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依尔：俄罗斯阿尔法特别分队前指挥官

　　俄罗斯的“阿尔法”特别任务小分队是闻名于全世界的。我第一次得知这个小分队的名字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是我在翻阅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史料，尤其是有关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的史料时，“阿尔法”这个名字就不断地映入眼帘。在1979年12月，“阿尔法”特别任务小分队因为首先攻进阿富汗领导人阿明的宫殿而立下大功，并开始为全世界所知晓。后来，在1989年8月，在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立陶宛的首府维尔纽斯发生了当地“反苏分子”占领电台的事件，苏联政府派去进行突然袭击和镇压的也是这个“阿尔法”小分队。随

后，在苏联的“8·19”事件中，“阿尔法”小分队被当局——“紧急状态委员会”派去“捉拿叶利钦”，但这支自成立以来一贯听命于最高当局的特别小分队第一次拒绝执行命令。1993年，在“攻打”“白宫”的事件中，叶利钦下令俄罗斯的两个主要的特别任务小分队——“阿尔法”和“维佩尔”去执行攻打任务。“维佩尔”没有听命，而“阿尔法”却忠实地执行了命令。

　　尽管“阿尔法”如此频繁地在世人面前出现，可它却始终是个谜，几乎所有的传媒都对它的来龙去脉讳莫如深。在2004年10月的别斯兰事件中，在电视屏幕上，“阿尔法”再次出现在世人的眼前，而且媒体上大量报道了参加解救人质的“阿尔法”成员的死伤情况。在《共青团真理报》上甚至出现了两名“阿尔法”队员的谈话，其中披露了这支小分队所接受的任务、准备和攻打别斯兰第一学校体育馆的某些细节，只不过他们用的是化名——“叶戈尔”和“亚历山大”。

　　这更引起了我想进一步了解“阿尔法”小分队情况的好奇心。我把这想法对我的朋友维加说了，他沉吟了半晌才说：“正在服役的队员大概见不到。你想想，在出现了别斯兰这样的事件后，‘阿尔法’怎么会接受采访。我认识一位‘阿尔法’的前指挥官，如果你想见他，也许可以办到。”

　　我说：“那好呀！那就请你安排吧。”维加说：“不能着急。等机会吧，他现在也很忙，在一家保安公司当头儿。”

　　等了好几天，也没有消息。突然一天清晨，维加在电话里匆忙说：“快来！我们去见米哈依尔。就是那位‘阿尔法’的前指挥官。”

　　米哈依尔的保安公司位于市中心一条胡同里。胡同在一条繁华大街的背后。这是一条只有莫斯科才有的那种保持了旧时风貌的小胡同：一个接一个的小店，家家都有不同风格的招牌，从食品店到快餐店，风吹过来烤肉的气味和咖啡的香味。在那些小楼房的红色的、绿色的屋顶的上面是一簇金色葱头型教堂顶。在莫斯科，在几乎所有的胡同里，都有教堂，都有金顶。这一切总会让人想起，这是另一个莫斯科，是一个躲在红场、克里姆林宫和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后面的莫斯科，一个外人了解甚少的莫斯科，一个千颗金顶组成的莫斯科。

　　米哈依尔的保安公司在一处老式的庭院里，三层小楼。这是一幢典型的俄国19世纪的建筑，楼房的正中部位是一个半圆形的门厅，装饰有几根罗马式的立柱，门楣和屋檐上留有旧时代的装饰花纹。大门上没有任何公司的标志，庭院里，停着几辆崭新的“富豪”、“奔驰”车，甚至还有一辆最新型号的“莫斯科人”车。一个半圆形的台阶，把人引入进楼的门厅。门边站着两位彪形大汉，只有这两个人才使我想起，这是一处有着保安人员和随时准备保安他人的公司。

　　一位穿保安服的女士把我们引进门后的一个空房间，算是接待室吧。我说“算是”，是因为根据我的经验，这间空房间实在是不像一个大公司的接待室，倒像是警察局或是执法机构的探视室。屋中间，摆放着一张圆桌，除了门，三面半的墙上，都悬挂着各种各样的玻璃镜框，其中都是锦旗、奖状以及公司运营的各项证明文件。最引人注目的是这幢楼房的画图，几乎占了1/4的墙面。另一件是一幅锦旗上绣的俄罗斯的国徽：一只展翅欲飞的鹰，头顶是大小三个皇冠，左爪上是金球，右爪上是权杖，鹰的胸前是骑马斩怪的古罗斯格奥尔基神的像。在它们的下面，是展柜，玻璃罩下陈列的都是与保安公司有关的大小物件：感谢信、奖状、奖章等，而在玻璃罩上则陈列着几个高大的奖杯，其中临窗的一个是国家杜马赠送的，还有一个是市政府送的。

　　正在我仔细观看时，听到身后一个低沉的声音：“哦，对不起！有点事耽搁了，让你们久等了！”

　　我一回头，一个魁梧大汉站在了我的面前，这就是“阿尔法”的前指挥官米哈依尔。他身着深蓝色的西服，灰蓝色的衬衣，领间是一条银灰色的、带有黑色斜条纹的领带。一头白发，偶有灰发间现其中，红润的脸色与这头白发不相称，显得过分的白净和细腻。他说话时有些微喘，额上还沁出了细微的汗滴。他边擦汗边对维加说：“最近还好吧？”维加点点头说：“谢谢你抽空见我的朋友。”米哈依尔对我说：“要我说什么？请吧！”他坐在圆桌的那头，我坐在圆桌的这头，维加坐在他的身旁。

　　我又一次打量了米哈依尔，他确实是我想象中的“阿尔法”军官的样子，只不过那种微喘和出汗的小细节却令我有点失望。我总想，即使他现在退休了，但那种魁梧、刚毅、强壮是不会消失的。尤其是他的那张脸，我总觉得它应该是严峻的、甚至是近乎冷酷的，而现在这张脸上却露着微笑，他还不时地用手绢擦前额，尽管那里已经没有了汗滴。他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就像是一个初见媒体的小公司的老板。可他那深陷于高高眉额下的眼睛，却让我感觉到了他深藏于心的冷峻和机智。

　　因为维加没有告诉我他在什么时候当过“阿尔法”的指挥官，所以我就问：“能说说您在‘阿尔法’的经历吗？”

　　米哈依尔将身体挪动了一下，直对着我说了起来：“我在阿富汗一直待到70年代末…… ”我打断了他的这种没有头的讲述，因为我知道“阿尔法”小分队只是在1974年才创建起来的，创建者是先后担任过苏联“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和克留契科夫。于是，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说，您从这个小队一建立起，就是‘阿尔法’的成员了？您一定在阿富汗参加了对阿明宫殿的进攻了？”

　　米哈依尔注视了我一会儿，这才说下去：“哦，那是历史了，恍若隔世了！不说了吧！我在阿富汗一直待到70年代末。80年代的时候，‘阿尔法’部队全从那里撤了回来，我也回来了。接下来，我们就保卫奥运会的安全，因为1980年在莫斯科举行奥运会。从那时起，我们参加过好几次人质解救事件，有解救飞机上被劫持的人质，有解救被劫持的学校的孩子。不过，那一次不像别斯兰，那时只有两名士兵挟持了学生。哦，那时的恐怖主义和现在的恐怖主义可不一样！后来，我们解救过被困在莫斯科外国使馆里的人质，参加过苏联国土上的反间谍战。我们执行的任务很多，很频繁。就说1992年吧，对了，我是那年离开‘阿尔法’，去南斯拉夫执行任务的。仅仅这一年，我们就执行了40次以上的任务……”

　　哦，1992年，那是个怎样的混乱年代呀！米哈依尔还在讲述着，而我的思绪也在延伸。我知道，米哈依尔口中的“我们”就是指的“阿尔法”特别小分队。在苏联“克格勃”和最高当局的亲自关注下，“阿尔法”被训练成一支不发一枪一弹就能解救人质、解除罪犯的武装、完成各种艰难任务的部队，它成了一支特别能打，特别能战，特别能潜伏的部队，成了苏联和俄罗斯多种特别小分队中的“王牌”小分队。所以，这次解决别斯兰的人质劫持事件俄罗斯政府也首先是派“阿尔法”去执行任务的。对于这样被世人看成是一支神秘部队的成员，我想从他的嘴里听到些什么呢？于是，我问：“作为一名‘阿尔法’部队的士兵，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米哈依尔一挥手说：“首先我要纠正您一下，到我们这个分队的只能是军官。他是队员，但他是军官。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必须忠诚，必须有对所执行任务的信念。这就是说，要忠诚，要有信念，要有目标性。在这里，我不只是说他们必须克服困难，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当他自己已经意识到他面对的可能是死亡时，就像这次在别斯兰，他就要最大限度地表现出一个人的英雄主义气概和坚韧的心理素质。他们非常清楚，除了他们自己，没有其他人可以完成这项任务。所以，他们在完成任务时，不仅是不假思索的，而且是有意识的、自觉的……”

　　米哈依尔的眼神威严起来，红润的脸色也涨紫了起来。看来，他很认真、很激动。尽管对他来说，这“阿尔法”已经成为往事，但是他的生命却是和这往事交织在一起了，无论现今干什么，这往事都是他的神圣之区。

　　我说：“那您本人面对过死亡吗？”

　　米哈依尔敲起桌子来，并连连作吐吐沫状。这是俄罗斯人的习俗，当他们谈到不幸和死亡等等忌讳的事时，总是在开口前要做这样的动作，祈求的就是这种谈话不要真的带来所忌讳的事。米哈依尔片刻后才又说话：“有过，有四五次呢！可当时不会感到有什么危险，更谈不上畏缩不前。我要告诉您，这些事，什么死亡啊，只是在事后才会意识到。您想想，您要去解救一架被劫持的飞机。飞机上有恐怖分子，他们有机枪，有大量的人质。警察不能像在城市里那样强行去攻打这架飞机。这时唯有经过特殊训练的人，那些时刻准备去处理紧急情况的人，才能去执行任务。而我们，‘阿尔法’，就是为此而存在的。我们不上，谁能来完成这项任务！怕！死亡的恐惧！那是后来的事，后来……”

　　米哈依尔的眼神暗淡了下来，陷入了沉思。我喃喃地说：“请原谅，我让您想起了不该想的事！”

　　米哈依尔的眼睛又亮起来了，他松了松领带，轻轻地说：“没关系！没关系！”

　　我继续我们的谈话：“‘阿尔法’存在也有30年的历史了，从苏联到俄罗斯，您觉得它的作用有变化吗？”

　　米哈依尔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现在是车臣的战争和别斯兰的恐怖主义事件。这是个新时代。要是说到车臣战争，这是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就像当年我们在阿富汗时所做的那样，现在，在车臣，‘阿尔法’的基本作用就是执行反对恐怖主义的任务，就是查清车臣武装头目的行踪，他们会在什么地方出现，怎样转移，他们基地的情况怎样，并进而消灭这些头目和匪帮。而在别斯兰，这是解救人质。在我看来，这才是‘阿尔法’的直接任务。‘阿尔法’的反恐怖主义的实质就体现在解救人质上。”

　　在他的讲述里，他把“阿尔法”在别斯兰所做的一切和“阿尔法”曾经在阿富汗所做的一切等同起来了。作为一个研究苏联历史的人，我知道这里面有差别，而且差别还是很大的，不过，今天不是谈论这个问题的场合。我只是说：“有报道说，在别斯兰事件中，‘阿尔法’的攻击是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进行的？是这样的吗？”

　　他说：“您要知道，当时整个体育馆里都安放了爆炸装置，引爆器都控制在恐怖分子的手中。情况显然是这样的，一个恐怖分子不小心引爆了一个爆炸装置，发生了爆炸。窗户被炸碎了，屋顶塌下来了，人质开始惊慌失措，向外拥挤着逃跑，恐怖分子向他们射击。于是，早已潜伏在那里待命的‘阿尔法’行动了。您刚才说我们的攻击没有准备好，是的，确实是没有准备好，在部队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发生了惨剧。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行动吗？我们不能看着那些孩子们，那些无辜者死亡……”说到这里时，米哈依尔就像是不久前亲身参加过这场解救人质的战斗那样激动。稍停，他又接着说了下去：“‘阿尔法’的原则就是要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但是，无论多强的部队，无论多善战的战士，死亡总是避免不了的事。如果就‘阿尔法’部队创建至今的历史来说，我们总共只损失了16名队员，而在别斯兰事件中，我们就损失了3名队员，还有多名战士负了伤。”

　　我从一些文字资料中得知，“阿尔法”的训练是十分艰苦和十分实战的。被选进“阿尔法”的战士不仅身体要绝对的强壮，而且都要是受过专业或是高等教育的人，他们还应懂外语。他们的训练科目很广：要会使用一切武器，要能一天步行60公里，要能一星期不吃饭，要能潜入任何的目标，要能手工制造爆炸物，要有职业谍报员的素质和技能，可以和情报人员一起工作等等。像“阿尔法”这样的特别小分队，现今在俄罗斯还有“维佩尔”特别小分队等。在米哈依尔服役的时期，“阿尔法”还只是一个只直属于中央政府的特别任务部队，而在当今的俄罗斯，地方各州也有了“阿尔法”和“维佩尔”的支队和分队。

　　米哈依尔说:“是的，七年前建立了一个特种部队的指挥中心，‘阿尔法’和‘维佩尔’都联合在一起了，这个中心属联邦安全局。在这个中心的统一指挥下，‘阿尔法’、‘维佩尔’，还有其他名称的小分队可以按照各自的方式进行活动运作，但目的是相同的，那就是反对恐怖主义。这种行动既可在车臣，也可在别的什么地方。啊，不说这些了，我离开‘阿尔法’都快10年了！”

　　我转了话题：“那您就说说您的公司吧！”

　　米哈依尔伸出手，指着墙上的各种玻璃镜框说：“这不都在这里了！您都看见了。我这个公司是搞安全保卫的，总公司下面有好几家公司，为开采石油和开采矿产资源，为货物运输，为正在兴建的工厂提供安全保障，我们还从事信息方面的服务。”

　　我说：“合作伙伴呢？”

　　他回答：“我们和俄罗斯的一些企业已经合作了10年了。其中也包括了和航天用品工厂的合作。我们也为国际性的大公司提供服务。现在，和我们合作的公司有40多家。比方说，我们和饭店的合作。为了保卫饭店的安全，我们用狗来寻找藏在饭店中的炸弹。又比方说，在某个地方要进行演出或其他活动，我就会事先去现场勘察，看是否有炸弹一类的危险物品。在机场进行检查，我们也用狗。我认为这种安全检查是最基本的、最日常的反对恐怖主义的做法。

　　“哦，我要告诉您，我们公司的安全工作都是在非国家安全方面的，我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俄罗斯的法律、个体经营法律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是完全符合国家的安全法的。好了，我给您看本书。”

　　他从隔壁房间拿过来一本“阿尔法”小分队的纪念册。说是纪念册，实际上是有关这个小分队的全部历史和活动的书。我正欲翻开看，他连忙刷刷地翻起书页来，直到一张照片的出现，他才停下来：“瞧，这是我！您认出我了吗？”我仔细看去，这照片上的人和我眼前的米哈依尔差别是很大的，几乎分辨不出来了：“哦，真精神！”我又问了一句：“您的军衔是什么？”他说：“上校！”我问：“您当时在‘阿尔法’里面的具体工作是什么？”他的神情有点兴奋：“我就是指挥官！所有的事情我都管！”

　　我觉得这本书内容很翔实，对了解“阿尔法”这个部队很有帮助。于是我说：“把这书借给我看一看吧！”

　　他回答得出乎我的意料，很是坚决：“不行！”沉默了片刻，我又说：“看看照片可以吗？”他站起身来，拉了一下我的胳膊说：“您跟我来！”

　　我们走出了这间屋子，走过了走廊口有警卫把守的走廊，来到了他的办公室。这是一间不算很大的房间，放着两张大的办公桌。一张临窗的，上面有电话、公文筐和其他办公杂物，这显然是米哈依尔的办公桌。另一张放在里面，上面堆放了许多的书籍。米哈依尔站在这张桌子旁对我说：“您瞧，这是一本新出的书，是库别宁写的。”我拿起这本不算厚、装帧也很简单的书，一看是写当年苏联如何“保卫珍宝岛”的。我正欲问他为什么让我看这本书，米哈依尔说了起来：“库别宁是‘阿尔法’的第一任指挥官，他前天才来过我这里。他离开‘阿尔法’已经30年了，而我离开才10年！这是他在大马士革的照片。”

　　我说：“我能去拜访他吗？”

　　他说：“谁？库别宁吗？这个得问他自己。”

　　我说：“您能帮我引见一下吗？”他耸了耸肩，没有回答。

　　这时，他把我引到他的办公桌前，挺有兴致地介绍起桌上的一些小玩意来:“这是一尊基督的圣像，这些小旗子都是和我们合作过的那些公司的标志，这是‘阿尔法’成立30周年的小旗子。这是纪念‘阿尔法’的挂历，上面有我们活动的照片，这是在飞机上解救人质，这是在公共汽车上解救人质，这个是在建筑物里解救人质……”

　　我插了一句：“您可以把这本挂历送给我吗？”他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只有这一本，再说这一年都快完了。”我看着这个外形魁梧的人，这时我却感到他内心的细致和警惕。只要是有关“阿尔法”的任何文字的东西，他都不会拿出来。他在施展一切技巧，回避或者谢绝我的一切他认为不合适的要求。他今年55岁，10年前他离开“阿尔法”，那就是说，他在45岁前，至少有20年是在“阿尔法”度过的。他说库别宁是“阿尔法”的第一任指挥官，他也是个什么事都管的指挥官，那他不是库别宁之后的第二任指挥官，就是第三任指挥官。尽管我现在面对的是一位退了休的“阿尔法”指挥官，但我总觉得他不仅在思想感情上，而且在实际上并没有远离“阿尔法”。

　　在我们的谈话就要结束时，我对他说：“可以一起照张像吗？”

　　这次，他倒慷慨，连声说：“为什么不可以？在这里照！”他的办公桌后的墙上，别无装饰，只有一个很大的玻璃镜框，里面是俄罗斯双头鹰的国徽，和接待室里墙上的那个一模一样。我说：“我们俩的个子差不多高。”他说：“不是，我比您高一些。”

　　当我走出这家保安公司，再次看了看米哈依尔的名片时，竟发觉那上面并没有他的公司的名称和地址。名片上印的是他的官衔：“国家杜马第一和第二届安全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委员”，名片的左上角又是那个国徽：一只展翅欲飞的鹰……于是，我想到了他在谈话中对我介绍的自己的简历：“简单地说，我出生于莫斯科。已婚，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还有个孙子，今年已经15岁了。我现在还在国家机关工作，是做安全工作的。虽然不负责国家安全，但是和国家的安全机构有着很直接的联系。我是国家杜马委员会的顾问，在两届杜马中工作过。我是‘阿尔法’老战士协会的成员之一，也是它的领导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从1994年起，我就担任商业安全协作委员会的主席。直到现在，特种部队、‘阿尔法’部队以及与联邦安全局有关的老战士的活动，我都要去参加。”

　　(本文选自作者即将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出北高加索》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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