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和宗教研究的不解之缘

　　“生也有涯，学无止境。”告别之时，任继愈这样在我们的签名本上留言。很多人将任继愈称作国宝级人物，这种赞美不仅因为他的哲学修为，更因为他如同自己所要求的那样，是一个大写的人。走近老人就像读一部书，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大书。与老人对话就像走进一座图书馆，博大深厚，美不胜收。

　　一次“小长征”和一辈子的学术研究

　　把爬着蚂蚁的砖头翻过来，“蚂蚁会不会头晕呢？”孩童时代，任继愈就是这样一个凡事都要问“为什么”的孩子。

　　1916年，任继愈出生在山东平原县一个殷实的军官家庭——“父亲是

　　任继愈回忆，从识字到上正规小学，换过很多地方，主要是在鲁南一带读书，而毕业则是在山东济南贡院墙根的“省立第一模范小学”(现大明湖小学)。有一次，班级老师曹景黄布置大家以清明节植树为题写一篇文章，任继愈作文中一段“吾乡多树，每值夏日，浓荫匝地——以待行人憩焉”。令曹老师大加表扬，认为他的‘焉’字用得非常好，有文言文的语感，这让任继愈颇为自得。后来，他在一篇《追求》的文章中写道：“我读《四书》是在小学时读完的，小学老师曹景黄先生给我打下了阅读古汉语的基础，是我永远怀念的一位老师。”他说：“无论从小学到大学，我的成绩并不是很突出，属于‘中等偏上’，考试分数不是很好，但是我考完以后总要自己检查检查错在哪里，就像下围棋复盘，哪一招棋是误算或是昏招一样，这是我的一个习惯——所以我所得到的东西并不一定比考100分得到的少。”

　　任继愈的中学是在北平大学附属中学读的。在这里，他遇到了几位对他国文产生深远影响的语文教师：任今才、刘伯 、张希之。有意思的是，这些让他感激一辈子的恩师，几乎都是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或哲学系毕业的。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开始读胡适、梁启超、冯友兰等人的著作，接受更深层次的思想启蒙。虽然这所中学只办了4年，但在任继愈的心中，有着很重要的分量。更让任继愈难忘的是，北平大学附属中学不提倡“读死书，死读书”，而且对学生的爱好不加限制。

　　1934年，中学毕业的任继愈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西方哲学，可谓顺利。唯一让他感到略微不安的是不知道读完哲学后，自己应该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因为，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读哲学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职业。可能是年轻，慢慢地他也就不把找工作的事放在心上了。但对于其他进入北大哲学系的学生来说，读哲学怎么盘算都是前途渺茫。任继愈说：“当时进哲学系一共有十几个人，最后只剩下三人，我便是其中之一。”

　　然而国难当头，象牙塔内也不可能风平浪静。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奉当时教育部之命南迁到湖南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半年后，因南京失守，又奉命迁往云南蒙自县，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正在哲学系读四年级的任继愈报名参加了由长沙出发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经过了体检、填写志愿书、打防疫针一系列程序之后，200多名师生开始了这次“小长征”。此次旅程历经60余天、3000多里路。没走过长路的任继愈像不少同学一样，开始几天脚上磨出了血泡，走得很辛苦。当脚上磨出茧子以后，就轻松了。很多同学和老师爬山时经常还要借助木棍或竹竿等做的临时手杖。

　　任继愈告诉我们，湘西的风景自是美不胜收，还不乏新奇的发现，沿途有红军长征留下的标语，有徐霞客留下的诗篇。学美术出身的闻一多教授随身带着画笔，一路上写生。尽管步行艰苦、风餐露宿，湘西一带还经常有土匪出没，所幸的土匪看他们是知识分子，并不为难他们，但这次旅行对于任继愈来讲，却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中国农村的荒凉破败、农民的贫穷困苦，强烈的敲击着这位年轻学子的心。“最底层的人民承受着战争的苦难，却依然坚贞不屈。中华民族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有很强的凝聚力。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她？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他在《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写到：“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于是，任继愈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从研究西洋哲学转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脚步从未停止过。

　　西南联大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名校组成，位于大后方，聚集了中国一批知识精英，学术气氛浓厚。当时西南联大条件虽差，但很温馨，任继愈读研究生时师生共处一栋三层楼的宿舍，天天见面，朝夕相处。联大生活最让任继愈怀念的是学校风气比较开放，民主气氛浓厚，每天晚上有学生组织的各种学术报告，讲文学、讲政治等，还有话剧团、诗朗诵。“很多从国外归来的各界人士都经过昆明，在此讲学。徐悲鸿曾经在西南联大讲过他的俄国之行，杜聿明将军讲在缅甸攻克密支那城消灭日军的经过，也有一些外国教授如牛津大学的道济教授也来这里介绍牛津大学。学生们在正规的课程以外，不断吸收书本以外的知识，开阔视野。”

　　浓厚的学术氛围，为任继愈以后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结构的拓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时光荏苒，当年的年轻人已进入耄耋之年，但依旧对哲学寄予厚望：经济越发展，人们看问题越深入，哲学的任务越重大。

　　一次与主席的面对面和一个宗教研究机构的诞生

　　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他没想到，在这里一待便是二十余年，直到1987年调至北京国家图书馆任馆长，且一辈子的研究主要与哲学挂钩。而今，他这位中国“国宝”级的哲学大师还担任着社科院宗教所的名誉所长。

　　建国不久，任继愈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积极地投身到工作当中，在自己的领域大展身手。195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了北京大学的一名教授。没想到，在1957年一个有关哲学史定义的会议上，他的发言被一些专门打棍子的“学霸”批判为修正主义。当时，他并没有真正将此事放在心上，也没有想到无论对他还是对于整个民族来说，这只是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前兆。

　　采访时，任继愈说：“毛泽东对宗教问题始终是注意的，这一点我原来没有领会，和他交往几次，体会比较深。比如，我过去写过的一些有关佛教史研究的文章，毛泽东都看过。”1959年10月13日深夜，毛泽东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随即又问他，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继愈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指基督教)有没有人研究？任答，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又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答，师生加起来有500人。于是毛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后来，毛泽东评价任继愈的文章是“凤毛麟角”。

　　1963年冬天，周恩来访问非洲14国前，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一些研究所，还成立了以廖承志为组长的“国际研究指导小组”。在这个报告上，毛泽东于1963年12月31日作了批示，说这个报告很好，但唯独没有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我们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刊物，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因为有了这个批示，任继愈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但不久“文革”开始，任继愈经过几番波折后被送往河南信阳干校接受“教育”。

　　在干校期间，任继愈早上出去参加劳动，晚上回家睡觉，成天很少说话。他还学会了针灸，周日出外给老乡治病，得到老乡们的欢迎，称他为北京来的大夫。由于任继愈为人十分和善，很少有人为难他。但由于在那里光线太暗与劳动过度，他的右眼患了严重的眼疾，左眼视力也受到损害。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程，自然所经历得太多太多，他自己也懒得花时间去梳理那些点点滴滴的“不愉快”。而今，医生嘱咐他为了保持目力，夜间不能看书和写字。

　　“文革”后，任继愈从河南回到了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逐渐恢复原有的建制。上世纪80年代，他重新提出了“儒教说”，并在他主持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儒教室。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思想界都公认“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说：“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有哪一个民族没有宗教。”他认为，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任继愈从各个方面论证了他的这个观点。他在从1980年的《从儒家到儒教》，1982年的《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儒家个性与宗教共性》、《儒教是人伦日用的神学》到1984年的《佛教向儒教靠拢》，1986年的《重视儒教的研究》再到1988年的《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学术著作里，详细地阐述了“儒教是宗教”的观点。他从儒教的发展与演变、个性与共性、历史与现实等各个方面，透辟的分析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宗教性特质。他在文章《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中写到：“儒教作为完整形态的宗教，应当从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多年来人们习惯地称为理学或道学的这种体系，我称之为儒教。”同时他认为，宗教之所以是宗教，有它的本质部分和外壳部分，本质是信仰与追求，外壳是信奉对象、诵读经典的组织形式。儒家作为中国的传统宗教，其本质部分就是提倡禁欲、重“忠孝”、尊“三纲”，这既是宗教思想，也是政治思想，它比较适应大一统国家的生存要求。而其外壳部分则是，它信奉“天地君亲师”，这符合宗教外壳的组织形式。而对于一个宗教的认定，重要的是信仰的本质，而不在于形式。

　　任继愈的“儒教就是宗教”的学说，在学术界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并由此引起了近二十年的讨论。这个论点已经慢慢地被认同，而这种认同感，直接又与华人的自我文化价值认同紧密相连。

　　目前，在学界，公认任继愈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是：他认为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并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着我国社会各阶层。他力图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并认为，道教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绝不下于佛教。在他的思想意识当中，始终认为思想文化的研究也要从国情出发，而“多民族统一大国”则永远是中国的国情。当然，他仍然坚信人类走到某一天，有可能便会进入“大同社会”。国家组织消亡，而宗教还存在；宗教消亡了，最后哲学永远存在。

　　一套藏经的“文化苦旅”和一位学者半个多世纪的梦

　　任馆长18年，任继愈从未停止对图书的“建设”添砖加瓦。“书是让人阅读的，和钟鼎这样的文物不同。现在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他最欣慰的是通过多年的努力，让许多孤本、善本得以开发利用，其中最宝贵的就是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的《赵城金藏》。

　　《赵城金藏》是金代民间募资刻印的佛藏。1933年，范成法师在广胜上寺弥陀殿的12个藏经柜中发现了这套藏经，引起社会的注意，并逐渐在国际学术界引发轰动。采访中，任继愈说：“《赵城金藏》是北宋《开宝藏》覆刻本，装帧、版式保有《开宝藏》的特点，在《开宝藏》散失殆尽的情况下，不论在版本方面、校勘方面，它都有无可比拟的价值。”

　　1938年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赵城后，已将这部珍贵的典籍列入掠夺的名单。为了《赵城金藏》的安全，广胜寺力空法师向八路军求助。在当时的太岳军区政委薄一波指示下，连夜组织人在烽火硝烟中冒着生命危险将《赵城金藏》运出，历经辗转，最后藏在窑洞内，派人看管，终使国宝珍品得以保全下来。

　　1945年日寇投降后，《赵城金藏》被交给北方大学保管，时任校长的范文澜派专人守护，年年晾晒。任继愈向我们介绍说：1949年北平解放后，《赵城金藏》被移交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收藏。1949年4月30日，当4300多卷、9大包《赵城金藏》运抵北平时，由于多年保存条件恶劣，多数经卷潮烂断缺，粘连成块，十之五六已经不能打开。国家专门调来4位富有经验的装裱老师傅帮助修复，用蒸汽蒸后，再揭开装裱，历时近17年，终于在1965年修复完毕。

　　任继愈担任国图馆长后，他认为珍贵的古书不同于文物，仅仅保存完好还不够，还要开发利用，让更多的人可以阅读。1982年，国家召开了古籍整理规划会，整理1000多个项目，唯独没有佛教道教典籍。作为委员之一，任继愈提出佛教典籍也是古籍，也需要整理。经过批准之后，设立了项目，并成立了“大藏经编辑局”，以《赵城金藏》为基础，又挑选了8种有代表性的《大藏经》作为对比参照，编辑《中华大藏经》。“将9种佛教典籍集于一身，这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的。这部浩大的典籍共107卷，历经十几年才陆续出完，先后有160多人参加了有关工作，他们年龄从20岁到80岁不等，老少不一，工作时间有长有短，但有同一个目标，那就是尽快整理出版。”现在，任继愈又在致力于《中华大藏经》的续编工程。

　　此外，任继愈还十分重视珍贵手稿的收藏，因为手稿仅有一份，作者涂改的部分特别有研究价值。鲁迅、冰心、闻一多的手稿国图都有收藏。“文革”时期，巴金想将自己的手稿转移，但在当时没有人敢接收，后来由国图收藏。北师大的黎锦熙教授是毛泽东高中时的老师，因为这个特殊身份，他的全部藏书和手稿在“文革”时期得以幸免，任继愈说，后来也由国图买下收藏。这些珍贵的手稿对日后的研究均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古籍整理是一件与名利无关的事，任继愈多年来孜孜以求，专注于这一项“造福后人”的事业，却每每感叹于事业后继乏人。“如今的大学毕业生比较现实，一个地方给1000元工资，另一个地方给1500元，他就去给1500元的地方，全然不考虑理想，不考虑有没有兴趣。”任继愈感慨：“有的年轻人不愿意开荒，只愿意收获。”现在学术界的急功近利之风使任继愈感到忧虑，他认为，研究一个大的问题，三五年的时间不够，但一些年轻学者为了评职称等实际问题，急于写论文，累积字数，写出来的未必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中华大典》这部皇皇7亿多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跨世纪出版工程，任继愈是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工作也已进行了十多年。据他的学生、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李申说，任先生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了这项大典的编纂。有的人主编书只是挂个名，任先生却很认真，很多事都要自己负责、费心费力，不仅自己担任哲学典的主编，还亲自跑到史学家戴逸家，动员他担任历史典主编。

　　对此任继愈说得很朴实：“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文化资料的积累，我有一些优势，古的东西我熟悉，多做一些资料积累，后人用起来方便。”

　　“人才成长是当务之急，古籍整理工作难学又枯燥，愿意坐冷板凳的青年越来越少，感到有些青黄不接。国家培养的第一批古籍整理人才，现在都挑起了重担，成了骨干和学术带头人。当年的青年今天也已五六十岁，当年的中年骨干如今已经七八十岁左右，几年之内，都到退休年龄或离开工作岗位了。”任继愈说，现在学风比较浮躁，大量地扩招研究生，一个导师带很多学生，这样很难保证质量。“古籍整理不能急于求成，搞短平快不行。古籍整理是深加工，我们不是出铁矿砂，而是要出钢材。”

　　在2005年8月底举行的《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编纂出版座谈会上，任继愈直言，国图的“博士生文库”收录了全国各地的大量博士生论文，读后却发现不少论文语法不通，标点不对，内容也有问题，可以看出近十年来博士生论文的质量在下降。“现代汉语尚且如此，古汉语的素质更让人不敢恭维。”在座谈会上任继愈与冯其庸、金开诚等学者都对学术界国学素养的普遍滑坡表示担忧。任继愈说，现在甚至连大学教授都看不懂相关专业的古代文献，像《大中华文库》这样的古代典籍翻译出版工程，将来很可能面临着因为人才缺乏而难以为继的危机。

　　任继愈还讲了一个关于翻译的小故事：在一次外交宴会上，中方官员对外宾说：“慢慢吃，吃好。”翻译就译成“请你吃慢一点。”使得外宾觉得很不自然，是不是自己的吃相不雅，吃得太快了？

　　一生的“偶像”和一颗不老的心

　　在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任继愈不信任何宗教。“信教的人不能研究宗教，也正如马克思说的，跪着看别人，总是比别人矮了半截，难以保持客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来研究，才能做到比较客观 ，既不走样，也不迷信，也不轻率否定。 ”他认为宗教常常是用虚幻的许愿来吸引人，无论进天堂还是上西天都是一种引诱。“人要相信自己，匍匐在偶像下面，不可能成为真正独立和自由的人。”他对《易经》同样有深入的研究，但也不信任何占卜和预测。他认为，在21世纪科学思想普及的年代，我们的观念不能停留在崇古、迷古的水平上，而应当理解古人为认识世界、追求真理所走过的曲折道路。

　　然而，任继愈也有自己的“偶像”：“我一生最佩服两个人。一是鲁迅，一是居里夫人，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有高尚人格的人。”任继愈至今仍记得在高中时听鲁迅演讲的情景。在北师大的操场上，鲁迅站在方桌上讲演。刊物上有反对鲁迅的人发牢骚说他又“卷土重来”，他回答，“大家不喜欢我没有关系，我还会卷土重去”。

　　“我佩服鲁迅不是因为他的才华，而是因为他的人格，看到不合理的现象敢于指出，不妥协，不和稀泥，这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所缺少的。居里夫人是难得的可以克服困难，又可以经受成功考验的人。成功、名誉都丝毫没有影响她的内心，她是卓越的科学家，又是很好的妻子和母亲。她时刻不忘祖国，将自己发明的元素命名为钚，以纪念自己的祖国波兰。这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任继愈这样评价他心底里的“明星”。

　　对于个人的成就，任继愈认为机遇和大环境很重要，不能都算在个人的账上。任继愈痛恨现代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迷信：假借科学的旗号，歪曲科学的成果，或者利用科学手段为其张目，公开宣扬新的有神论；宣传超物质、超自然的意念能力，自称为神，甚至扬言要把整个人类都度到某个光明的世界中去；加一些科学词语的包装，贩卖伪科学，宣扬地地道道的现代巫术；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幌子，大搞封建迷信活动，把腐朽的算命术叫作预测科学等等。

　　2001年，哲学、宗教，儒教、佛教、道教兼通，并且在每一领域都做出过独到贡献的任继愈出任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公益广告代言人。据了解，“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公益系列广告”分长城篇、敦煌篇、山川篇、建筑篇等。任继愈担任“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公益系列广告”之长城篇形象代言人，文案由任继愈亲自审定，画面上天坛、兵马俑、圆明园烘托着巍峨的长城，任继愈的“完美真实地将祖先留下的杰作传给子孙后代，是华夏儿女的责任”的负有使命感的告诫，震撼着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

　　尽管已从馆长的任上退下来，任继愈并没有完全赋闲在家，依然牵挂着国图的古籍整理工作，这里的每部珍藏似乎都融进了他的身心。每周一、四的上午他会来到办公室照样处理日常事务，接待访客。其他的时间就都放在《中华大典》和《中华大藏经》的编辑工作上。虽然自己感觉身体已大不如前，但他仍然每天四五点钟起来工作，这对一位年近九旬高龄，视力又有障碍的老人来说，其困难可想而知。让人难免追问，这样的动力来自哪里？任继愈的回答是，想着多为群体做点事，这样工作起来就不会累。

　　“少考虑自己，多考虑群体”是任继愈的人生格言和口头禅。他把群体比喻成一桶水，每个人都只取不加，水早晚会干。“为群体做事，这样的生命才有价值，趁着自己还能做事情，就多做一点。”

　　不像其他的老人总是为自己的健康担惊受怕，任继愈说，不要老是关注自己的身体，顺其自然就好。年轻时他喜欢运动，初中时喜欢打篮球，高中时喜欢打网球，大学时喜欢打

　　据悉：“养心第一，养身第二；神养第一，药疗第二;自医第一，求医第二。”这是一辈子研究哲学、宗教的任继愈的养生心得。任继愈至今仍在以多读书，多用脑(只指学问)来养心，而且从不服用任何补品。

　　一位学生交给他一篇研究伊斯兰教的论文，任继愈连夜看完，不仅写了批注意见，而且改正了标点。学生找他为自己的书写序，他一丝不苟，一定要先把书拿来看一遍，能写就写，不随便吹捧人。学生生活有困难，他拿出自己的稿费资助学生，很多学生都受过他的资助。

　　任继愈，如同一部厚重的书，很难用三言两语概括。两个多小时的面对面的交流，让我们读到他高龄背后的博学多才，言语简单质朴，却不乏智慧的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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