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力量修通抚顺至清原线，力争15天修通;本溪与安东间，1周到10天修通。动员3000人从里往外修，枕木绝不能烧。”1948年10月28日，沈阳军管会的第一次会议就明确了接管沈阳后，“抢修铁路”是铁路方面的首要工作。除了运兵与运粮的需要，库存在沈阳城内的大量军火和弹药，也需要畅通的铁路线迅速转移，否则，“弹药仓库如果都被炸，沈阳半座城市可能被毁”。

　　记者◎王鸿谅

　　瘫痪的铁路

　　1948年10月29日，东北局抽调的4000多名接管干部分批从哈尔滨出发，奔赴沈阳。在今天的铁路运输版图上，从哈尔滨到沈阳总共546公里，最快的火车4个多小时就能到达，但当时的接管干部们却花了近4天，一路走走停停。这段迂回绕行的旅程，已经92岁高龄的刘居英将军至今难忘，“松花江以南火车还不通”，“专列都从哈尔滨三棵树出发，先到吉林，然后绕着弯往东走，到梅河口，再换方向，绕道四平往开原县走，最后停在沈阳以北近200公里的地方，换乘汽车进沈阳”。

　　接管干部的阵容庞大，刘居英自己就带领着从哈尔滨铁路局抽调来的200多人。1946年12月12日，哈尔滨铁路管理局成立，刘居英出任第一任局长。所以1948年沈阳军管会的人员分工里，他当仁不让又成了“铁道司令”。刘居英向本刊记者回忆，“那时候从哈尔滨抽调的接管干部都是这样，各有系统，各方面的人都有”。虽然出发时间紧急，也并没有更为细致的接管计划，但大家心中都有笃定的信念，“一切服从命令”。

　　在北京五棵松附近的居所里，时光随着刘居英老人的讲述，被拉回激动人心的60年前。听老人回忆历史，对女儿刘捷来说，现在也是一件担心事，老人上90岁之后出现了明显的衰老迹象，话说多了就很容易累、血压不稳，前段时间一直在医院住院。可即便精力大不如前，老人对待历史还是一样的严谨，在答应接受采访后，要求我提前发去采访提纲，他说“因为年纪大了，很多事情不记得了，怕回忆出错，所以要提前做好准备”。采访当天，老人手里拿着的那份采访提纲也让我惊讶，打印纸的背面，密密麻麻写了很多字，人名、时间、地点，以及那些他认为在接管沈阳时最重要的事情。

　　11月已经是东北滴水成冰的季节，和现在气温比，60年前的沈阳冷得更刺骨。从哈尔滨到沈阳，一路上刘居英都没能闲着，作为“铁道司令”，他还有一个特殊任务，由他带着一个抢修队，一路上负责抢修从哈尔滨到沈阳的铁路和通讯线路，保证满载接管干部的数趟专列都能顺利赶到沈阳。他记得，10月31日，火车在开原还停了一天，“整顿队伍”。11月1日到达铁岭，从铁岭换汽车往沈阳走，进城已经是11月2日下午。虽然大战已经基本上停止，但沈阳并不安宁，“城里还能听到枪声，天上还有飞机在盘旋扫射”，刘居英还亲眼看见“有一名同志从车上下来的时候，不慎被子弹打中了腿”。“不过，我们都是战场上枪林弹雨里过来的人，到了沈阳还怎么可能会怕这些！”

　　根据沈阳军管会的分工，刘居英的首要任务就是接管沈阳铁路局，抢修铁路。他很清楚沈阳铁路的战略意义，“沈阳当时就是东北最大的交通枢纽，也是连通山海关关内和关外的咽喉”。在沈阳解放后，入关的铁路线，直接关系到下一步战局。可是因为连年战争，铁路已经被破坏得面目全非。在刘居英接管的时候，“只有40%的线路能够维护通车，也是破烂不堪，火车平均每小时只能跑20公里”，沈阳火车站的152台蒸汽机车里，74台是濒临报废的“死机”。在战争的混乱里，沈阳车站也被破坏得非常严重，幸运的是，“电话线路还在，都还能用”。

　　危险的沈阳站

　　1948年11月2日晚上，刘居英和军管会的主要成员一起，住在大和旅馆，房间里没有水、没有电。当晚沈阳城里还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一辆装载了弹药的列车被安放了定时炸弹，爆炸了。军管会成员们也意识到，沈阳库存的大量弹药，会让这座城市成为重点的轰炸和破坏目标。铁西区一直就是重工业基地，集中了很多兵工厂和仓库，军管会得到消息，据说分藏于各仓库的弹药、炸药估计“可以装600车皮”。假如这些弹药能够抢运出去，将“特大利于全国作战”;假如全部被炸，则“半座城市可能被毁”。

　　刘居英也明白自己的任务艰巨。就在他们入城这天，国民党的飞机一整天都在轰炸铁西和车站。那时候沈阳车站的情形，“完全就是瘫痪状态，能撤走的机车都撤走了，剩下的蒸汽机车都熄了火，车站里一个人都没有，连管调度的人都找不到了”。其实铁路局原有的1.5万多名员工并没有离开沈阳，但他们因为各种原因，并不敢马上就和入城接管的共产党人接触。“第二天我就派了100人到沈阳车站仔细搜查，终于在一个地窖里找到了一个人，我记得他姓王，是一个调度员。”刘居英回忆，“这个调度员很合作，他告诉我们国民党的工兵系统已经在车站做了很多破坏，在很多铁路道岔下面都埋了地雷，连蒸汽机车的煤箱里也放了炸弹，千万不能乱动。”这名调度员，“后来也成了铁路局里的干部”。

　　获得了这个有价值的情报，刘居英迅速请调了一个工兵连来排险，“一个岔道一个岔道清除炸弹，保证先清扫出一条铁路来”。到11月3日上午10点，通往铁岭的铁路已经抢通。铁路的抢修最初都是在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中进行，“每天都有飞机往车站飞，朝军用站台扔炸弹”。有一天军管会正在开会，又听到车站方向的爆炸声，刘居英觉得很奇怪，“我就派了一个组下去，看看他们到底在炸什么”，结果发现“军用站台里有50节车皮的弹药，都是国民党从美国进口的榴弹炮，型号是122和155，但车皮底下全部都埋了炸弹”。这个发现让刘居英很兴奋，他迅速做出安排，一边派人迅速清除炸弹，一边派人赶紧去找机车头，把这些车皮“分散隐蔽到沈安线几个小站的岔道里，越快越好！”大约两小时后，50节车皮都被隐藏到了安全地带。

　　再回忆起这惊险的故事，刘居英会豪迈地笑，“后来军管会再开会的时候，就听不到飞机轰炸车站的声音了，陈云还觉得奇怪，问飞机怎么不炸了。我就把情况汇报了，说敌人原来轰炸是因为有炮弹，现在炮弹都被运走了，所以不炸了”，“坐在一边的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高兴得直蹦”。陈云、伍修权、叶季壮也都很高兴，陈云还让刘居英赶快统计有功人员，张榜公布，给予嘉奖。张榜前，陈云把刘居英写在立功人员的第一名，但刘居英悄悄划掉了自己的名字。根据陈云原秘书余建亭对本刊记者的回忆，在后来的这张6人嘉奖榜单上，第一位是宋力刚。他原本是哈尔滨铁路局机务段的军代表。1946年，刘居英担任哈尔滨铁路局局长的时候，就组织铁路职工开展“死车复活”活动，修复破损报废的机车车辆，支援解放战争。经过27个昼夜的抢修后，机务段职工将304号蒸汽机车修复后，宋力刚就和工人们提出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机车，经报东北局批准后，1946年10月30日，在哈尔滨机务段举行了隆重的命名仪式。“毛泽东号”也成为新中国铁路史上全国知名的功勋机车。

　　根据军管会的电报，到11月13日，已经有“240车皮的弹药被成功疏散”，“安沈路6日通车，中长路南段只差太子河桥未修复，沈阳至新民已通。目前正全力抢修营盘至清原线，只缺枕木。……俟营盘、清原线通后，全力抢修西线”。铁路的及时抢通也是让刘居英倍感自豪的事情，虽然那些每米重达50公斤或40公斤的钢轨，大多凭借人力运送，抢修工具也同样简陋原始，但“我们3天就修通了哈尔滨到沈阳的铁路，一周内恢复了锦州到沈阳西的机车车辆运转，一直恢复到山海关，保证了平津战役的军运任务”。刘居英回忆，当时部队到达沈阳后原本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让部队休整一下，战士们太疲惫了，而且铁路损坏太大了，无法通车;另一种是要争取迅速入关”。当刘居英和他的铁道兵们一周内将铁路修到山海关之后，“中央的紧急通知立刻下来了，命令部队不准休息，立刻入关”。

　　复杂的铁路局

　　在大和旅馆住了一夜后，刘居英就带着他的接管人员搬到了新的办公楼——伪满时期的“奉天铁道总局”。如今位于太原北街4号，这幢俯瞰下来呈“山”字形的6层建筑，当时是日本关东军第29联队练兵场，日军攻占沈阳北大营时所架设的240毫米榴弹炮就设在这附近。1933年3月，日本在沈阳成立了“满洲铁路总局”，管理“南满铁路”以外的自建铁路，称之为“国线”。随后又成立了一个“满铁建设总局”，垄断新线筑路权。这些机构共同构成了一个权力不断扩大的“满铁”王国。1934年，铁路总局大楼动工修建，开工后两年，“满铁”改组后在此大楼以北几乎是面对面隔路相望的地方，修筑另一桩新的大楼。两栋大楼陆续完工后，先修的那栋被命名“铁道总局别馆”，而后修的则被定为“铁道总局本馆”。两幢大楼的造型非常相似，这也造成后来的史料中“本馆”、“别馆”总是被弄混。

　　刘居英也搞不清这区别，但他记得“当时的沈阳，铁路局的这两栋楼是最好的建筑”，大楼有一些房间的墙壁上都铺设了厚厚的木板，隔音效果极好，“外面打枪，里面都听不见声音”。当时的卫戍司令武修权也看中了这两栋楼，抢先让他的部队搬了进去，这下刘居英犯难了，“铁路线上所有的通讯设备都在大楼里，没了这些设备，根本没法及时抢修铁路”。那时候的刘居英31岁，血气方刚，“我跟武修权干了一架”，后来事情闹到陈云那里，陈云做出折中处理，“两栋楼一人一半”，分给刘居英的是“别馆”。这格局一直延续下来，太原北街，一街相隔，一边是沈阳铁路局，一边是军事管理区。沈阳铁路局史志办的人还能说起这栋老楼的历史，东北解放战争中还曾作为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后来拍摄辽沈战役的时候，剧组还在楼里取景拍摄了好几个月”。

　　解放前的沈阳铁路局长是王奉瑞，1946年3月13日，国民党在沈阳成立了沈阳区铁路管理局，在美国考察铁路的王奉瑞，受命担任“东北九省铁路运输总局副总局长”兼“沈阳区铁路管理局局长”。王奉瑞严格意义上说是一名专业的铁路工程师，早年就前往日本留学，学习机械和交通，后来还著有《东北之交通》一书，1926年学成归国后，就一直在京奉线工作。可抗战后国民党给王奉瑞设的这个职务不过是个空架子，他在北平待命，协助中国善后救济总署办理善后救济事宜，只偶尔来沈阳暂住，处理“公务”。

　　1948年11月25日，沈阳铁路军事管理局成立，刘居英任局长。为了争取更多的国民党人士的合作，以局长刘居英的名义，任命王奉瑞为沈阳铁路军事管理局参议。但王奉瑞拒绝了。刘居英记得，“他的理由是他是当时苏联和国民党方面共同任命的局长，不能再接受我们的任命，我们也就不勉强他了”。王奉瑞在沈阳解放前，1948年10月就托病离开沈阳，经北平、香港到广州，被聘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顾问，后来去了台湾。

　　由陈云主持的军管会定下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管方针，沈阳铁路局当然不例外。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个铁路系统的构架格外复杂，“日伪汉奸、军统特务各色人等都有”。60年前接到任命的刘居英没有丝毫畏惧，“就像陈云同志交代的那样，我派人下到铁路局的各个系统，先稳住大局，原来的人全部接收过来，职务不变，在主要职务的正职身边安排一个我们的人充当副职，他照旧领导以前的人，开展工作，但实际上要接受我们这个副职的领导。先不追究有问题的人的历史，先把工作恢复起来，在工作中慢慢来观察这个人可不可用”。

　　沈阳铁路局留下的2万人的庞大队伍就这样重新进入正轨，除了抢通铁路和运输弹药之外，其他日常工作也逐渐运转起来。1948年12月7日，沈阳铁路局公布了铁路员工战时工资评定方法，这也是1948年解放后沈阳国营企业和机关学校统一实行的战争时期工资、工薪标准，以实物计算货币工资制。以5种实物(混合粮、棉布、豆油、粒盐、中等煤)，按每月14、15、16日3天平均价格计算，折合东北地方流通券。每个分值等于混合粮1.63市斤、白布0.2平方市尺、豆油0.03市斤、粒盐0.045市斤和普通煤5.5市斤的价格之和。其数值由工业部的工薪审核委员会每月公布的数据为准。

　　“原封不动”的接管方针和稳定的工资制度很好地刺激了工人们的工作热情，1948年12月14日，沈阳机务段的工人将一台停用3年多的25号机车重新修复，成为沈阳解放后的第一台“死机复活”，因此被命名为“解放号”。此后沈阳机务段陆续修复了41台废旧机车，其中一台在天津解放前夕修复，被命名为“天津号”，拉着满载军需物资的车皮开进了解放后的天津站。

　　特别的“铁路缘”

　　1948年11月是刘居英第二次到沈阳。上一次是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随肖华将军北上吉林，途经沈阳，那一次住的是大帅府，与大和旅馆比起来，那时候的大帅府“很破旧”。那时候，他还跟铁道没有半点关联。其实刘居英的老家就在吉林，他很早就在哥哥陆平的影响下参加革命，以数学满分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并参与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之后长期在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抗战胜利之后，他成为首批入选接管东北的地方干部，并在1945年9月成为第一任长春市长。他这接管市长当得很曲折，因为被国民党接收大员熊式辉识穿了共产党身份，40多天后就经苏联方面下令，被迫撤离长春。1946年4月18日，民主联军在苏军撤离后重新收复长春，刘居英第二次出任长春市长。可同样在40多天后，因为杜聿明的部队进攻四平，被迫再次撤离长春。

　　1946年5月22日，刘居英烧毁机要文件后最后离开长春，他站在长春城边看国民党刚贴好的布告，那上面赫然写道，以1万块现大洋悬赏刘居英的人头。他说，当时警卫员急了，拖着他就跑，再迟一点，必定被国民党新七军活捉了。后来，山东解放区传说刘居英在长春牺牲了，有的地方还为他开过追悼会。当时从四平火线仓促撤下来的大部队云集于胶河、敦化一带山区，面临缺粮的困境，有的部队已经断了粮。这些部队大部分是山东过海来的老八路，团、师以上的干部，他都很熟。刘居英当机立断，在当地组织起支前工作。正巧遇到东满军区首长周保中、陈光、张启龙等人，听过刘居英的汇报，他们决定成立东满军区兵站司令部，任命刘居英为司令员，全力筹集军粮。非常状态下，刘居英派人到哈尔滨三棵树“偷”了3列火车皮，直开五常县，在各地的粮库里“抢”粮，星夜运往胶河一带，给10万大军发了军粮。管火车的领导听说有些大胆的“胡子”偷了3列火车，吃惊不小，马上报告林彪和彭真，接踵而来又是五常的军粮库被抢，为首的“胡子”就是这个“刘司令”。

　　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到五常县检查工作，遇到了这位神秘的“刘司令”。那时候，刘居英刚学会开火车，脖子上围着条黑毛巾，满脸煤屑，一身汗水，地道的一个火车司机。林枫看到正为部队运粮的刘居英，乐了：“好个刘司令，你可捅了个天大的娄子！”1946年夏，在东北局召开的哈尔滨“七七”会议上，万毅和各个司令、老总们纷纷“开炮”：“撤出四平后，部队没粮，地方上也没粮，差点饿死人，幸亏有个刘司令办了兵站，部队才有饭吃！”结果，东北局非但没有处分刘居英，还大大表彰了一番，说他办了一件大好事。刘居英也因此被认为“搞铁路挺有一套”，因此调到哈尔滨去管理铁路，从此和铁路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8年，本来组织上考虑过让他再去接管长春，但刘居英拒绝了，于是就来了沈阳。那时候，刘居英自己的生活刚刚翻开崭新的一页，他成了父亲，大女儿出生刚好百日。“刘捷”的名字是他好友朱瑞取的，就是为了预祝沈阳迅速解放。可惜被毛泽东称为“中国的炮兵元帅”的朱瑞没能如期进入沈阳，他在攻克义县的战斗即将结束的时候，在观察县城突破口途中，不幸踩中地雷牺牲。刘居英因此也更深刻地觉得，接管沈阳，承载了许许多多战友们的梦想。

　　他曾在演讲中说过一件真实往事：在刚解放不久的沈阳，某天他在一条街道上走，目光与一位衣衫褴褛、容颜悲戚的妇女眼神相遇，仔细辨认，竟是自己亲密战友的妻子。这位战友是地下工作者，东北战场形势发展太快，他在完成极其重要的任务后，来不及通过特殊管道退出，就在乱战中被当作敌人击毙，夫人被当作国民党反动将军的臭老婆，过着屈辱辛酸的生活。刘居英正是这位战友的上位单线联系人，他曾在辽沈战役结束后多方寻找这位战友的遗孀未果，没想到相遇竟是这样的情形，他当场泣不成声，后来动用自己所有关系，为战友正名。

　　运营中的沈阳站

　　而对于沈阳铁路局绝大多数的普通员工来说，解放后的新沈阳同样也是新生活的起点。“满铁”时期，1921年中国和日本临时工人的工资比例为0.43元比3.50元，固定工人的工资比例为0.55元比3.00元。国民党统治时期，实行等级货币工资制度，工人的基本工资，按其交通部每月临时规定的倍数发给。1946年下半年，东北铁路总局开始调查，征求各方面意见，并召集有关部门的代表，共同研究确定了评定工资的原则，实行工资与实物各半的工资制度。当时确定货币工资部分时，分为九等三级，按级确定工薪分。实物部分为每月粮食90市斤、烧柴300市斤。1947年1月起，实物部分粮食增加到135市斤，烧柴增加到600市斤，可由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职工生活依旧没有保障。

　　由刘居英来回忆，“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方针在铁路局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事实也证明这个方针“非常明智”。在铁路局的工作慢慢纳入正轨后，1949年3月20日，刘居英在沈阳铁路局签发1246号通令，全面开展办理反动党团登记工作。“通过在工作中考察，已经区分出了一大批人，而我们党的工作方法也争取到了更多人靠拢过来。”刘居英说，“我还记得那时候有潜伏特务主动承认身份，洗心革面。”

　　除了战争需要，铁路的客运也在1948年12月恢复。在沈阳解放初期，因为“疏散弹药与防止敌特逃跑”，铁路有一段时间停止售卖客票。根据《沈阳铁路局志》的记载，“12月10日，沈阳铁路局在市内中街100号开设了售票所”。刘居英还记得，那时候的客车基本上是“满铁”遗留下来的三等车和部分木皮车，车体为全钢铆结构，定员84名，两端有厕所、洗面池。针对旅客的餐车服务也很快得到了恢复，1948年12月15日，从沈阳南站发车，经吉林直达哈尔滨三棵树的两趟快车上开始增挂餐车。营业租金根据车内贩卖人员实际所占用的坐席收取，“每一座按票价10%核收”。

　　解放后的铁道系统，真正成为一份“人民自己的事业”，刘居英能感受到那种工作热情。到了1949年4月20日，从沈阳到北京的直达列车也正式开通。同样是从1949年4月开始，铁路客运运价进行了多次统一调整。运价不统一在中国早已有之，清末民初，铁路多从外国借款修筑，其经营权多操纵在债权国手中，当时又按线设铁路局，各自为政，币制也不统一，无法统一运价。1931年东北沦陷后，一度沿用原来各铁路局规定的票价。1940年12月1日“满铁”公布统一的旅客运价：有“满铁”直接经营的“社线”(长大、沈丹线)和东北铁路其他线即“国线”之分，一等车“社线”每人公里4.4分，“国线”5.0分；二等车每人公里“社线”2.8分，“国线”3.0分；三等车每人公里“社线”1.55分，“国线”1.8分。

　　自1949年4月25日起，铁路实行第一次客运运价调整。旅客三等客票基本价率，北方各局每人每公里人民币2元，东北铁路总局每人每公里东北分地方流通券336元(人民币与东北币比值为1∶100)。起码运价10公里，超10公里按每5公里为单位进行计算，客票不足5元进5元，5元以上进10元。快车费不分等级，东北币200公里1.7万元，400公里3.05万元，600公里4.2万元，800公里5.25万元，800公里以上6.05万元。1949年7月10日起，第二次调整客运运价，旅客三等客票基本价率：北方各局每人每公里4元，东北币调到480元。旅客票价开始按递远递减计算，跨及币制不同地区核收运价杂费时，概依发站区价杂费率直通计算。此后，直到1952年3月25日起第十次调整客运运价。旅客硬席客票基本价率：全路北、南方和东北各局硬席票价每人每公里基本价率均为135元(1995年发新人民币，与旧币比值1∶10000)，全国铁路客运运价才实现了统一。

　　这时候的刘居英已经离开沈阳铁路局，他在1949年5月4日出任东北铁路总局第一任局长。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又亲自奔赴朝鲜前线，指挥铁路的抢修和运输，建起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1954年春，刘居英从朝鲜回国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副院长，陈赓的副手，后来接任陈赓成为院长。“文革”十年，这位1955年的授衔少将同样未能幸免。只是经历了诸多波折之后，再回忆起往事的时候，他依旧热情洋溢。女儿刘捷感叹，父亲一辈子就是这种性格，“耿直，绝对不说假话”。-(感谢作家滕叙兖、沈阳铁路局史志办为本次采访提供的资料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