老盗窃犯应继续拘留，查明情况，分别处理”。

　　作为整个城市的“中枢”，陈云不可能每天只在大和旅馆的会议室和休息室里，他需要运筹帷幄。但陈云的性格不是喜欢通过电话指导工作、发布指令的人。从1948年11月到1949年6月，沈阳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要汇集到军管会，最终要在陈云这里得到批复，他把自己处理事务的办公地点设在中山广场宾馆的会客室里。陈云办公桌的面前是两排座位，那些汇报情况并等待指示的干部在得到陈云意见后就会迅速地离开，把位置让给下一个进门的人。

　　“每天这两排座位上面都坐满了人。”当时在东北军区军事工业部第六处(炮工处)担任政委兼党委书记的曹慕尧有一次去汇报一个紧急情况，从汇报问题到解决问题一共用了不到两小时。他对陈云处理事情时的惊人速度深感钦佩，“我进门的时候，看到坐在人群中间的陈云，态度十分严肃，每句话都非常简要，铿锵有力，像快刀斩乱麻一样，回答错综复杂的各种问题。接见每个人的时候，他先问，什么事？请用三两句话说明事由！然后限定汇报者在几分钟以内讲完，一定要说清问题的实质和关键，还必须先提出个人对问题的处理意见”。

　　刘白羽是军管会对外报道委员会成员之一，据这位因报道《光明照耀着沈阳》而名气大振的随军记者回忆，“陈云同志每天晚上开一次会，去接收各方面的人都来汇报接收的进展和情况，他让我也参加，大家汇报完之后，他就指示第二天怎么办。我的任务就是到街上去走，然后每天晚上向他汇报有几家商店开门了。开始没有，不敢，怕。后来我就一点一点地向他汇报，我说开了一个了，开了两个了……后来大概开到十几个吧，陈云同志手一拍，‘沈阳，平安解决了’”。这时候，1948年已经快要结束了。在解放战争的另一个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西山，从那里可以俯瞰北平全城。

　　防止内耗

　　11月5日夜间，沈阳市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第二天一早，天气大晴。持续3天的封城和夜间戒严结束了。这一天《东北日报》的头版刊载了新华社沈阳电，对这座焕然一新的城市进行了尽情地描述和热烈赞扬，“晨光中迎来装满煤、粮的列车，汽笛声响震长空。中央大街有成批青年唱歌而过。墙上红绿标语与白雪相映”。

　　人们看起来已经开始步入日常生活之中了，他们太需要一个没有战争阴影的城市了，采购日用品的人群渐渐挤满了太原街小市场。据说，11月6日这一天到东北书店买书的市民将近千人。

　　全城的电灯和电话在11月3日下午已经修复了，几天后自来水的问题也解决了。邮电11月5日在全东北开通，11月6日电车再一次运行在了这个全国电车线网最密集的城市中。

　　“沈阳复活了。”一名外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惊奇地表示。令他意外的是这一时间是如此之短。连共产党自己的干部也没能完全预料，以至于当初军管会成立时4000名干部中只有不到10名是税收干部，后来接管人员们才意识到他们大大低估了沈阳商业的恢复能力和活跃程度。由于担心临时启用国民党税务人员会导致贪污，沈阳不得不在最初的相当长时间，税收一直中断。“大约损失100亿元以上，每天最低4亿到5亿元。”陈云后来总结时说，“这是因小失大。”

　　还有一些事先无法估计的事情。接收工作本来就头绪众多，各个机关又纷纷派人定房子找办公地点，这使得军管会门前交通拥堵。更麻烦的是，由于东北解放区沿袭伪满办法，车辆一律靠左行驶，但沈阳已由国民党政府改为靠右行驶，双方车辆一上街交通就乱套。

　　这本来并不是大事，但争执方固执己见，言辞激烈。症结是接收干部的心态，有少数人认为，他们来自哈尔滨和“北满”根据地，是解放区的老人，没有理由向别人的规矩低头。而如果尊重这些干部的意愿，沈阳的城市布局和交通指挥系统就要动大手术：道路系统要重新规划；接管沈阳后留用的数千名交通警需要重新培训上岗，他们10多年来习惯于按右侧通行指挥交通；汽车的设计也要改动，当时新式汽车驾驶盘已经多数在汽车左侧，适宜于右侧通行。

　　最终陈云拍板了。在11月10日的军管会会议上陈云简要地说明了理由，从该日起沈阳车辆一律按右侧通行，希望大家坚决执行，至于说服解释工作，各自分头进行。

　　这件事让陈云意识到，必要时需要自己出面熨平在所难免的内部利益之争。新政权既要通过权力行使来改造旧世界，也要为城市和风气树立新的道德示范。他这样要求自己。当陈云的警卫员建议他把那辆陈旧的老式汽车更换时，他严厉地批评了这个年轻人。这名警卫员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沈阳军需仓库里还有很多新车，我就向首长建议换一辆。首长对我说，‘我们现在的这部车，比哈尔滨时的那部好得多嘛。另外有好多首长呢，高岗、李富春、张闻天、王稼祥、林枫……我来这里，先用好的，影响好吗？’”

　　“当那些不好的思想在我们的接收干部里露出苗头时，”陈云说，最好的办法，是尽早发现并杜绝它。这在接收城市的初期显得尤为重要。陈云留意到那场“靠左行靠右行”之争的导火线，是纷纷派人到军管会找房子的机关单位时，他就严肃地跟周围的干部们打了招呼：东北野战军司政后机关和卫戍沈阳的主力纵队，在新的战役开始前，要在沈阳好好休整，因此，“北满”机关在野战军离开沈阳之前，各单位和机关都不要动房子的心思，千万不要派人来打前站，找房子。

　　事实上，在沈阳军管会成立之初，对“进城之后单位必争房子”的问题就有所顾虑，因此特别规定房产分配权属东北局，任何机关无权占房子。但在实际接收工厂和房子的过程中，小的纷争不断。从哈尔滨和其他解放城市有接连几批宣传、青年部门的工作人员抵达沈阳，他们进城后大半忙于接收房屋和安家，军管会在找房子与争夺接收对象上，与后来人员发生了很多应付上的困难，这种内耗抵消了力量。李锐在回忆中说，“陈云同志后来又一次打招呼，的确是担心，房子一分则乱，势必忙于内争而疏于对外接收了”。

　　平均主义仍是沈阳接管时期共产党干部内部分配的主要形式。军管会在1949年规定，对于后方来沈阳的干部实行供给制，这实际上是老解放区供给办法的继续。供给制只解决干部本人的吃、穿、用。大机关自办供给食堂，一般干部吃大灶，县团级以上的科处长吃中灶，局长以上干部吃小灶。穿衣按干部规定年限发放，日常生活必需的用品，除了牙膏、肥皂外，还有黄烟，后来改成一般干部配给“光明”烟，县、团级配给“大生产”烟。1950年，当沈阳完全转入恢复建设期后，薪金制取代了供给制。

　　劳资关系

　　比起干部内部的人事关系，另一层关系则更为本质，它涉及城市制度和生产力的构建能否成功，以及革命的方法论问题：尽管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工人运动都是革命者从不怀疑的主要形式。工人运动的主要内容是以工会为组织形式罢工罢市以争取自己的权利，具有社会革命的性质。1949年，革命者进城了，承担起组织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的责任，如果工人继续罢工，社会将无法运转。

　　实际上，在1949年沈阳几大工厂陆续接收和开工后，陈云内心就一直有所忧虑。一年前在鹤岗煤矿发生的混乱是他主持东北解放区财经工作时最令他有挫折感的事情。工人运动一度中断了正常生产，因为技术职员在工厂中被打击和排挤，工人出身的政治厂长把握不住生产全局，令短时间里鹤岗发生事故900多次，死伤900多人。沈阳的工厂会重蹈覆辙吗？沈阳有超过7万名的产业工人，连家属占据沈阳市总人口的1/3，工厂复工后，这个比例还在增加。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决定着整座城市的运转。

　　陈云的担心完全不是多余。沈阳解放不久，正值旧历年关，工人们普遍产生了反抗情绪，向资方提出一系列提高待遇的要求，作为恢复生产的条件。在一些私营企业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劳资纠纷，工人们不仅高呼罢工，还砸烂了机器。

　　毛泽东1948年4月8日在《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中极具先见之明地规定：“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将来是否酌量减少工时增加工资，要依据经济增长情况即企业是否向上发展来决定。”革命者掌握政权后，工人如果还像过去那样要求政治经济上的权益，就不但是罢资本家的工，也是罢新政权的工，这就必然要受到约束。刘少奇1949年5月在《天津日报》的一篇报道上也批示：“不要宣传劳资感情的融洽，虽然也不要去煽动劳资间的恶感。”“虽然”是一贯组织工人罢工斗争的党的新用词。同年5月5日，刘少奇在开滦煤矿，正值工人罢工，刘少奇对他们说：“你们组织起来以后，要努力排除生产上的障碍，推动资本家维持生产。无论如何，要把开滦的事情办好才行。”这与他20多年前在安源煤矿说的话判然有别。

　　沈阳军管会向近百个大中工厂派了军代表，一些没有被派军代表的私营企业也有监委进厂接管。陈云对这些接管干部说，“过去刚进城就发动群众，搞清算斗争。后来，又在工厂、商店发动工人、店员闹分红”，“这些都不是治本办法，治本办法只有生产”。

　　共产党刚进城时强调的工人权益不能取消，是对革命意识形态的延续，但一心想着斗争和革命的工人是不能认真生产的，而城市能否迅速恢复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统一全国以及实现下一个战略目标的关键，如何解决意识形态与政府责任的矛盾，于是也成为对新政权的一个考验。

　　沈阳的经验是在妥善处理工资问题的基础上，兼顾“劳资合作”的宣传。因为在刚刚解放的情况下，工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让所有人满意，军管会先给工人普遍发生活维持费10万元，等于40斤粮食，这样做兼有使东北币占领市场的作用。11月份的工资发临时工薪。因为当时沈阳粮食极度紧张，工资标准就不能按解放前折粮数发，基本上根据国民党的底薪等级，工人、职员、技师从每月80斤到400斤。工资包括一半货币、一半工薪券，东北财委定于1949年7月起对支付比例调整为货币60%，工薪分为40%。职员可持工薪券到沈阳财政局供销处的供给商店或指定商店购买各种实物，这样可以保证工人生活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

　　沈阳市总工会通过举办训练班，办工人学校，反复阐明“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政策，告诉工人们，脱离实际要求过高的工资、劳动纪律松弛对生产和工人自身都不利，只有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改善劳资双方的经济地位。

　　1949年8月4日，沈阳第三机器厂一名叫赵国有的工人创造了2小时20分钟车一个“塔轮”的新纪录，成为企业工人的表率。东北总工会和东北工业机械部希望从缩短工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入手来同时解决工人运动、工资制度和工厂管理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最初，整个沈阳只有155人报名参加缩短工时的竞赛，经济收入的增加和宣传模范的精神荣誉让更多工人加入了运动，创纪录一时成为企业的风潮。这让1948年底沈阳接收以来，工厂设备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生产率低下的情况大为改观。

　　事实证明，沈阳的做法对于未来大城市的接管和经济建设有着方法论的意义。在1950年上半年全国工商业陷入困难的时刻，政府将“劳资合作”改为“降低工资，劳资团结，渡过难关”。有些企业要渡过难关，不仅需要政府的帮助，也需要工人支持，包括忍受裁员减薪这样暂时的牺牲。周恩来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要求对工人进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教育，工人被减薪，少数还失业，这是经济恢复时期对资本家所做的必要妥协。-

　　〔参考史料：《沈阳文史资料》革命史料专辑、《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沈阳卷》、《陈云文选》、《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陈云与东北的解放》(中央文献出版社)、《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薄一波)、《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杨天石，山西人民出版社)、《李宗仁回忆录》、《陈诚回忆录·国共战争》、《郭汝瑰回忆录》、《胡琏评传》、《柏杨回忆录》、《跟随陈云接管沈阳纪事》(李锐，《传记文学》199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