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飞烟灭

　　出发去沈阳之前，尤广才说他得了一次神经性的脑热，仿佛冥冥之中有一种暗示，昏迷中他不知为何有一种感觉：自己马上要跌到人生最低点。后来的情形印证了他的预感。

　　大黑山，成了新一军这支王牌部队永远的耻辱。1948年10月，廖耀湘的第九兵团已陷入重重包围中。“廖耀湘让我们夜间突围，回沈阳。”尤广才回忆。于是，他所在的团沿着事先已经选择好的撤退路线走，忽然听到前方有枪响，前边的部队立即乱作一团，后面的部队也散了。第二天早上天亮，尤广才发现团里只剩下了他一个。

　　“我骑着一匹马，也不知道往哪里走，马跑到哪里就到哪里，结果不知道它是往后走了。到天亮了，我发现走到解放军阵地了，前面就是他们的机关枪。我又往回跑，结果马跑累了，一下把我甩下来。”

　　尤广才被马甩在解放军的阵地上，“这个阵地也很混乱，解放军有，国民党军也有”，有意思的是，解放军们对尤广才这样的散兵游勇也不搭理，接着行军。第二天，尤广才跟附近老百姓换了一套便服，在一个关卡处遇到了解放军。“那解放军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解放军，殿后的，他们就把我放走了。之后化装成老百姓偷偷回到沈阳，沈阳已经完全解放了，都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在家住了几天后，尤广才选择了投诚。

　　92岁的赵振英至今仍有些困惑的是，他所在的号称王牌部队的新六军，连个正经的战役都没打，怎么一下子就被冲垮了。那时候赵振英所在的新六军正在大虎山一带。“有人主张打营口，有的主张打锦州，犹豫不决，让我们等了一两天，耽误了时间。”当部队接到廖耀湘往沈阳集中的命令时，赵振英发现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的任务。“我们在大虎山一带，周围都是民主联军，白天走不了，晚上更走不了，因为夜间行军不是我们的特长，结果在行军路上就被打散了。”赵振英也在乱军当中换上老百姓衣服，走到锦西，路上有很多关卡，赵振英蒙混过去。他带着下面一个士兵，只敢在天色昏暗时或早上走。赵振英在葫芦岛遇到了他过去的长官、国民党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赵振英谢绝了他的挽留，厌倦了战争的他想回北平过安稳日子。

　　“廖耀湘部队被围，走投无路，一直在原地打转，沈阳的将领要求父亲赶紧发电报让廖耀湘向沈阳回兵。父亲认为，蒋介石已把指挥权交给杜聿明，他如果下命令让廖耀湘回撤，蒋介石一定会推罪于他，于是起初不肯。但身边的人声泪俱下地求他，说都是远征军部队，有过患难与共的经历，你放他一条生路。父亲听了，也很难过，无论是国是共，身为将领，总是对自己的部队有很深的感情。父亲后来同意发了准许回来的电报，而这封电报救了不少人的命。”卫立煌的儿子卫道然向我回忆。

　　乱军中，潘裕昆被熟识当地地形的一个骑兵抄上战马冲出重围，后来脱下军长服装趁乱逃走。应了“兵败如山倒”的那句老话，国民党部队在黑山一下子被冲垮，新一军全军覆没。而廖耀湘兵团5个军的军长，只有新一军军长潘裕昆和新三军军长龙天武侥幸逃生。

　　当时解放军部队马上向沈阳包围而来，他们只有一天的时间逃出来，蒋介石派了一架运输机接他们出来。当时卫立煌的指挥部里已是慌乱一片，跟随卫立煌多年的勤务兵后来告诉卫道然。1948年10月30日，蒋介石最后时刻来了一份电报，指明最后一架要送回来的几位国民党军政要员名单，一共8位，其中包括潘裕昆。据说蒋介石有信：我要一个活的潘裕昆回来！那位勤务员看到电报来了，连衣服都没顾上拿——里面还装着金条，赶紧报告长官。

　　搭上最后一架飞机离开沈阳的8个人有卫立煌、赵家骧(卫立煌的参谋长)、辽宁省政府主席王铁汉以及新三军军长龙天武、新一军军长潘裕昆等。很多逃窜至此的国民党官员早已候在大厅里，见飞机过来，赶紧冲过来，都想搭上最后一班飞机。而卫立煌的卫士把想爬上飞机的那些人用脚踹下，飞机开始滑行起飞。有的人破口大骂，有的人号啕大哭……这些滞留在沈阳的人最终成了战俘。后来很多人在政协文史资料中都回忆了这一幕。在这一役中侥幸逃脱的赵家骧后来在金门炮战中，被解放军的大炮炸死。

　　潘裕昆有位同乡叫潘茂，时任新一军特务营营长。几年前，晏欢曾采访了住在武汉的潘茂，他告诉晏欢，10月28日接到撤退命令时，他想起队伍里还有十几个解放军战俘，于是想先把他们放了再撤。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回来时潘茂发现已经找不到部队了。他只好根据天上北斗星判断大致的方向，在天亮时摸回了沈阳，又与潘裕昆接上头。此时的潘裕昆还冲他大发雷霆：“还不赶快找人？”这位新一军军长似乎还没意识到，这对他已是万劫不复的灾难，还想收拢残兵败将重拾河山。

　　等第二天潘茂再去见潘裕昆时，有人告诉他：“军长已经和卫司令去机场了！”潘茂于是开着吉普车去沈阳机场。一路上戒备森严，还有用汽油桶设置的路障。到了机场一看，不见卫立煌所乘的那架最后的飞机，却碰上宋美龄派去接银行界、文职人员等的另一架专机，他混上了那架飞机，也回到了北平。

　　时至今日，我们无法想象飞机上的卫立煌、潘裕昆等一干国民党军政要人的心情。杜聿明在葫芦岛接的他们，在葫芦岛停了一天，一行人到了北平。北平那时虽然仍是在国民党统治下，潘裕昆与卫立煌等都是便装出行，想避风头。晏欢说，潘裕昆还带着卫士来到尚存的新一军驻北平办事处，潘裕昆与副官以假名字办了记者证，从北平去天津，住在天津的皇后饭店，想探听风声。

　　此时的潘裕昆一定心灰意冷。“他也不想当兵了，想回老家，他把军装给烧了，萌生退意。”潘裕昆先在上海待了一段时间，其间蒋经国还在和平饭店请潘裕昆吃饭，潘裕昆的长子潘君奇从长沙赶到上海找他，也出席了这场宴请。“我大舅舅回忆，蒋经国并没有怪罪潘裕昆，反倒邀请他出任八十军军长。可是外公当场谢绝，还告诉我大舅舅：‘以后你们谁都不要穿军装……’”

　　派系林立

　　辽沈战役成了潘裕昆人生中永远无法释然的一个心结。“我外公经常说的一句话：我那么好的军队，怎么一下子就没了？”1907年潘裕昆出生于湖南，他与后来成为自己对手的林彪都是黄埔四期同学。

　　潘裕昆是1947年接替孙立人出任新一军军长的。晏欢告诉我，外公能登上这个宝座，一是固然与自然实力有关；其二，与陈诚来到东北有关。潘裕昆原是陈诚的嫡系，五十师出身好，是陈诚的王牌军，被派到缅甸战场后，阴差阳错地变成了孙立人的部队，成了外来人，游离于孙立人指挥之外，和英军关系较好。因为表现好，孙立人慢慢接纳了潘裕昆，“四平之战中，五十师冲在最前面”。陈诚把孙立人挤走后，将原来十八军的人都提拔上来。孙立人得到了一个东北剿总副司令的闲职，从此淡出东北战局。

　　潘裕昆是39岁当上的军长，也算风光无限。潘裕昆的一位副官后来告诉晏欢，得知自己被提拔那天，潘裕昆特别高兴，还特地派人找到登载这一消息的报纸来看，岂料巅峰之后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低谷。“孙立人盛名在外，接替他出任新一军军长的潘裕昆自然希望自己能继续新一军的威名，可是命运不幸，偏偏是新一军在潘裕昆手上全军覆没。”所以这也成了潘裕昆余生中一个永远无法释然的心结。

　　新一军不复存在，潘裕昆回到长沙老家，深居简出，在长沙买了四合院。在此期间，潘裕昆与程潜、陈明仁走动较多。潘裕昆与陈明仁曾一起在四平作战，陈明仁起义前夕，邀请潘裕昆加入，也把他名字列入在起义将领名单里。潘裕昆觉得新一军是共产党的死对头，再怎么也脱不了干系，于是思忖再三，还是婉言谢绝，他选择了香港作为最终的落脚点。

　　“当时粤汉铁路不通，据舅舅说，陈明仁专门派了一个班护送潘裕昆，从陆路往香港走。后来内地解放，护送的两个班的士兵也留在了香港。”潘裕昆以为自己只是暂避香港，很快便会回来，他让程潜帮忙照看家里的两辆别克汽车，但后来什么都没有了。

　　国民党部队的派系林立众所周知。辽沈战役的溃败又恰好印证了这一点。

　　众所周知，杜聿明与孙立人在印缅战场上便开始有矛盾，这一矛盾又延续到了东北战场。杜聿明发布了一个对东北民主联军的追击命令，在这个命令中，他把长春划进新六军的作战地境，同时发布了一个100万东北流通券的悬赏，奖励先进入长春的部队。这一下子彻底引爆了孙立人和新一军对杜聿明的反抗情绪。结果，新三十八师和五十师的部分先头部队不理杜聿明的命令，进入新六军的作战区域，新六军先头部队也在同一天进入长春。杜聿明奖赏了新六军，引起新一军的不满。

　　“蒋介石把不同兵团捏在一起，很难指挥，互相不服气，大大损伤了部队的战斗力。”晏欢说。

　　杜聿明因身体原因离开东北后，1947年走马上任的陈诚又对队伍进行了整编，“陈诚把他最宝贵的十四师拿出来，成立新三军，十四师师长龙天武升为新三军军长。孙立人离开新一军军长之后，外界曾普遍以为由李鸿接任军长，却没想到陈诚让自己的爱将潘裕昆接任。新一军保留了五十师、新三十师，加入暂编‘杂牌军’五十三师，讽刺的是，直到部队全部覆灭，暂编五十三师没有跟着新一军打过一天仗。而正是暂编五十三师的起义，加速了沈阳的解放进程。”晏欢说。

　　另一方面，又将新一军中孙立人宠信的三十八师分出去，配上两个杂牌军——东北保安团，组成新七军，由李鸿任新七军军长。“实际上把原来的新一军肢解了。”这支曾声名显赫的王牌部队战斗力也被削弱。

　　1947年，蒋介石对东北的国民党部队进行了大调整。新六军军长廖耀湘升任第九兵团司令，成为最精锐部队的首领。在新一军眼里，黄埔六期的廖耀湘资历比他们浅，但因为留洋的经历，深得蒋介石赏识。南京受降仪式上，蒋介石也专门派廖耀湘部队，给人以“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感觉。因为不同派系，国民党内耗不断。晏欢说，在接到廖耀湘命令时，新一军的几位将官在一起讨论是否执行。新一军副军长文小山当时说了一句：“以廖耀湘一贯的指挥道德，我们不能听他的指挥。”他们认为廖耀湘指挥偏心：攻的时候想让新一军在前面，退的时候又把新一军放在最后面，把新一军当炮灰，难免心生抵触情绪。被俘后的廖耀湘被特赦出来后，在政协文史资料里，也承认了自己思想斗争很激烈，“他最想保的是自己的新二十二师”。

　　命运

　　1949年，选择了投诚的尤广才在沈阳东陵参加了解放军军官教导团。因为是“投诚”人员，待遇与“俘虏”有所区别，“解放军待我还是不错的”。尤广才曾经还面临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解放军曾说服他加入部队往南走，但被内战苦苦折磨的尤广才拒绝了，他宁愿回乡做一个普通人。

　　不久，投诚人员被转移到抚顺参加劳动改造。在那里他见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国民党高级军官都集中在那里，廖耀湘、周福成，这些人我都见了。”经过思想改造后，尤广才从军管会那里拿到了一份鉴定：“安顺良民。”1952年，尤广才接到了东北工学院接纳他为正式工的通知，一年以后，他被学校开除，理由是“隐瞒历史”。

　　没了工作的尤广才在沈阳以出苦力谋生。“我记得沈阳有个联营公司，我半夜去那，天一亮就在那等车，蹬车拉东西。”有时爬南站的天桥，爬着爬着就口吐鲜血。1958年，在北京学习中医的尤广才又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在清河农场一关就是6年。1965年，尤广才被遣回原籍山东枣庄，追求进步的妻子终于同他离了婚，改嫁他人。尤广才从此一个人生活在乡村一间茅草屋里，老母亲去世时，他还是“历史反革命”的身份。采访中回忆这一段，90岁的老人忍不住哽咽起来。

　　后来考上南京大学工学院的赵振英成为一名技术骨干，但也未能逃过大时代的命运。1969年的一天晚上，警察到家里抓走了他。3年后，戴着手铐、脚镣的赵振英在天津一个很大的体育场里接受了公审，判刑20年。1975年，国家下达特赦令，释放国民党团级干部后，他才恢复了自由身。但此后的几十年，他紧紧关闭了自己，那段经历即便对儿子都不讲一句。所幸的是，他的妻子一直对他不弃不离。

　　在印缅参战时，新一军、新六军每个部队都有一位美军联络官，赵振英所在部队的联络官叫Gardener。联络官回国时，部队里的很多人在他的通讯录上留言或留地址。他去世后，其子将父亲当年的照片和一些资料扫描后发到网上，恰好被一直关注此事的晏欢发现了。他同Gardener的儿子联系上，也在网站上提及此事，顺便刊登了印有很多人名字的那份联络表。赵振英的儿子偶然间看到，联系到了晏欢，这位隐藏多年的远征军老兵才被“打捞”出来。而这一次接受采访，也是赵振英第一次面对媒体。

　　去年，晏欢邀请这些曾参加过远征的老兵回云南，探访他们当年生活战斗的地方，所到之处，得知他们抗战身份的人无不向他们表示敬意。赵振英才慢慢感觉“自己第一次像个人了”，92岁老人内心的坚冰一点点融化。直到见到晏欢，赵振英才知道，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上，国家领导人提到了“正面战场”一词。

　　因为有了共同逃难的这一段，卫立煌与潘裕昆似乎有了生死之交的一层情谊，与蒋介石的关系也都相对疏远。到了香港，两人的来往频繁一些，一起在家里发牢骚。1949年8月，包括龙云、李默庵、黄绍竑等蒋介石原来的一些亲信和旧部40多人，在香港发表一份宣言，宣布脱离国民党，潘裕昆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晏欢说，共产党方面也一直在争取潘裕昆。与卫立煌相似，潘裕昆也将长子潘君奇与女儿潘步南——即晏欢的母亲等几个孩子送到内地来。也许是相似的命运，使得潘君奇与卫道然也保持了一生的友谊。

　　晏欢去年结识了郑洞国的孙子，他告诉晏欢，朝鲜战争时，很多投诚的新一军战士又参加了志愿军，与曾经是他们友军的美国人对阵。周恩来总理还向郑洞国咨询怎么和美国人作战、美国军队是怎么训练的。而在香港，也有人找到潘裕昆，询问怎么打美国人。

　　“这些年我也遇到了很多新一军的后人，他们说新一军炮兵很有水平，解放战争时教解放军怎么训练炮兵。”晏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