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勇敢是学者的第一品格

　　72岁的阎崇年很忙。他一边和记者聊着天一边在电脑上整理着第二天即将召开的满学年会的材料。还不断地有电话打进来，有媒体要求采访的，还有询问落实第二天会议安排的。

　　身为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北京满学会会长，研究满学四十余年，著作等身，但真正使阎崇年成为公众人物的是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热播的《清十二帝疑案》。这个节目2004年创下了央视10频道收视率的最高纪录，这是事先包括阎崇年本人都不曾想到的。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的制片人这样评价阎崇年，“能把学问当评书讲的，能把历史当故事说的，阎老师是第一人。”不久前，央视还专门举办了“清十二帝疑案”的学术研讨会。

　　由于电视节目的热播，也产生了一连串的连带效应。全国各地纷纷邀请阎崇年去讲课、讲学。由阎崇年先生的讲稿整理而成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已热销逾36万册，在排行榜上持续走高。一年内加印了16次。同时，还引发了历史系列图书的出版热，掀起了一股“正说”的旋风。

　　历史需要正说

　　对于为什么《清十二帝疑案》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阎崇年给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讲座的切入点选得准。《清十二帝疑案》的推出满足了读者对历史知识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正面的、长远的，给了各个层次的观众一个正面了解历史的机会。其次是客观。阎崇年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从1905年孙中山成立同盟会至今，第一个25年，人们的任务主要是“反满”，因此不可能对清朝有正确的评价。第二个25年是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人们反对外来侵略、反对伪满洲国，这个时期对清朝也不会有客观评价。第三个25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结束，当时人们对帝王将相采取批判态度，因而也不可能对清朝的皇帝及其历史有客观评价；第四个25年是从改革开放至今，应该是一个可以对清朝历史有个准确公正的评价的时期，但是由于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来自港台的戏说历史之风盛行，人们弄不清历史中哪些是正说、哪些是戏说。而《清十二帝疑案》恰好在这个时候填补了这个空白。第三是电视手法的介入。阎崇年说，清朝有十二个皇帝，要一个一个讲是相当繁复的。对不同的观众要有不同的讲法，若像大学那样先从历史人物背景开始，按部就班地讲下去，观众就不爱看了。在节目的制作中，也不再像过去讲座类节目那样平铺直叙,而是在节目编排上设置层层悬念，又由讲述者一个个地解开，这大大地提升了节目的观赏性。除此之外，许多评论认为阎崇年先生的人格魅力、讲述能力、学术涵养以及严肃认真的态度都是其中的制胜因素。

　　在回忆刚开始介入《清十二帝疑案》的制作时阎崇年概括为八个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虽然阎崇年对努尔哈赤的研究最为深入透彻，但还是不敢懈怠。“央视实行末位淘汰，如果我讲得不好，编导还跟着我受连累。”在和栏目的编导多次沟通后，阎崇年选择了一种颇具创新性的方案：既要客观真实，又要好听好看。

　　此前《百家讲坛》都是每个人讲一讲。《清十二帝疑案》在开始的时候编导也是考虑一位学者讲清朝的一个皇帝，由于阎崇年出版过《努尔哈赤传》，所以他被安排讲努尔哈赤。

　　2004年5月13日星期六，在人民大学某多功能厅，阎崇年走上《百家讲坛》讲《清十二帝疑案》的第一讲“努尔哈赤”。让他没想到的是，就在当天下午当编导们把当天录制的节目剪辑出来后告诉他:“45分钟的片子剪出来后，台里开了个会，说您的这集可以称为范本。”后来在央视编导的一再要求下，阎崇年将十二帝全部讲完，讲到“康熙”的时候收视率就创下了该栏目的收视新高。

　　在长达一年的《清十二帝疑案》节目制作过程中，他停掉了所有的会议和出差，专心致志地投入到节目内容的准备上。期间，阎崇年为每次讲座准备2万字的讲稿，从周一到周四，每天写5000字的文稿，周五串稿子、给家人做试讲，周六再进行一次修改和调整，晚上散步的时候阎先生会一边遛弯儿一边把第二天讲的内容在脑子里过一遍，周日就正式到电视台开讲。周一又开始下一讲的准备，循环往复。

　　这一年里，看过阎崇年讲座的很多人都成了他节目的忠实“粉丝”。他们中上迄90岁的老翁下至8岁小学生，遍及各行各业。信件、电话和网上邮件数以万计。

　　一位外地孩子的家长给阎崇年来信说，他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平时特别闹，从来都坐不住，老师和家长都一直拿他没有办法，但是，有一天家里电视正好换台换到了《清十二帝疑案》，这孩子坐在电视机前竟然没闹，看下去了。此后，每周六，一到点就安静地看电视，还拿个小本做笔记，包括清朝十二个皇帝的名字、年号、生卒年月、陵寝等等都能够一一背下来。家长来信感谢阎先生，说孩子现在对学习感兴趣，上课也不再闹了，学习也用功了，连老师也感到奇怪。这位家长说，将来一定要到北京来看阎先生。一次阎崇年乘火车出差，车票买的是上铺，一进车厢，立刻被两个“粉丝”认了出来，并且一定要把自己的下铺换给阎先生，后来一聊天才知道这两位“粉丝”都是军队的师级干部。清华大学教授、两院院士吴良镛一次见到阎崇年说：“我和爱人都喜欢听您讲。”一位出租车司机在给阎崇年的来信中说，他每天中午12点半赶回家边吃饭边听讲座，晚上下班回家后8点要先睡觉，半夜起来后再看重播，从不耽误。一位喜欢篆刻的观众听阎先生讲了努尔哈赤成功的“四合”因素后，刻了一方印有“四合书屋”四个字的印，专门送到了阎先生家。

　　有一件事让阎崇年很受感动。前一段时间他被南京方面邀请去做讲座，事前主办方向读者发两千多张票，不到半个小时就全部发完。可不巧的是，讲座那天的早晨下起了瓢泼大雨，主办方开始担心当天的上座率，在接阎崇年到会场时对他说今天可能不会来什么人了，让阎崇年有些思想准备，但没想到当天会场座无虚席，还有不少人没有座位是站着听的。主办方后来对阎崇年说，幸亏今天下雨了，要不还不知道来多少人呢！讲座后许多人请阎崇年在书上签名，结果签名从上午11点多一直进行到下午1点。

　　阎崇年收到过的最长的一封来信有121页36300字，后来，阎崇年在回信的时候回赠给对方一本书以示感谢。来信者中年龄最大的有90高龄。阎崇年说读者们其实是很有水平的，任何一点小错误都可能被他们看出来，在《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中有幅图片，是一张皇帝的诏书，有读者来信说该图下面标注的文字和图片上的文字不一样，阎崇年马上翻书去看，由于图上的字迹太小看不清楚，后来找来放大镜后发现确实是错了。在《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中曾提到珍妃的哥哥，原来写的是她的胞兄，但珍妃娘家的后人和阎崇年联系，并拿出了自己家的家谱，告诉阎崇年应该是堂兄而不是胞兄，后来阎崇年在重印的时候把这个错误改了过来。

　　《正说清朝十二帝》这本书第一次只印了5000册，基本上是还没有上市就没有了，第二次还是印了5000册，刚一上市就销售一空。盗版书商看到了其中巨大的市场机会，于是很快盗版书开始大量上市。阎崇年感慨地说，过去他写了20本书，但发行量都很少，能卖到1000册就算不错了，《袁崇焕研究论集》仅卖出不到200册。当时有些书他不要稿费出版社还不太愿意出，而现在已有70多家出版社与阎崇年联系希望与之合作。

　　阎先生说现在人们对历史学感兴趣了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同时对历史学也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因为历史学的功能是多元的。阎崇年将历史学的功能分为四个方面：第一是学术功能，主要包括学术论文和专著，主要同本行的学者交流。第二个是资治功能，读者读完之后，能从中了解、领悟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这个也是很需要的，像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第三是文化功能，历史学者要传承文化，传承历史，要让广大读者了解更多的历史知识，提高文化素质。第四是教化功能，要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祖国、爱历史、爱民族的爱国主义教育，这是历史学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勇敢是学者的第一品格

　　阎崇年先生出生在山东蓬莱一个靠山面海的渔村。祖父、父亲早年来北京“打工”。1949年1月阎崇年来到北京，在北京六中读中学，后考到北京师范大学，1980年进入北京社会科学院。1991年创建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并任所长，1993年创建北京满学会任会长。主要著作包括：论文集《满学论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和《燕步集》共4部；专著有《努尔哈赤传》、《天命汗》、《清朝通史·太祖朝》、《清朝通史·太宗朝》、《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清代卷》、《古都北京》、《清朝皇帝列传》等24部，主编《满学研究》(一至七辑)、《袁崇焕学术论文集》、《戚继光研究论集》、《20世纪世界满学著作提要》等14部。先后发表满学、清史、北京史论文二百余篇。

　　阎崇年早年攻先秦史，一次他将自己的一篇先秦史论文拿去请中国科学院的杨向奎教授指教，杨老先生看后连连叫好。几天之后，杨向奎给当时只有二十多岁的阎崇年写来一封信，希望阎崇年转攻清史。在信中杨向奎提出先秦历史大多依靠关中的地下发掘，身在北京就没有这种资源上的优势。而清史研究北京则有着别处无法相比的优势，宫廷建筑、清宫档案都集中在北京。收到这封信后阎崇年“闭门”思考了一个月，之后他做出了研究清史的抉择，由此开始了他四十多年漫长的研究之路。

　　1963年阎崇年被下放到南口农场劳动，为了能够学习他带了很多书，有毛泽东选集、马恩全集，还带了许多当时被归入封资修之类的线装书。阎崇年回忆说：“自己能够有今天的学术上的积累实在要得益于下放的三年遇到了一位好领导，当时有人反映说我看封资修的书，他就给我安排上夜班，这样就可以使看到的人少一些，还可以让我有好一点的环境看书。即使是在十年‘文革’期间我也抓紧时间看书，《努尔哈赤传》就是在‘文革’的时候写成的。”这段时间被阎崇年很好地利用起来，而且非常幸运的是“文革”期间阎崇年躲过了红卫兵的抄家，这样才使得早期买的许多书籍得以保存了下来。

　　阎崇年每天早晨4点起床开始工作，晚上11点休息，几十年如一日。他除了将主要精力放在清史研究上，还经常阅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及《说文解字》等大量中国古典著作。他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在先秦，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根源。因为从事的是历史研究工作，对每一个字是怎么回事都要弄清楚，所以《说文解字》这本书一直在阎崇年先生案头放着。《史记》同样是对阎崇年产生有重大影响的一部书。他说，司马迁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要研究天人之际的关系。他后来提出天合、地合、人合、己合，也是受了这个思想的启发。

　　作为满学大家，阎崇年认为清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是有着巨大贡献的。他说，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的古代文化都断了，只有中国没有断。在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可能断的朝代：一是南北朝，因为很短没有断。二是蒙古人建的元朝，也因为很短而没有断。三就是清朝。清朝是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间长达近三个世纪，可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没有断。为什么呢？阎崇年说：“如果当时的清朝政府要求所有的汉人都必须说满语，必须学习满族文化，必须用满语去进行科考，那现在的历史就是另一说了。”他认为，清朝皇帝并没有强制推行满族文化，相反还积极地学习汉语，如乾隆修《四库全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都是有功的。尽管也有文字狱，有“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但过不掩功，总体而言，清朝对中国文化的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许多学者不同的是，在交谈中，阎先生多次提出勇敢的品格对于一个学者的重要性。他说，勤奋、刻苦、执著、创新这些固然重要，但他始终认为勇敢是作为学者最为重要的品格，自己能够在学术界有一点成就，或许就是因为比同行多一些勇敢的原因。“一个学者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胆量是不行的。” 阎崇年说。

　　阎崇年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谨，他称自己“不是清史专家”，只是“天命朝11年专家”。因为清史的范围太广，而他重点研究的是清朝开国史。阎崇年说，“天命朝11年，我可以说我所有材料都看过了。要说没看过的，估计是个考古新发现什么的，但是，我肯定会比一般人先知道。”这一点也是阎先生颇为自慰的地方，他是在全球范围内最早发表研究努尔哈赤专题论文和学术专著的学者。

　　近二十年来，阎崇年先生还倾力于满学学科的建设。在此前学术界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满学是欧洲最先有的。上世纪80 年代，阎崇年看到我国有藏学、蒙古学等学科，但没有把满学作为专门的学科，于是，1989年，阎崇年给北京市委写了书面报告，提出成立满学研究所的想法。1991年北京社会科学院成立满学研究所，它是全世界第一个把满族历史、语言、文化合成一个学科来研究的专业的满学研究机构。1992年8月召开了第一次国际满学研讨会，至今国际研讨会已举办了五届。1993年阎崇年又成立满学会，满学会目前已有会员100多人。他还主编出版了满学研究的论文集《满学研究》。通过阎崇年等一批学人多年的努力，满学研究在国内已渐成气候，满学研究的中心在中国已被国内外同行所公认。

　　变与不变

　　继《正说清朝十二帝》后，阎崇年先生又出版了新书《袁崇焕传》。阎崇年似乎对袁崇焕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曾出版过四部关于袁崇焕的论集、传记等。同时，他正在与中央电视台制作一部40讲的以袁崇焕为主线，前后时间跨度60年的正说讲座。预计这个讲座即将在今年9月央视的《百家讲坛》栏目中播出。

　　谈起袁崇焕，阎先生非常激动。他说：“袁崇焕的爱国精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这也是我写《袁崇焕传》的原因。我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袁崇焕，学习袁崇焕。” 阎崇年并不赞成有人提出袁崇焕的精神实质是“忠孝”的提法，他认为袁崇焕的精神实质是：“爱国”和“爱民”。他爱的不仅仅是皇帝，他更爱国家和人民，他维护的是国家和民众的利益。袁崇焕做文官不爱财，做武官不惜死。他死后被抄家，家无余资，甚至连他的父亲发丧都没有钱，需要友人资助。“我们现在应该学习袁崇焕爱国的精神，勇敢的精神，求新的精神，清廉的精神。我自己从中受到很大的震动和启发，所以我写袁崇焕。”

　　学习历史，总结历史，并为今天的人们所用，这是阎崇年进行历史研究的一贯态度。在讲课中，他总结了“四合”、“四力”，在读者和观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讲努尔哈赤时，他把努尔哈赤的成功归结为“天合、地合、人合、己合”，其中又尤以“己合”为最重要，他说现在很多人能够面对成功，无法面对失败，心理不平衡，这都是“己合”没有处理好的原因。他总结的“四力”也是一个人在现实社会中通向成功应该具备的能力，即：智力、努力、精力和合力。他说，只有把这四个力组合好才能有所作为。

　　平日阎崇年先生特别喜欢黄梅戏，最近刚刚把喜欢的黄梅戏光盘都买齐了，闲暇时他会认认真真地听上一段，他从这些不同时代不同艺术家的录音中能够鲜明地感受到风格的流变。阎崇年这样评价自己：“我出生在一个半海半山的亦农亦商的家庭，从小受着农、渔、商三种文化的熏陶，身上有着比一些人多一点的刻苦、勇敢和通变的素质。一个人必须变，但应该是在变与不变之间。‘变里有不变，不变里有变’。对我来讲，这次是电视台把我逼上讲坛了，我变了；但是我一辈子研究满学清史的工作不能变，这是我学术的根本。我要在变与不变中坚守我的学术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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