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华生：学演滑稽戏的日子

　　古希腊哲人曾坚持人生的最高目的在看而不在演，书中杨华生是以看戏人的身份来写过去杨华生这个演戏人，再现的是旧上海的市井风情。青年画家李守白配以55幅水墨漫画，使这叙述中的市井万象栩栩如生。

　　跟着“老腔”开口唱

　　听我母亲说，1918年8月18日我诞生在上海老垃圾桥堍（即苏州河上浙江路桥处）一户工人的家里。父亲全部的希望在于我能健康成长，故为我取名杨宝康。宝康排行第四，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我以排行老四的地位获得了“杨四郎”的美称。

　　我的父亲原是浙江绍兴乡下的农民，他放弃了在一家酱园的工作跑到上海，在英国人开的“怡和蛋厂”上班挣钱。日子过得紧巴巴。我最初的感觉是家里没有钱。没有钱买好吃的，没有钱上学，没有钱向江湖艺人买戏文。我看货郎担，听卖唱，惊奇于小贩的吆喝，痴迷于南腔北调、流浪艺人的小调。

　　我的表舅在老共舞台做“办戏单”的工作，自称是“接业”，外界人称这种办戏单的人叫案目，实质上是推销票子，弄点钞票，算是剧场票房间的人，他没有固定的工资，靠推销票子得到一点小费。我的这一个表舅已经做了几年案目，认得不少有钱有势有头有脸的人，也有了基本固定的顾客，票子出手，小费进账，所以日子过得比较阔绰。他带我进大世界三楼看戏是小菜一碟。我的艺术细胞从此被不断激活，我也觉得看戏演戏是很有趣的事。

　　常言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是属于喜欢看戏的小戏迷，专门想发现门道，角儿的一招一式自己也想模仿模仿。自从搬家到延安中路大沽路，在马立斯小菜场旁边，离大世界不远，所以经常到大世界去看京剧。

　　有时候在一品香饭店门口，有时候在爵禄饭店檐下，总是有个老艺人，清贫寒酸，天天在那里等待为寂寞者歌唱，大家叫他“老腔”。他拉开嗓门只唱一句，算是兜揽生意。他唱的是《甘露寺》中乔玄的那段“劝千岁”，就唱一句，唱腔宽广、沉稳。就这么苍劲洪亮的一句，过往行人情不自禁地驻足，投以赞叹的目光。我是这里的常客，围住他，向他学唱那么一句。

　　我家的周围是个特殊的环境，那里整天弦歌不绝于耳，那些二三流的京剧演员天天吊嗓子、练功夫，咿咿呀呀、啊啊唉唉唱不停。我的左邻右舍几乎都是吃京戏饭的，我对时兴的国剧唱段可谓耳濡目染。

　　弄堂里的老少档

　　我的哥哥有个朋友叫缪庆，大家叫他缪先生，和我住在同一条弄堂里，他是一家洋行的职员，是位京剧票友，大花脸唱得好。他仿照赵希希、丁怪怪，对滑稽的爱好不亚于京剧。缪先生不认识滑稽演员，所以一直没有搭档。经过我哥哥的介绍，12岁那年，我成为缪先生的搭档。于是两人搭档，到弄堂里、到学校里演出。他首先发现了我的特长，说我唱京戏有板有眼有京味，于是大加赞赏。他出钱买票带我到上海各大游乐场所看滑稽演出，有时还进入十岁以下免票的游乐场看戏，我们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大世界游乐场。

　　我有机会目睹王无能、江笑笑、刘春山的独脚戏。《南腔北调》中的“江南大鼓”有段戏文“中华民国到今朝，伟人出了勿勿少。要说天下无难事，什么事情只要面皮老”。像这种戏文容易强记，模仿也不难。至于像《吃看加官》一类依靠误读变化出笑料的戏，我自称头脑灵活，记住几个要点就能模仿。“中华民国”读成“中华民哭”，然后进行解释：“有钱的人大热天冰淇淋吃吃，跳舞厅跑跑，姨太太揉揉，电风扇开开，还觉得热，装只冷气，再嫌热，日本一跑，到富士山避暑。农村里四面八方遭水灾，灾民哭声震天，没吃没穿，每天在哭泣中打发日脚（意日子），阿是（意是否）中华民哭？”这类戏我不仅学得快、而且还能自由发挥，增加笑料。如果是京剧唱段，情况就大不一样。看完京戏，缪先生帮我回忆戏文唱腔，有时还发挥留声机的作用，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滑稽京戏。

　　有一次，我穿上女装，忸怩作态，扮演黄慧如。化妆后先讲，后用小喉咙唱，有滑稽特色。缪先生演包公，唱二黄原板，大喉咙，模仿赵希希唱腔，效果好，观众拍手大笑。这个戏讲的是佣人陆根荣和他的东家小姐黄慧如发生恋情，遭到黄慧如父母反对，结果是两人私奔，逃到陆根荣的家乡苏州，过起了田园生活，黄慧如产后死亡。这个戏是由丁怪怪和陆奇奇编写的，名称叫《包公阴审黄慧如》，是借了京剧《探阴山》的结构，将现实生活中的主仆恋故事搬上舞台。丁怪怪演黄慧如是丑角扮相，大嗓子。丁怪怪瘦长得要命，陆奇奇胖而矮，相映成趣，观众一见忍俊不禁。再说，我演黄慧如时，用京剧旦角嗓子唱，加上和缪先生年龄差距大，也是相映成趣，赢得非同凡响的效果。我在成就感中信心更足，只想为弄堂里的老百姓演戏，于是一老一少成为弄堂里的业余艺术家。

　　新潮艺名“杨华生”

　　解放前曾经有个随机调查，在上海各大游乐场游客中，商人比例最高，工人第二。被调查的人中百分之八十是男性，已婚者占百分之六十五。游客文化素养不算高，消费层次也不太高，属于大众化的。当时，上海大世界确实是上海的象征。

　　大世界共和厅是集中演滑稽戏的场子。当时的门票是小洋两角，到小烟纸店买香烟可以获得优待券，每张门票42枚铜板，当时的大饼油条是三个铜板一副。

　　我的名字从杨宝康到杨华生，主要是与上海大世界里的文明戏有关。当年我喜欢唱戏，却拜不起师父，属于野路子。有了师父才算上了正道。可是拜个师父要请十桌酒，要押帖，我到啥地方去弄这么多钱。还有个规矩是学三年，帮三年，还要谢师，其间没有分文，还要写明学戏期间患疾遇灾一听天命，与师父无关。我不能接受这样的条件，只能自找门路。当时欧洲的话剧以文明戏的面孔进入上海剧场。大世界里的华光新剧社，也称白话新剧社。我的姐夫有个朋友，他晓得大世界的华光新剧社要招练习生，他介绍我去参加考试。但是只有面试，没有文化考试，硬碰硬靠技巧。主考官先听我讲，再听我唱。从唱小调到京戏里的生、旦、净、末、丑，当年我13岁，已经能露一手。考官先生见我有点艺术细胞，就让我当了华光剧社练习生。当时带班的先生说，宝康这个名字太陈旧，要新一些的，要有新潮流意识，于是从剧社名称中选字，这是最先进、最新颖的了，取艺名华生，加上一个“杨”便成了杨华生，双方都满意。

　　进了白话新剧社，不仅破了拜师酒、帮三年、谢三年的规矩，还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学戏的大困难，这是文明戏剧团的文明所在。进了剧团才知道练习生是没有老师教的，也没有专业，没有基本训练，没有文化课，舞台就是课堂，每一个演员都是老师，学戏全靠自己躲在幕后看老演员演出，用心模仿。要是轮到当一次群众演员，那是最好的实习机会。我与师兄陈新生常常在一起对台词，陈新生唱主角，我做配角，样样戏都学着配，什么角色都能演，甚至男子越剧、常锡滩簧、宁波滩簧、绍兴大班、南方歌剧都想尝尝味道。南方歌剧是大世界里重要的剧种之一，小生、花旦唱得真好，观众很多很多，当时流行的有《叹五更》。

　　大世界里从底楼到四楼，共有40多个场子，每天有几十台戏在轮流演出，文明戏、京戏、申曲、的笃班、绍兴大班、甬剧、扬州戏、独脚戏、评弹、杂技、北方戏剧、歌舞、电影，中国各地的剧种都被引进大世界演出。我算是开了眼界，要看的、想学的实在太多。为了节省时间，我要么带饭上班，或者让妹妹送饭，这样也可以让妹妹看看大世界的戏。

　　我的兴趣依然在滑稽戏，好在大世界里滑稽戏很多。

　　滑稽戏的台词、表演都是由演员自由发挥的，能唱的发挥唱的特长，有的将一些滑稽的段子或其中的片断，拼凑串联，敷衍成篇，整个戏经不起推敲，所以要求演员头脑活络，要具备强记的特殊本领。无师自通的滑稽爱好者更需具备强记与模仿能力。我生来特别爱唱，对话剧艺术兴趣不大，所以在大世界里偷闲学滑稽。我专门偷学王无能等人的戏文，模仿他们的表演技巧。可惜他们未能成为我的滑稽戏老师。

　　心心相印师徒亲

　　有对很好的拍档——江笑笑和鲍乐乐。江笑笑会说会唱，十分幽默，观众称他是笑的天才。鲍乐乐是浙江之江大学的学生，和夏衍是同学，不但能说会唱还会编剧本。我在大世界学戏，他们二人在大世界二楼华光新剧社场子演出。因为嗜好滑稽戏，所以我就去偷学滑稽戏。文明戏先演两小时，演完后再让滑稽戏上场，每场演出半个小时，可以演四场。他们演，我在旁边学。日复一日，我模仿了不少段子。同时与江笑笑、鲍乐乐结缘。见到了他们两个人，我想拜他们为师的心思越来越重，甚至辗转反侧睡不着觉。

　　那时，鲍乐乐、江笑笑正在拍摄《乡下人到上海去》，人手不够需要人顶场子。因为我会唱《宁波空城计》，还会演唱江笑笑、鲍乐乐的拿手戏《水果笑话》，所以在他们人手尴尬的时候就想到了我，我呢也很自然地充当了他们的下手，在台上充数。不久，我就以小鲍乐乐的牌子上戏了。

　　有一天我看见了鲍乐乐，便跪在他膝下，要拜鲍乐乐为师。他没有反对，笑着把我扶起来，点点头，大家心心相印，从此我有了老师。学文明戏是不需要拜师谢师的。他不收我的任何费用，表现出在文明戏影响下的滑稽演员的文明进步。由于自己的认真好学，不久，演出后老师给我伙食费，有一次还给了我6元钱。我用这6元钱买了一把二胡，自己学拉二胡。后来的演出中我都以小鲍乐乐的名字上台。戏越演越多，越演越成熟，甚至我也代鲍乐乐演出。老师给我的鼓励也越多，譬如他送衣料给我，让我做袍子。以后上台穿的演出服都是鲍先生支持的。于是我成了鲍乐乐的学生，师生之间关系一直很好。

　　鲍乐乐临终前呼喊着我的名字，直到我气喘吁吁地赶到，他见上我这个弟子一面才闭上口眼，当然这是后话。

　　摘自《上海老滑稽》杨华生、张振国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8月版24.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