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柯：没什么文化差异

　　李柯：没什么文化差异

　　-林嘉澍

　　要说20年来中国给他印象最深刻的事情，那就是日复一日的变化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在夏威夷工作了

　　3年的美国人李柯(Rick)获得了一份来自台湾地区的工作机会。台北国际社区广播电台邀请他加盟，参与电台创立之初的企划和制播工作。“我喜欢这种从头开始的感觉，自己很像是个先锋人物。”李柯说，既然机会找上门来，他就毫不犹豫地踏进了这个全然陌生的新地界。

　　在李柯赴台之前，他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尽管夏威夷是一个文化熔炉，有许多来自亚洲的亚文化群体在当地生存，而且李柯也有过一个中国籍女友，但是，他对中国的所有记忆只剩下学校教科书上形同天书的“唐朝”和“明朝”。刚到台湾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太不现代化了，也不怎么干净，但还是不由分说地开始学会适应。

　　“我觉得所谓‘文化差异’就是个扯淡的词语，纯粹是人与人之间打交道时犯错的借口而已。”李柯觉得，世界早就是一个整体，到了新地方，就该用开放的心态让自己尽快融入其中，入乡随俗。虽然每逢中秋节、春节这样的中国

　　和许多满怀激情远道而来学习中文的老外不同，李柯从台湾、香港到上海、北京，他都是被命运推着走。什么地方有了新的工作机会，他就自然而然地搬到新的城市。“新的一扇门打开了，就走进去。我从来没有主动地寻找过。”李柯说。

　　在李柯长住过的四个中国城市里，他最喜欢北京：“我的理由可不是‘这里是文化古都’。北京道路平整，是一个自行车城市，而我又喜欢滑旱冰。这里可比上海好多了。”在工作之外，他经常穿上旱冰鞋，在王府井、国贸、三里屯、后海一带穿梭。虽然现在这里的汽车尾气越来越重，但李柯还是很喜欢滑旱冰时类似于飞翔的感觉。

　　“在这个国家里飞驰，触碰它、品味它、注视它、感受它。要说20年来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那就是日复一日的变化。”李柯在《南华早报》等英文报纸上读到过木子美和芙蓉姐姐的故事，他觉得相比于刚到中国时看见所有人都穿着同样衣服的场景，现在的中国人可以做出很多新鲜的事情，用自己的方式去使用媒体。他看到这些事情，就在节目里说，听众在晚上听一个老外说这些事情会很兴奋。

　　许多中国听众拿李柯的电台节目作为托福听力教材，这让他感觉不错。“你看，其实我根本没有必要去学习中文。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学中文呀？我的回答是，你把英文说得更好一点就行了。”李柯很乐意把美国的语言文化带入中国，也喜欢成为这个地方的一分子，但他强烈地拒绝被同化，“你去美国念5年书就能变成白人吗？不能。同样，我也不能。”

　　李柯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欢乐调频”里每晚说着“你 how are you？”这个双语音乐节目通过电波回响在中国各个城市的上空。而在现实生活里，他则喜欢对陌生人说：“我是李柯。”有人惊呼，哦，你就是李柯啊！当然，也有人一脸茫然。没办法，这就是在中国生活了20年的美国人李柯，那个和电台DJ本应有的喋喋不休有很大反差的李柯——在电波外面，他并不是口若悬河，甚至还有点闷。他坚定地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在中国长期旅行的老外而已。

　　查可欣：如蝴蝶穿梭中美-李燕妮

　　她能说纯正的美式英语，也有普通话一级甲等证书

　　在犹他州作为工作人员参加梅丽尔·斯特里

　　普新电影《暗物质》的拍摄；在洛杉矶《老友记》的拍摄现场目睹美剧的制作；光鲜靓丽地出现在奥斯卡颁奖典礼嘉宾席上；在北京弹着吉他写歌、唱歌；一本叫《幸福》的小说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说着流利的英文，同时手握普通话“一甲”证书……

　　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发生在同一个女孩身上，她叫查可欣，喜欢她的朋友们叫她查查。如果说跨越太平洋的蝴蝶效应如今已经成为事实，那么，查查在8岁生日的前一天就成了一只在中国和美国间飞来飞去的蝴蝶。

　　可是，初到美国的记忆并不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到美国后，我在纽约州的一家小学入学，那个时候同学之间的排挤比较严重。换过五六个学校。排挤我的原因就是你跟他们不一样，有的学校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我又学习最好。美国女孩很早熟，她们小时候会化妆、交男朋友、涂指甲油。我觉得和种族歧视没什么关系，那些女孩就是去找那些和她们不一样的，去欺负她。”相形之下，学校的老师对她关爱有加，老师们对那些调皮的学生无计可施，反复向她道歉。这段美国初体验持续了4年，4年里她在父母的督促下，一直自学国内同龄人的中文教材。“我得上俩学，那个时候我恨死了。但如果不是那样，我的中文就完了。”

　　再回美国，查可欣已经是20岁的大女孩了，中间相隔9年。她成了南卡莱罗纳大学的硕士生。小学时同学的“排挤”已经完全没有了。“但我心里的挣扎更强烈，因为我的英文没有口音，就像从小在那儿土生土长，这其实造成一个特别奇怪的事。我在中国住了9年，没有再去过美国。如果说我有什么隔阂，就是跟学校里的中国学生有了一些隔阂。他们觉得我完全不费劲，认为我没有适应美国生活的艰难过程。其实我很艰难。比如美国人以为我从小在那儿长大，但一些音乐、电影和词语典故我都不知道，他们以为我知道，但是说起的时候我往往一脸茫然。”

　　两年的硕士生活让查可欣把中断了的美国生活连了起来。毕业后，她去了洛杉矶，因为她获得了在华纳兄弟公司实习的机会。“当时我在华纳15个不同部门实习，这个机会来自美国电视艺术科学院，就是颁艾美奖的那个机构，他们出钱。全美一共挑30个人，而且是30个不同类别，也就是说每个类别只有一个人。我的类别是电视发行和再发行。这个部门是整个华纳最挣钱的，包括《老友记》的发行也是他们。这个实习的机会是当时美国《新闻周刊》评的美国十大热门实习项目。”对于那段日子，查可欣记忆犹新：“在华纳走15个部门的时候，他们不管多大牌、多高层的人，每去一个部门从上到下是通畅的。第一个小时总裁，第二个小时副总裁，他会拿时间专门给你。他给我讲我也得给他讲，一天下来我得说大概10遍，我是怎么回事，我怎么长大的，我想干什么。”

　　如今在中国、美国之间继续飞来飞去的查可欣对美国也有许多不理解的事，比如她和许多美国朋友一样不明白如今的美国总统。除此之外，她的脑子已经没有了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区分。“我在北京的一些美国朋友张嘴就是纯正的北京话，甚至比我说得还地道。”

　　对于数字时代跨地域的蝴蝶效应，查可欣发表了她的观点：“地球越来越小，信息、通讯更发达。但到今天为止，中国老百姓和美国老百姓之间还不够了解，当然比20年前好一些。所以希望像我这样的人，有几个算几个，能够去做这个工作，去充当这个桥梁，包括文化上的，比如写小说、做音乐，不管通过什么，但是这个交流工作需要很多人前仆后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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