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

　　我们刚才说差距非常大，但事实上城市人跟农村人之间人的融合不是那么明显了，现在过春节很多来打工的人回家了，这个城市就瘫痪了，所以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刚才各位专家谈了这么多困难和问题，的确让我们觉得形势太严峻了，但是2010年是对中国发展的至关重要的一年，我们都知道它是“十一五”的收关之年，不知道“十一五”规划目标各项任务我们现在达成的情况是什么样，对“十二五”规划有什么样的指引和方向？

　　赵锡军：

　　如果看“十一五”的规划到最后一年的情况看，应该说我们都是如期，有些是超过完成了。在五年中间无论从政府，还是从社会各界来讲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中国人是全球工作最辛苦的国民，结果也是很引人注目的，我们刚才剖开杨主任和毛教授讲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其实这些矛盾各个国家都可能存在，有些国家比我们国家更加激化、更突出一些。从总的来讲，五年的成绩还是非常突出的，特别是在最近的两年，至少从经济的总规模，从人均GDP的规模，从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都有了一个提高，在其他的方方面面都取得了很长足的进步。

　　赵锡军：

　　特别在很多方面，我们已经建立起了在全球竞争力。比如制造业，全球可能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比得上我们，还有基础设施的投入也是最大的，修高铁，甚至连美国的总统都发出了感慨，我个人觉得他是很羡慕中国能够制造出最好的高铁。这在以前很难想象到，但是在五年中间一步一步的实现了，这些东西也为“十二五”奠定了一个更好的基础，至少比我们在做“十一五”的时候基础要更好了，甚至在更高水平上面、更好的基础上面进一步的发展。但是也带来了在高水平上面进一步发展的难度。比如现在高铁技术是全球最好的，但是在全球最好的上面不是突破别人，而是自己，这个难度就更大了。

　　赵锡军：

　　刚才两位专家讲到在“十一五”期间，尽管我们方方面面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积累的方方面面的矛盾和问题也在不断的暴露出来，而且有些可能是遇到更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有的可能是我们不断改革开放过程中间新产生出来的矛盾和问题，有的时候可能比较尖锐，会影响到社会和经济的正常发展，要在“十二五”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也有更多的挑战。

　　毛寿龙：

　　现在不是计划经济，只是规划指导意见。加入WTO以后，我们的目标定得比较平稳，基本上那些指标都能超额完成，而且提前完成。怎么完成？比如经济增长，我们每年定8%，说8%以上就通货膨胀了，8%就业人口就没办法安排了，从以往来看我们基本都是9%以上。从这个角度讲，五年基本没有问题，工业没问题，像其他服务业最近几天统计指标有所变化，增长速度非常快，农业连续六年丰收了，如果没有大的问题也应该可以了，高端农产品一旦进入这个序列的话，GDP从产值上，可能从数量未必增加但是质量价格，总价值会涨得很快的。比较难完成的可能就是节能减排，节能减排我们也没有办法，能源主要是煤炭为主，火力为主，要是现在修水电比较难，现在面临很多很多环保，尤其是耕地，移民，搞个大水库现在压力很大，而且有一些国际上的反应，新能源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毛寿龙：

　　节能减排从国际上相比，我们好象低了一点，但是如果美元和人民币汇率稍稍调整我们同别人的差距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充分考虑国际国内的情况，我觉得“十一五”即使不完成也是情理之中的，不可能一涨就比人家还好，而且还好很多，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整个市场结构和职能转变这些指标还差一点，比如政企分开，现在由于金融危机的原因政企的关系越来越紧了。包括海上运输越来越多以后，全靠美军维持秩序也不太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很多新的政府职能要到位。

　　政企关系有些部分没有到位，安全方面，有些部分是越位，比如给很多企业过多的贷款，很多企业拿到贷款就投资房地产，后金融危机时代出现的危机货币政策，进去以后把这些低价格的资金甚至是零价格的财政资金短期里得到很高的利润，他拿了这个钱发展了一些行业，这些行业对经济来讲是泡沫性的，所谓泡沫是明显的。租金比不上利息肯定是亏的，除非有另外的想法。如果破了，房地产破了不怕，因为中国人能忍，但是企业进去以后不卖不行，银行收的房子要变现还要卖，只要是投资性的住房资金链就会断，资金链一断相关的行业就破产了。药物为什么能做起来，新能源为什么能做起来？我问了一下企业，他说房地产挣的钱比这个挣的多，我这个不挣钱就维持住，因为对社会的责任。房地产泡沫了，现有的收入没了，贷款也收不回来，所谓的社会责任给国家搞点医疗和住房建设不挣钱，搞点新能源的投资全死了，一破产全停住了，卖都卖不出去。

　　毛寿龙：

　　“十二五”的结构调整不是政府能够调整的，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政府盈利性资金和财政性资金之间的关系，盈利性资金是有风险的，政府资金是没有风险的。还有财政的定位，这方面从指标上来讲，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预期的目标是政绩关系理顺，银行相对来讲比较独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更多的是一种公共服务的定位，还是以经济投资，投资性扩张来定位，政府应该在市场经济里面主导性的地位比较少。政府看起来是一整体，实际上是碎片，各部门都有自己的政策，一个房子贴了好多标签，这个标签形成机制非常复杂，如果复杂的话，肯定是价格越来越高，而且质量会越来越下降，因为越来越高风险太大，所以只能从降低成本、降低质量来支付一部分的政策租金。包括杨团提到的社会很多人心里有消极的阴影，这个阴影不宣泄出来就会转化为社会矛盾。

　　如果政府不规范自己的权利，具体的政策对策和宏观的战略考虑，长远的制度基础，发展的制度基础考虑好的话，可能会把矛盾问题越积累越深，而且政府的负担会越来越重。“十一五”计划里面有很多一系列的应对当前问题的措施。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调整时期。

　　中国网：

　　2010年我们要探索调整的方向？

　　毛寿龙：

　　对。

　　中国网：

　　刚才各位专家都提到了我们确实面临非常多的问题和困难，在总理的报告中也看到了这些问题，所以他对八个方面的工作都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我们可以分别看一看。第一，他提到了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条是和2008年的工作任务差不多，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提到资金投向还未完成的工程，严格控制新开工的项目，防止重复建设，这已经反映出了一些信息。

　　毛寿龙：

　　已经开始收了，包括房地产方法都改变了，不是你钱高的人那个就是地王了，而且能把销售价格弄得最低的，过去地方财政收入是明码标价，现在都是暗标，大家之间搞不清楚价格是多少。

　　杨团：

　　从“十一五”到“十二五”中间，特别是2009年非常关键，计划不是可能五年一切切的干净，后来发现都是相对比较长期的。比如像房地产市场密集型的调控是2009年底出来的相关政策，这个政策需要进一步的细化起到作用。还有廉租房的政策也是2009年底出的，中央先是投了300多个亿搞廉租房的建设。还有基本卫生服务也是，在2009年7月，2009年7月搞了医保医疗改革的方案出来，把基本卫生服务部分放进去。新农保也是在2009年，2009年在“十一五”和“十二五”的衔接期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这些工作都是准备在“十二五”要实施的。

　　杨团：

　　就这一点上讲，从规划本身来说是关注到了两个计划方针的接口，以及在“十一五”中后期发生的社会矛盾。但是这个问题在哪儿？这个问题硬的指标保证能够完成，而且超额。但是属于相对软的关系，刚才毛教授讲的政府、企业，还有社会，社会2008年讲的是公民社会元年，一下子几百万的志愿者涌到前线，接着产生很多组织，这些组织在地震之后活跃的程度是从来没有过的。面对这么活跃的社会组织，很多社会组织向社会福利，比如养老领域、残疾人领域、卫生服务领域，在城镇和农村广泛的延伸，这是很好的机会，政府怎么抓住这个机会调整政府和非政府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只有把这些问题相对讲是软性的，有可能它不是有指标，但是它只是一句话框定的要怎么调整的关系，这部分的工作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还有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地方政府现在创新的积极性很高，这是很好的一面，另外它有自己的利益，这样怎么通过财税体制的调整和改革让地方有更多治理的权利，治理的同时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方面还是有可能做好，但是今年非常复杂，这些矛盾怎么来进行调整，怎么来进行大的规划，建立一些重要的针对中国横向和纵向的关系制度，这可能是“十二五”关键中的关键。

　　中国网：

　　所以有这么多的矛盾，我们在第二项工作任务中特别提到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需要转变的经济发展方式现在目前主要包括哪些方面？这个转变对于中国来说是不是意味着要更高的层面上发展经济？而且这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提出了很长时间了，这个转变是一个很有战略意义的事情，是不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专家的看法是怎样的。

　　赵锡军：

　　八个方面，2010年要做的工作基本把政府可能关注的点都列出来了，刚才讲到最基本的还是要保持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如果没有经济平稳快速增长一切都免谈，没有经济增长的速度保障，就业的问题、收入的问题、各方面的问题都免谈，这是第一要务。这里面引出来在2008年、2009年这些政策，在2010年是不是要继续保持下去，我们看到在2010年要继续延续2008年、2009年的一系列政策，保证经济有一个起码的增长速度。另外有一个其他的总目标。

　　第二很重要的是结构的调整。这个问题很早就反映出来了，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2007年着力开始做经济结构调整，但是很不幸2008年的金融危机把我们已经开始进行的结构调整步骤打乱了。2010年进一步在以前的基础上面做结构调整，这个结构调整不仅仅是要做哪些事情的问题，还有你的观念、理念、经济增长的模式、社会发展的模式也要做相应的变化。比如以前我们更多的是强调经济一个方面的增长，而且经济增长更多的考虑是数量的扩张，GDP增长了多少，规模扩大了多少，讲的是这些东西，而没有考虑到除了经济增长以外，还有社会的方方面面。

　　赵锡军：

　　刚才毛教授和杨老师都讲到很多社会的方面，要均衡的增长。在经济增长本身我们可能只考虑数量方面的，没有考虑数值和影响，比如对环境的影响、对能耗的影响、对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的影响等等，所以经营比较粗放、能耗比较高、对环境影响比较严重，这些方面的增长模式或者经济增长的模式我们要调整，我们不仅要讲究数量的扩张，而且要讲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竞争力，讲怎么样发展更快、更好、更精细、更节约，对能源节省、对环境友好，这方面要下更多的工夫，这不仅仅是2010年第二项重要的政府工作，也是社会整个方方面面工作最重要的一项。而且是在以后各个不同的时期，我们可能要长期做的一项工作，因为结构调整不是说一年、两年就能做完的，投资、消费、出口这个结构的调整不是一年两年，可能花很长时间才能够调整过来。投资结构、消费结构可能要花很长时间，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今年我看下了很大的决心要做这项工作，也是非常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