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上山下乡

　　30年前，我15岁多点，高中毕业后，作为最后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走出校门踏上了征程。虽然年代久远，但是往事刻骨铭心，现在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下放上瑶山

　　1976年8月4日，我们37名知青携带提桶、铺盖等日常用品，分乘两部汽车，从县城

中山公园启程到肥沅水库，然后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步行5600余步，到达了目的地——湖南省新田县骥村公社社办林场二工区瓦里沅知青点，全程15公里多。

　　知青点的房屋建筑在山腰中挖出来的平地上，是厚厚的冲墙楼房，后依大山，前临小溪，开门见山，山清水秀。

　　到知青点后的次日，场部发给我们绑腿布、砍刀、扁担等劳动工具。有趣的是黑色的绑腿布，5寸宽、6尺长，是用来绑扎小腿的，以防止挖山时滚下的石头砸伤当面骨，或者荆棘等划伤小腿部。打绑腿有技巧，打得好，既扎出了漂亮花纹，又较紧不松散脱落，腿部也感觉舒服。

　　我还记得第一次打绑腿出工的情景。那天早上，阳光灿烂，火红的太阳照遍了山山岭岭。我们迈着雄赳赳、气昂昂的步伐，进山里3公里远的地方挑松树板。返回途中，挑着的木板越来越沉，我全身颤抖，肩疼腰酸脚痛，放下担子歇会儿后，真不想重新上肩。我下定决心，咬紧牙关，终于挑到了知青点，过秤一称，松树板重达76.5公斤。中餐时，4两1钵的饭，我竟然吃了3钵半！

　　我们场里造林，主要是种杉树。种杉树要经过几个步骤：第一步是砍山，在砍了成林杉树后的山上或者是在荒山秃岭上，将杂柴、茅草等砍倒，让其风吹日晒；第二步是烧山，把已经晒透晒干的枯枝草叶点火烧成灰，使其变成肥料；第三步是挖山，将山地垦复，通过冬天冰霜雪雨沤烂，待来年开春时就可以打穴种植杉树苗了。

　　有次烧大山，我记忆犹新。那是9月25日下午，天空晴朗，万里无云。场长交待了烧山作业方法和注意事项，我们就上山了。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我觉得，上山也不容易。我们爬上山时，已是满头大汗，山顶上竟然没有一丝风。我们分别站在一丈余宽的防火带上，等待着烧山的烈火燃起。那次烧山，放的是“坐”火，也就是说火从山顶往山脚下烧。还有种烧法，就是烧“冲”火，即火从山脚往山顶烧，其方法只适用于烧小山包，不适合烧大山。我们稍等片刻，干柴烈火就燃烧起来了。先还是无风的天空，突然烈火熊熊，风生烟腾，对面看不见人，风裹着浓烟从南向北，朝我们警戒的方向吹来，熏得我们睁不开眼睛。

　　风越吹越大，烟越滚越浓，火越燃越旺，山越烧越光，那真是十分壮观的场面。火叭叭地响，紧接着是高山的回音，好像是在燃放爆竹，又仿佛像是鸣枪庆贺，庆贺我们第一次烧山成功。

　　12月下旬，大雪封山，冰天雪地。我们知青点食堂告急，没有粮食了。那年，国家供应知青每人每月20公斤大米。当时，在点上的知青个个背着黄挎包，拿着铁铲子，出发到山外镇上的粮站买米。我们走的是羊肠小道，路已被冰冻，里边是山坡，外边是水库。大家相互照应，小心翼翼前行，每走一步路，都要用种玉米的铲子凿个冰窟窿，以便能够站稳脚跟，稍许失误，就有摔跤滑倒甚至跌进水库的危险。去时还好，空手撂脚，返回时就辛苦了。肩上背着10公斤左右的大米，又要小心走路，脚滑打踉跄，吓得直冒冷汗，凉飕飕的风吹过，全身冰凉冰凉的；双眼盯着路面，被雪光刺得生痛。往返十多公里路程，出发时是早晨，归来时已是傍晚。

　　追悼毛主席

　　八月十五桂花香。中秋节刚刚过去了一天。1976年9月9日，早晨还是灿烂的天空，一会儿就像人们忧伤的脸一样，阴沉下来了。

　　下午6时左右，当我们砍山收工归来后，从收音机里听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时，悲痛万分，心情难以形容。

　　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当天零时10分在北京逝世。

　　毛主席的仙逝，是我连做梦都没想到的事情。

　　9月17日，我们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臂戴黑纱，胸佩白花，前往县三中礼堂悼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仙逝。

　　庄严的灵堂门口，站着两个手持带刺刀钢枪的哨兵。在《国际歌》的音乐声中，我们迈着沉痛的步子缓缓地走进了灵堂。灵堂里的横幅上写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永垂不朽！”灵堂正中悬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旁边摆满了黑纱、青松、葵花，四周放着各单位敬献的花圈。

　　参加追悼会的有公社直属队、林场一、二工区和我们知青点的人员。

　　追悼会在《东方红》乐曲中开始，首先全体人员向毛主席遗像默哀3分钟并鞠躬3次，接着收听了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追悼大会的实况转播，最后是各单位代表眼含泪花表决心：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前进，把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我和广大贫下中农一样,泣不成声。

　　时值国庆节前夕，安全保卫抓得紧。我们知青点的哨卡,设在肥源水库水尾通向林家沅和肥溪源的叉路口上，全天三班倒，每班由两名知青值勤。9月26日，轮到我参与值班,我在日记中写道：“晨风迎面精神爽，持枪站岗来桥上,睁大双眼把哨放,盘查行人不上当。”

　　查坏蛋没有查到，擦枪却“擦”出了火。中午休息时，有个男知青在擦半自动步枪时，忘记了子弹已经上膛，击发扳机走了火，子弹打穿木板墙、叠挂在床架上的运动裤、蚊帐、枕套，射进墙壁,留下了9个小洞洞。值得万分庆幸的是床铺上没人睡觉午休!有惊无险。

　　回队搞生产

　　我们知青集体在林场是顶替各大队应派出的劳力。大家的户口分别落在生产队，工分在生产队记，口粮、杂粮都要在生产队分。农忙季节，我们就回到各生产队参加劳动。

　　第一次下队里，是1976年11月1日。我们吃过早饭，挑着行李，迎着朝阳，兴高采烈地从林场来到公社。上午10时，其他的知青都被各大队支书领走了，最后剩余我们5男2女还无着落，我们就在公社吃了中饭。下午2时左右，我们才由大队支书的儿子——大队民兵营副营长接到了大队部。傍晚6时，分到了生产队，安好了床铺。

　　我的住处是一间黑咕隆咚的厢房，相邻的其他房间关着猪和牛。厢房的楼上摆着一副棺材，楼下床架后头放了一个尿桶，整个房内充满了尿潲臭味，让人恶心呕吐。我心惊胆战地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晨，我们5个男生在大队部会面，交流情况，其环境都差不多。大家牢骚满腹，集体“逃跑”返回了林场。带队干部和林场场长批评了我们的做法，过了几天，又把我们送归队里。不过，这次再没有让我们分散居住了，而是安排我们统一住在大队部里。白天，就各自到生产队去参加劳动。

　　一天辛勤的劳动总算是过去了，我疲倦极了，躺倒在床上就不想动了。农民的生活就是这样，披星戴月，每天从早到晚都在田地里忙碌着，肩挑手提，刀耕火种，够辛苦的。经过几天的劳作，我感觉到体力上有些吃不消。每天扎扎实实12个多小时的劳动,我是咬紧牙关挺过来的。我常常默念着：坚持，再坚持，坚持就是胜利。这样也好，能够磨练意志。

　　我们队30多亩晚稻，收割了稻谷8000多公斤，除了交公粮外，人均能分到100多公斤，比上年翻了5倍还多。队里的贫下中农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笑在脸上。

　　当年，我在林场出勤77天，计工分539分；在生产队出勤40天，计工分200分；合计工分739分，每个劳动日按10分计币0.46元，折合人民币33.99元。

　　这就是我的1976，青涩的年华。

　　(本文作者现为湖南省新田县委政法委纪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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