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沈阳，那些被改变的命运

　　晏欢回忆，潘裕昆在北京长大的孙子特别爱跟爷爷聊辽沈战役时解放军如何神勇地把国民党部队击退，每逢此时，潘裕昆总显得很无奈地说：“你怎么总提我那些倒霉事，怎么不说我带部队打日本人的事？”孙子反问：“你们国民党部队哪里抗日了？”潘裕昆沉默不语。

　　1982年10月28日，76岁的潘裕昆在香港去世，而34年前的这一天——1948年10月28日，他率领的新一军灰飞烟灭。

　　主笔◎李菁

　　登陆东北

　　1946年初，27岁的尤广才在广州密切关注着国共双方在重庆召开政协会议谈判的结果，“那时候新一军有两个可能：如果谈判成功，孙立人的新一军会被派到日本当占领军；如果谈判不成功，就派到东北打内战”。一想到可能去日本，出身黄埔的少壮军官尤广才忍不住地得意：“我想我的命真是太好了，把日本打败了还要到日本去，那真是太好了。”

　　时任新一军五十师一五○团第二营副营长的尤广才是山东台儿庄人，1938年，19岁的尤广才在逃难路上听到台儿庄大捷的喜讯，便立志参军报国。在武汉，他考入黄埔军校，成为黄埔二分校第16期学员。

　　1939年毕业后，尤广才先被分配到黄维任军长的五十四军军部特务营任排队长，后来又调到五十师师部任特务连连长，驻守中越边境。“那段时间很苦，吃饭吃不饱，当排长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两斤肉。逃兵很多，军队里留不住人。”在云南守了3年，1944年4月，为了加强印缅战场反攻力量，决定增派五十四军的第十四师和五十师飞赴印度。尤广才还记得是从云南祥云县的云南驿机场乘的飞机。“我们坐的是美国运输机C47、C46，它们从印度运物资到中国，返回时候把军队运过去。”驾驶飞机的，正是陈纳德率领的著名的“飞虎队”。

　　“飞虎队”穿越有“死亡之线”之称的“驼峰”航线。尤广才还记得自己在飞机上因为缺氧而面色苍白、直打哆嗦，两耳也震得嗡嗡直响。但是满怀激情的他还填了一首词《念奴娇·飞越驼峰》。到达印度最北边的莱多的汀江机场，“一下飞机，我们就被安排进一个浴室，先洗澡消毒，再换上美国提供的统一服装和武器”。换完装备又坐飞机到孟买，转道去密支那。

　　尤广才参加了奇袭密支那之战。“我们带了干粮，从地面不知不觉向日军进攻，美军一个团，三十师一个团，五十师一个团，结果成功了日军才发觉。”

　　之后，尤广才又参加了西保战役。占领西保后，一个士兵踩到地雷上，弹片击中了尤广才，他受了重伤。在密支那美军野战医院疗好伤后，1945年5月他随最后一批远征军回国。尤广才还记得，回国时候，沿途看到老百姓以各种方式来欢迎归来的抗战英雄。在南宁待了一段时间，部队又向雷州半岛出发，准备与日军在那里交战，“结果走到广西贵县，突然听说日本投降了”。与日军打了几年的尤广才长舒一口气，觉得“好日子终于来了”，没多久，尤广才就知道了自己部队的命运。

　　“听说要去东北打内战，从内心讲有点不愿意：跟日本人打得那么苦终于熬出头了，为什么还要打自己人呢？可是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2009年1月7日上午，90岁的尤广才在北京柳芳南里的家中回忆60多年前的一幕，仍然心绪难平。不过他也承认，那时候的国民党部队对马上面临的局面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们觉得共产党的部队不堪一击，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的”。

　　尤广才所在的新一军从香港九龙乘美军登陆艇，在秦皇岛登陆。在香港上船时，他们每人拿了一大袋美式防寒装备。在尤广才略显简陋的家里，他给还特地掀开床垫，给记者看印着US标志的那个美军睡袋，这是他这么多年来唯一保留下来的物品，女儿下乡的时候曾偷偷把它带在身边。

　　当时国民党驻香港最高官阶的军人是五十师师长潘裕昆，由他出面统筹安排国民党军队的北运。

　　“五十师在缅甸作战时，曾护送英军西路作战，英军炮兵团长是菲士廷；后来菲士廷在香港做了英军三军总司令，可能考虑到在缅甸战场上的友军之谊，蒋介石把五十师派到九龙，三十八师也跟随前往。新一军、新十三军都是从那里运上去的。”潘裕昆的外孙晏欢这些年来成了新一军军史的研究者，晏欢说，新一军在滇缅会战中名声大振，港九老百姓十分拥戴，英军也对之抱以敬意。

　　“当时我只知道到东北是去接收的，可能会和共产党有磨擦，但到了东北，才明白要打仗，心里不好受。”曾任新一军谍报队长的梁振奋回忆。那时候很多国民党普通士兵都不知道，与日本人苦战8年后，他们又要被投入另一场战争。晏欢说，潘裕昆这样的高级将领对此则一清二楚：他把家眷都安排在湖南长沙，然后在北平也买了房子，几个年龄小的孩子住在北平，潘裕昆的夫人有时随军去长春，有时回长沙。

　　东北记忆

　　对于沈阳，90岁的尤广才交织着诸多复杂的情绪：1948年4月，他在沈阳结婚；仅半年后，他所在的新一军便遭灭顶之灾，他自己的命运也从此经历了大逆转。

　　尤广才后来的人生充满颠沛流离，婚礼那天是他人生最美好的记忆。尤广才的部队当时驻在辽中县三台子，新娘是当地人，一直忙于战场厮杀的尤广才也觉得该成家了。他说，那时嫁给国民党军官是很荣耀的事，自己也感觉正是春风得意之时。五十师参谋长陈时杰给他做的证婚人，师长潘裕昆也出席了婚宴，还把自己的黑色小汽车借给尤广才用，这也成了他关于那支部队最后一丝有点温暖与亮色的记忆。

　　后来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的尤广才早就将关于那个时代的记忆销毁殆尽，若干年后，他从潘裕昆的女儿、晏欢的母亲潘步南那里，看到了他当年送给潘裕昆的结婚照。照片上的尤广才英气勃发，年轻的新娘则是很西式的曳地白色婚纱。现在回想婚礼的气氛，尤广才说，那时的国民党上上下下丝毫没有大难将至的预感，“辽沈战役前，国民党摸着头还以为打仗会胜利的”。

　　92岁的赵振英最初对沈阳的回忆，也是轻松和随意的。赵振英时任新六军十四师四十团第一营营长。部队驻在苏家屯附近的姚千户屯，有吉普车可以经常进城，“过得挺不错的”。赵振英回忆，他升迁后，军队还在沈阳给分了房子，就在市中心一带，常去看电影、逛街，十四师师长龙天武也都驻在这里。当时出任东北“剿匪”总司令的卫立煌，召见营以上军官询问战情，赵振英也位列其中。

　　1917年赵振英出生于北京通县，读高中时参加了学生集训总队，参加过古北口抗战的二十五师师长黄杰任集训总队队长。学生集训总队在日本人的压力下被迫解散，赵振英记住了自己同身边同学含泪听完黄杰讲话的场面。“卢沟桥事变”后，赵振英乘挂着白旗的最后一列离开北平的火车南下，到连云港找到黄杰。黄杰将找到他的一些学生送到了江西星子县中央军校特训班，这个班后来被编成黄埔十四期，毕业后赵振英进入五十四师。

　　赵振英也是中国远征军的一员。1944年3月，他也被经驼峰航线运到了印缅，在那里接受丛林作战训练。缅甸的生活相对国内反倒条件好些，“头一个是吃得好，按美军标准，有罐头吃。在国内穿的军服也破破烂烂，穿草鞋;在这里完全跟英国士兵一样，穿卡其布裤子、皮靴，后来又改成美式服装”。回国时每人还发了一身哔叽制服。唯一苦闷的是见不到人，“完全是在丛林里，看不到太阳，净听到猴子叫”。

　　赵振英是1945年从上海乘船到达秦皇岛。之前，他刚刚经历了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在芷江亲历日军投降。今井武夫来洽降时，赵振英的部队正驻在芷江，“我看见今井武夫的飞机挂着白旗，在机场降落”。不久，国民党派人从芷江到南京准备受降，赵振英所在的营是头一批去的，在南京大校机场担任警戒任务。“9月9日，日本投降，我那个营担任会场内外警戒”，让赵振英至今回想起来，颇感自豪的是，“在仪式上我们没出一点差错，没给办砸”。南京受降仪式后，南京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军民大联欢，赵振英骑马走在队伍前面。这是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不过令人感慨的是，“在之后长达半个多世纪里，低头做人”。赵振英都没有看过自己经历的这一历史性时刻的任何资料照片，直到去年晏欢辗转找到他，他才第一次在那张照片中看到站在最边上的自己，而赵振英是受降仪式上唯一一位健在者了。仪式后，赵振英及团长王启瑞、军长廖耀湘在南京夫子庙合了一张影，廖耀湘在赵振英的那张后写了一句话：“振英营长，凯旅回京纪念。廖持赠。”“凯旅”两字让赵振英琢磨了很久，想来想去觉得这应该是军长的笔误。

　　十四师野战医院设在吉林铁路医院，赵振英认识了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后在此工作的妻子。1947年8月18日，两人在沈阳部队俱乐部结婚，十四师师长、后任新三军军长的龙天武做证婚人。“当时谁能预料到后来的命运呢？”现在住在北京翠微路一普通民居里的老人，回忆往事，半是自嘲，半是无奈地笑笑。

　　1947年初，赵振英当上了四十团副团长，“仗打得太多我也有点厌烦，总想找办法脱离”。此时，正好有国民党方面在招留美军官考试，赵振英顺利通过了初试。刚结婚不久的赵振英回到北平等消息。“1947年底国民党在东北打得很狼狈，需要扩军，部队发了几个电报让我回，说再不回去就通缉我，无奈我只好又回了东北。”

　　赵振英所在的部队驻在沈阳南部。其间他们和共产党部队交过手，但在赵振英感觉“像开玩笑一样”，“小打小闹”。赵振英印象最深的是对手喜欢夜袭，在他印象中，对手完全不是“正规战争”的路数：“他们多是游击战，碰上就打，打完就走。”那时的赵振英对敌手的装备也很不屑：“他们只有迫击炮和手榴弹，没什么重武器，身上也是破破烂烂的军装。”当时东北流传着“只要不打新一军，不怕中央百万军”，可见其超强的战斗力。

　　因为外公潘裕昆而投身于新一军研究的晏欢，后来在广西找到97岁高龄的新一军老兵、时任五十师一四九团副团长的张永龄。他告诉晏欢，1946、1947年时，国民党的团长或营长在长春过得非常舒适，“都是由日本女人帮着做清洁”。当时允许团级家属随军，很多人住在日本人曾住过的小楼里，张永龄夫人在长春生的孩子，还是军长夫人给找的日本助产士。

　　“客观说，那时候国民党部队普遍弥漫着轻敌骄纵之气。很多人忙着娶东北的大学生做太太，热衷和美国大兵过圣诞节，也讲究穿戴。”从留下的照片看，骑着高头大马的孙立人一副志得意满的神情，“新一军下面的军官摩托车、吉普车都非常漂亮”。有意思的一个细节是，六十军算是杂牌军，到了东北后，很多将士都借新一军的枪和服装拍照寄给家里。六十军后来在长春起义投诚，原因之一也是对蒋介石在待遇上厚此薄彼一直不满。

　　那时军官太太们在一起听戏、搓麻将，经常回北京听戏。“张永龄的夫人告诉我，她那时还经常坐军用飞机回南宁。”作为一名团长，张永龄的收入可以请得起工人、司机，生活优裕，而晏欢后来在台湾看到了一位新一军老兵的回忆录，他很吃惊地发现，当时很多人请假离开军队，其中有一人竟提到自己在1947年请假跑回长沙，并去北平做布匹生意。而那时的林彪，却正在冰天雪地里等待着历史的转机。

　　转折

　　无论是尤广才还是赵振英都毫不避讳地承认，作为国民党战斗力最强的王牌部队的一员，他们是带着骄傲的心情迈进东北战场的。作为最精锐部队，尤广才还记得国民党部队在重装备上的优势：“有重炮、排炮连，战防连，炮兵营，火力很强。”后来打起来后，兵源补充很多，补充的兵源战斗力就弱些了。

　　尤广才参加了1946年那场著名的四平战役。国民党方面投入了新一军和七十一军，两个军打了一个月，“那时候把四平说成‘中国的马德里’，就是要进行决战”。四平战役一共打了40天，很残酷，尤广才也在战斗中负了伤。

　　德惠之战是国共两党最重要的战役之一，其战斗之惨烈，尤广才至今提起来还记忆犹新。1947年2月，当时东北联军用4个师围攻国民党五十师的两个团。山东屯是德惠最南端一个突出部，尤广才所在的第二营即守在此处。“当时团长要收复阵地，我就把营部的士兵集合起来。”两军只相隔一条路，双方都立志拿下这个地方。夜间，对面的东北联军隔着路向尤广才所在的地堡里扔手榴弹，但没投进来，“我整个耳朵都是爆炸声”。五十师用机枪压制住了东北联军的突进。

　　天亮后情况没有变化。“我出来看一下情况，两军仍是对峙，我也守得很艰巨。正好师部架设电话，我到了地堡里跟团长通电话，报告他现在的情况，说唯一的办法是用重炮射击，堵住。师长采纳。同时，孙立人带两个师从后边过来。”虽然东北联军最终撤退了，但尤广才发现，“共军装备不像过去了，迫击炮、平射炮、榴弹炮都有了，炮兵也很厉害”。

　　尤广才还记得，这一战结束后，他们把清理出来的民主联军的尸体摆到田地上，一共200多具，“陈明仁、孙立人他们都看，当时都流泪，我看了也流泪。中国人打中国人，这是何苦呢？潘裕昆也灰心，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也流泪”。因为德惠之战，尤广才所在的团被授予“中正团”称号。

　　在尤广才的回忆中，情形在四平战役有了改变。“共产党还是原来的到农村去，绕开交通线绕开大城市”，“共产党运动战法，发动群众发动得快，扩充兵力也快”。此外，国民党高级将官频繁更换，也给军心带来很大动摇。在尤广才看来，除了苏联公开的支持外，高级将官战斗思想的不统一，也是国民党失掉东北的主要原因。

　　尤广才也感觉到了当地老百姓态度上的微妙变化。“刚开始去肯定支持我们，因为我们是国军、正规部队。地方老百姓开始对共产党不怎么样，特别是对苏联士兵印象很坏，因为他们有的人骚扰当地妇女，当地不少女孩子都把头发剪了，怕被发现。但后来不同了，共产党原来没有根据地，四平战役后，建立根据地了，很快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尤广才回想起来，国民党部队似乎从四平之战后便没了心气。“国民党部队开始是有些轻敌，轻敌观念一直没有太大转变，不过后来想打也打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