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瑶花：怀念我的露天教室

　　文/花瑶花

　　我的小学是在乡下读的。

　　1976年的时候我10岁，上二年级。那是唐山大地震以后，为防万一，人们都被禁止在室内活动。教室里上课危险，课堂只好设在操场上。

　　小学校的操场是一块较为平整的泥地，四周长满荒草，唯一的标记是操场西头一个生锈的篮球架。篮球架是个分界线，架子以东是一、二、三年级的“教室”，架子以西是四、五年级的“教室”。当时没有六年级。

　　架子东边的东南墙角处，就是我的教室。那儿有一棵槐树，胳膊粗，树杈上挂着一个小木牌，上面写着“二年级”。墨色漆黑，是班主任钱老师写的。地上用白石灰划出了长方形的区域——这就是我们的“教室”。

　　这个露天教室无门无窗，无椅无桌。学生上课用的凳子是自己带的，各色各样，高矮不一，大的小的，方的圆的应有尽有。同学们的座位不按个头排，而按凳子的高矮排。

　　那年的夏天特别热。下午两三点的太阳大得不得了。东墙角晒的又是西下的太阳，更添一层燥烘。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有时候，黑板上的字好像都在冒金星。我们背着太阳坐，晒得后脖子火辣辣的痛；老师更辛苦，面对着太阳给我们讲课。一堂课下来，老师的脸上已是大汗淋漓，衣服完全湿透，裤子从腰际一直湿到膝盖。一个月下来，老师的脸黑里透红，他的那件蓝士林布衣服变成了藕灰色。用墨汁染成的黑板晒成了“灰板”，那块写着“二年级”的牌子也只剩下了隐约可见的浅浅的印子。

　　就这样，我们整个夏天都是在这个露天教室度过的。过了白露，秋天就到了。阵雨说来就来。秋风一刮，落叶、尘土漫天飞扬，令人睁不开眼。露天上课越来越困难。原来的教室已成危房不能用了，可是学校又没有钱盖新的。正在这时，生产队向学校伸出了援助之手，决定把生产队的牛棚借给我们上课。

　　牛棚无梁无瓦，正好是标准的“防震棚”。

　　我们班设在四小队的牛棚里。

　　四小队的牛棚倚在仓库的南墙上，实际是南墙的一个披间。倚着仓库的那堵砖墙墙脚下有个木桩子，三尺来高，顶上有一铁环，锃亮，是用来拴牛的，墙角堆满了干草。其余三面用黄帐夹成墙，顶上盖着油毛毡，中间有可供人牛进出的空当，权当是门。面积不算大，但足够容纳我们一个班了。

　　这就是我们的新“教室”。

　　老师把“教室”布置了一下：裁出几张方块红纸，写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往黄帐上一贴，挂上小黑板，顿时就有了“教室”的气氛。教室同样无桌椅，我们摆上些砖头，再铺上些干草，又软又暖，当时感觉来劲得很。

　　尽管环境仍然艰苦，但比起操场上风吹日晒的好多了。和老水牛在一起还平添了很多乐趣。我们上课，老水牛就在一边趴着，静静吃草，舌头在两个鼻孔间转来转去，呼噜呼噜的。每到课间，我们就会轮流骑在老水牛的背上玩耍。老水牛只顾吃草，并不理会我们。老水牛认识人，只要我们班上的同学薛根宝骑上它的背，它就会扬起尾巴轻轻拂他——因为他爷爷是生产队的饲养员，他们早就熟啦。

　　薛根宝虽然对老水牛有办法，对学习却没有办法。老师要他读个字，他尽翻白眼儿。老师急了，说：“这个字我都教你一百遍了，是头牛你也该会了。”老师话音刚落，老水牛竟像听懂了一样，“哞——”地叫了起来。大家都乐了，老师也乐了，因为这字的读音正是“mou(某)”。看来老水牛是不忍让小主人难堪，替他解围呢。

　　还有一次上音乐课——那时的音乐课就是唱歌——老师教我们唱《生产队的老水牛》，大家甭提多高兴了，二三十条嗓子扯开来拼命唱，歌声在生产队的上空飘荡。要知道我们整个学期才能有一两次音乐课，对我们来说，音乐和音乐老师同样是令人感到新奇的。这首歌是写水牛的，其中有一句是学水牛叫。唱到这一句同学们的声音往往特别洪亮。因为我们平日听惯了水牛叫，心里早就有了谱，学起来自然得心应手：把头一甩，捏住鼻子屏住气，“哞——”的一声，惟妙惟肖，小脸憋得通红，有的同学把屁都憋出来了，老师夸奖我们学得真像。老师一高兴，破例清唱了一首歌给我们听。那个年代歌不多，唱来唱去就那么几首。但从老师嘴里唱出来的歌就是和广播里放的不一样，感觉甜丝丝的，声音 儿脆。大家激动得使劲鼓掌，手都拍红了。我还记得那个老师姓席，叫席算珍，20来岁，两条麻花辫儿一直垂到腰际，那一次，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教师。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在好几个学校工作过，有农村小学，有乡中心小学，有实验小学，还有市重点小学，条件越来越好，设备越来越全，可不知为什么，我还是时时怀念我的“牛棚小学”，怀念那时的同学，那时的老师，甚至那头和我们共处了一个学期的老水牛。想起他们，我就会觉得，现在我什么也不缺了，唯有好好工作，才对得起今天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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