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鸿：学者型的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

　　(一)

　　人说做领导的，最难得的是平易。与邵鸿接触，对“平易”二字会有深切的理解。他中等个儿，平头，朴实无华，毫无骄矜。

　　2005年5月，新任九三学社江西省委主委的邵鸿，带领着主委会一班人，开始了上任伊

始的第一课——下基层。

　　那时，作为南昌大学副校长、江西中德联合研究院院长及历史学教授的邵鸿，正在为繁杂的教学研究与行政工作奔忙。对于一个以治学为人生奋斗目标和最大乐趣的史学工作者来说，正值在史学研究领域独上高楼的大好时机，没有什么比中途放弃更加令人矛盾的了。

　　然而，在“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的选择中，这个出生在军人家庭、从小在优良传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优秀学子，毅然选择了服从。

　　工作头绪多，从何入手？面对民主党派这个全新的工作领域，邵鸿做主委和做学问的感觉是一样的。

　　历史学训练告诉他，了解历史和社会问题最基本的途径，就是通过文本和田野调查等方法，最广泛地占有相关资料，由此才可能找出事物的相互关系和规律，得出正确的认识。于是，工作突破口确定了：深入基层，广泛调研。

　　九三学社在江西九个地级市设有市委组织，邵鸿在繁忙的行政工作间隙，一年中跑遍了南昌、九江、景德镇、鹰潭、吉安、赣州、新余、宜春、抚州九个市委，外加萍乡市省直支社和余江、浮梁两个县级支社，以及省直的若干基层委员会和支社。其他几位主委也随他或分别到自己联系的市委开展调研。每到一地，首先召开全体市委委员和基层组织代表的座谈会，重点了解各市级组织的基本情况、工作实绩和经验、社员思想动态、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打算等。邵鸿利用这一机会传达宣讲中共十六大报告和社中央会议、文件精神，报告社省委的工作和打算，征求对社省委的意见和建议。其次，和市委领导和部分委员进行个别谈话，深入了解和考察班子情况，再有选择地深入到一些基层单位考察，解剖麻雀，取得直接印象和第一手的信息。同时，与中共市委和统战部领导交换意见，商讨如何推进社的工作。

　　九个市委跑下来以后， 对下级组织的实际工作状况、人员状况、思想状况和存在的问题，邵鸿才感到心中有数了。

　　解决好地方组织各项建设问题的关键，是选好带头人。因此，他每到一地，特别注意考察现任和后备干部，为今后的班子搭建早做准备。

　　增强社组织凝聚力的关键，是要切实有效地解决影响社员工作积极性和思想情绪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想社员所想，急社员所急，邵鸿千方百计为基层社员解决实际问题。

　　景德镇市原轻工部所属陶瓷研究所下放到该市，并入景德镇陶瓷学院，但由于种种原因，几年来一直未能实质性并入，使该所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该所九三学社成员较多，到该支社调研的邵鸿得悉这一情况，立即将此情况反映给有关领导，对促成问题的解决起到了积极作用。省政府采取措施，将在该市分属国家、省、市的三个陶瓷研究院所及陶院进行资源整合，并成功申报了国家工程中心，创建起一流的陶瓷教育、科研体系，该所上下及社员对此都较满意。

　　调研中邵鸿发现，许多在地、市的社员科研工作颇有成就，但在申请各种课题、评奖、专项资金和进行成果转化方面困难很大。邵鸿及社省委便与对口的省科技厅进行协商，对经过社省委审查推荐的项目给予倾斜和支持。通过社省委的帮助，一些社员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支持，如鹰潭市委副主委、市农科所所长周水凤获得了国家农业科技示范专项资金100万元，鹰潭税务局姚孝明的网络安全技术获得省科技厅专项资金9万元。社省委还积极帮助全国著名苎麻专家赖占均研究员申报工程院院士。

　　调研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原浮梁县政协副主席陈齐达鞠躬尽瘁的无私奉献精神，深深感动着邵鸿。他把宣传、介绍这些默默奉献的同志，作为自己的责任；把扶持、选拔优秀的九三成员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着力点；把发现典型、推广先进作为工作的重要内容。

　　社员们有心里话愿意和他讲，而他也成了社员真正的朋友。在社成员的政治安排，促成实体的审批，争取经费支持，改善工作条件，乃至社员矛盾的调解，子女上学和就业等许多问题上，邵鸿或直接与当地党委和政府沟通，或在北京、省内为之牵线搭桥，尽力帮忙解决。

　　实实在在的关心和帮助，比任何教育手段都有效。一年来，机关干部作风转变了，局面和谐了，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工作更有生气了……

　　(二)

　　1975年，刚满18岁的邵鸿中学毕业后下放到了农村，厚道质朴的农民，熏陶了他与百姓同甘苦共命运的内敛和平易。1977年，邵鸿考入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大学毕业，他又考入了中山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1991年，他在天津

　　十多年来，邵鸿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社会史、军事史和江西地方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成果丰硕。他在中国古代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方面，出版了两本专著，其中《商品经济与战国社会变迁》一书获江西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在中国军事史方面，曾接替著名历史学家谷霁光先生主持国家教委重点社科项目《中国兵制史》的研究和编写，独立承担国家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课题《兵阴阳家研究》，并参加了国家哲学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军事史》的研究工作，与他人合著《东汉军事史》、《六韬通解》、《六韬校注》、《孙膑兵法通解》等书，并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了若干论文。

　　博学厚悟，严谨扎实，邵鸿追求的是科学实证方法，同时力求学习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的先进研究手段。为了研究江西乐安县的古老山村——流坑村，他和课题组的其他成员长期深入这个古村进行调查，并阅读了大量正史、文集、方志、族谱、契约文书等史料，共同写成《千古一村——流坑历史文化的调查》一书,为中国学术界奉献了一部有特色、有个性、颇具典型意义的村史。书中成功地通过流坑村的千年兴衰荣枯，折射出中国社会千年来的嬗变，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在中国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多年来，他发表了多篇江西区域社会经济的文章，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并多次应邀到国外和港台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做访问学者。

　　(三)

　　正当邵鸿在史学研究的路上踌躇满志，准备在茫茫史海中有所作为的时候，1999年12月，组织上任命他为南昌大学副校长，分管学校校办产业、后勤和基建等项工作。

　　邵鸿选择了服从。当个人的价值取向与组织的需要不尽一致时，服从，总是他唯一的选择。

　　然而他为这种选择所付出的代价，也许是旁人难以知晓的。

　　上任伊始，校办企业的现状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有两个企业停产，发不出工资，工人生活困难，情绪相当对立，上访频频。

　　邵鸿一头扎进基层，了解情况，送去温暖，以他的真诚缓解了矛盾，稳定了局势。他又积极寻找帮助企业走出困境的途径。在校党委的大力支持下，他帮助困难企业抓住高校扩招的良机，退城进郊，建设学生宿舍楼，组织物业管理公司，参与学校后勤管理，既为学校解决了扩招后面临的困难，拓宽了经营领域，又使企业走出了困境。

　　后勤工作纷繁复杂，他面对改革带来的各种利害冲突，大胆探索，稳步进行。一方面积极吸引境内外企业进入校园竞争经营，推进后勤服务的社会化；一方面切实帮助后勤集团实行改革，拓宽经营领域，提高竞争能力和服务水平，使经济效益逐年增长。

　　2002年底，为了适应高校扩招的需求，南昌大学征地3600亩，开始新校区建设，邵鸿担任新校区建设指挥部总指挥。整个基建工程，任务重，时间紧，工程规划建设面积100万平方米，投资15亿元，特别是一期建设，从破土动工到6300名新生入学仅仅只有不到8个月的时间。然而，2003年10月，南昌大学新校区按时迎来了第一批新同学。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个衣着简朴的中年人引人瞩目。他的脸晒得黑黝黝的，双手粗糙，神态疲惫，看上去像个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作人员很自然地把他当成了送孩子来省城念书的农村学生家长。

　　谁能想到他居然是指挥建设新校区的副校长！8个月来，作为新校区建设总指挥的邵鸿，从立项论证和征地，到制定规划、进行项目设计，再到贷款筹资、组织施工和管理，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他经常深入工地，和基建干部同甘共苦，现场处理问题，施工最紧张时曾连续在工地上住宿两周之久。当师生们忘情于山光水色的新校区时，邵鸿又在为老校区的改造，为全校教职工的住房、水电、饮食、车辆、维修、医院、幼儿园、行政服务、环卫等等紧张地奔忙了。特别是这一年正逢“非典”，作为学校防御“非典”的主要责任人，他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

　　邵鸿把自己的一腔真情，融入到基建后勤，这个工作繁杂而又极易产生矛盾的岗位上。他以谦虚坦诚、公正不阿、廉洁自律的品格，赢得了大家的拥戴，树立了真正的威信。2002年，他负责的高校教师住宅小区竣工，此时有一位老教授住房条件较差希望改善，负责分房的邵鸿毫不犹豫地将按规定分配给自己的房子给了老教授。

　　老教授被感动了，周围的同志们也被深深地感动了！“公生明，廉生威”，他的真诚坦荡和公正无私，在群众心中树起了一座丰碑。因此，邵鸿的工作深得广大群众支持，他圆满处理了许多积淀已久的矛盾和问题，出色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2000年，邵鸿还兼任了江西中德联合研究院的院长。到任后，他提出了“一个深化，四个加强”(即深化改革，加强学科规划和建设，加强行政和科研管理，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和开发，加强与南昌大学的联系)的治院方针，与中外副院长一起积极推行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改革，推动该院的学术研究快速发展。几年来，联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科技人员奋发向上，人才外流的现象得到改变，在院培养的博、硕士研究生也从原先的不足10人发展到30多人，成为联院科研的生力军。联院先后被确立为江西省重点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重点学科，获得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1项，国家计委农业科技示范项目1项，并取得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为南昌大学的“211工程”建设做出了贡献。2002年6月，联院顺利通过德国政府组织的专家检查，并被誉为中德合作的典范。

　　(四)

　　徜徉历史研究的长河，他潜心立言；聚焦社会生活，他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注着现实。

　　邵鸿结合本职工作和所从事的研究，开展专题调研，撰写调研报告，尤其是就旅游业、高等教育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等问题，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从1997年起，他每年给江西省政府撰写一份调研报告，其中《国际互联网与江西旅游业》和《关于把庐山作为未来海峡两岸谈判地点，以促进庐山和江西旅游业发展的建议》受到省政府领导的重视；在2000年省政协大会上，他的《关于如何打好大井冈山牌，发展吉安地区旅游业的一些思考和建议》提案，获得优秀提案奖；2002年，他的《关于尽早建设江西省教育与科研计算机网中高速骨干网的建议》获得省优秀提案奖；2003年他的《高度重视当前世界照明技术革命带给我省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机遇》再获省优秀提案奖；当年的全国政协会上，他提出7项提案；2004年提出4项提案，并在联组会上做了《关于欠发达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若干问题和建议》的专题发言。

　　“三农”问题一直牵动着共和国领导和普通百姓的心。目前农村落后的教育状况，也让邵鸿，这个年轻时在农村度过艰辛岁月、对农民兄弟充满了深厚感情的大学副校长，陷入长时间的思考。

　　邵鸿认为，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教育，总体上是落后的——无论是办学条件还是教育体制。他认为办学条件落后的主要原因是投入不足，同时现在农村教育内容没有切合农村实际，职业教育严重滞后。学生们在校学习的东西主要围绕考试转，以离开农村为根本目标。若考不上大学回到家后，所学知识很少能直接用于谋生以及今后发展。而考上大学的又不愿意回农村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农村教育实际上是一种面向城市的教育，根本不适应农村的现实需要。所以，在大量农村优秀青年通过高考等途径离开乡土的同时，乡村中无论是科技种田、畜牧兽医、医疗卫生，还是乡村教育、社区管理等等，无不人才缺乏。如果不建立一种培养和留住农村人才的教育和社会机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将是不可能的。由此，他提出建议：教育投入不能只靠县级财政，而要靠省级乃至国家；农村地区应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使多数学生能学得一技之长，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学以致富;农村更要创造一种能够留住和吸引人才创业的环境，使建设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具有内在的动力和机制……

　　邵鸿的发言引起强烈反响，到会的曾庆红副主席给予了充分肯定。

　　2005年岁末，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十一届四中全会选举大会热烈而隆重地举行。当主持人宣布邵鸿当选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时，全场响起长时间热烈掌声。

　　“我自己深知无论是入社时间，还是学识和能力都很有限。九三学社人才济济，各方面比我优秀的同志很多很多。此刻，我的心情只能用忐忑两个字概括。职务是做事情的岗位，既然九三学社中央要我到这个岗位上来，我就要尽心尽力、谦虚谨慎、开拓创新、不负期望，为九三学社的发展，为民主与科学事业，为中国的繁荣富强做出自己的贡献。”

　　他的谦虚和平易打动了与会的委员们。

　　学者、校长、副主席，邵鸿精心打造着人生舞台上的每一个角色。面对历史，他孜孜以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酣畅；面对社会，他用永不停歇的奋斗，实践生命与责任的契合，以严谨务实的作风和使命感，成就着事业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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