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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的火怎样烧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11日07:57 东方网-文汇报

  地球正经历更多的燃烧

  过去一千年所展示的是燃烧的巨大的分布不均——错误的火太多,而正确的火又太少。大体上,发展中国家野火太多,而发达国家受控的燃烧又太少。厄尔尼诺的气候律动带来了一种反响:有的地方火严重不足,有的地方火大量泛滥。但是野火的爆发遵循着气候的律动,而常规燃烧的发生则顺从一种更深层的推动力。在它的背后,工业之火的发电机在轰

鸣,就像一种缓慢的气候变化在随着冰期的出现和消失而摆动。也许因为有更多的可燃物,地球正在经历着与过去同样或更多的燃烧。

  一般而论,火太旺的地方也就是存在大量富有生机的燃料的地方。当然,时机很重要,这指的是气候。易燃物可能因树木采伐或土地清理堆积而成,但如果它们是湿的,就不能燃烧。同样,一场严重的干旱能在景观中自动贮存燃料,这就是落叶和枯枝。但是,地球上大部分的森林火灾多发区是那些因人类的进出而使燃料得以大量堆积的地方。这种地貌的特征就在于土地使用的迅速变化。

  新土地最糟的例子就是把热带雨林突然变成农田和草场,因为这样就带来了外来生物。巴西和印度尼西亚最为著名,不仅因为他们拥有一大片残留的雨林,而且因为是在单一民族背景下这么做的,并出于地缘政治目的而积极推进内部的殖民化。尤其是,他们把清理与设法让人口从极其稠密的地方移居到人烟稀少的居住区这一计划相结合。移居意味着筑路,筑路带来了伐木者、农民和猎人。被砍下的植物在赤道的阳光下暴晒,积蓄着火势。还有许多其他的地方,如热带非洲,在那里工业化的努力和快速的人口增长相结合,使封闭的森林得以开拓。火一旦燃烧,就为更多的火创造了条件。

  这就是农业一直以来向新土地推进的方式。火催化一切、清理一切、改变一切。现在有所不同的是,这一过程引起了全球的关注。电视镜头播出这一场景,环保主义者的组织起来抗议,地球的价值,亦即一种与人权相等的绿色权利,成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理由。也有政党为土著人说话,因为推土机和新移民进入的土地通常不是真正的荒无人烟。有气象学家跟踪调查笼罩在雅加达和新加坡上空的烟雾,有气候学家测量温室效应气体,一旦它们摆脱生物的束缚,就会漂移到纽约和罗马。存在着据以评价古老的乡村仪式的城市价值观。一般认定的这一场景的原始风貌——嚓嚓作响的链锯与静静滴水的绿色藤本植物之间的强烈反差——加剧了公众的愤怒。不仅这些,还有历史。工业化国家曾发生的类似事件唤起了人们关于如何避免改造景观的模糊记忆。这些场面如同释放到大气中的甲烷分子一样全球化了。

  旧土地农业开拓新土地,但也放弃旧土地。遭遗弃的土地正如砍伐后的森林一样,必定滋生燃料。废弃的农田会长满灌木,由此它们就成了野火的栖息地。在易燃地区,昔日园林变得杂草丛生,它们正在成为地球上的火灾多发区,其势头之猛不亚于斧头和推土机的推进。

  有两种变体:一种显而易见,另一种不那么明显。自身明显的一类是地中海地区,那里至少有一半地区没有过重的人口和畜群压力,以至零零碎碎的一些生物要么在炉灶里终了,要么在峡谷中枯萎。曾经得到精心照看的地块枝藤蔓生,长出粗糙的可燃物,而以前得到精心看护的火焰大肆吞食这些枯枝烂叶。驯化的火变得凶猛了。相似的事情在发达国家的远郊发生,由于被废弃的田地和草场上出现了房屋,野火很快即发现了这里丰盛的燃料储备。这种“混杂”的火,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疯狂蔓延,与烧焦希腊及普罗旺斯山区的火是兄弟般的双胞胎。

  失控在别处,大火发生在人们丧失或选择放弃控制有害之火的能力的地方。社会巨变,如政府倒台、政治目标改变和经济崩溃等,都会削弱那些用来压制火的机构。

  在前苏联和蒙古若是以前的体制依然存在,这些火在一开始就不会有如此大的规模或者烧得如此之旺。

  1991年以前,苏联有着世界上最强的空中消防力量,大部分驻扎在西伯利亚和远东。一支出于政治目的、由计划经济所资助的准军事化力量,即森林消防部门,已很好地适应了苏联模式。蒙古也采用相同的灭火体系。但两者的消防能力都经历了快速下降的过程,作为两国急速进入世界市场的结果,满山遍野砍伐后撤落的东西使这种情况更为恶化。

  火荒和火混杂

  奇怪的是,综观媒体的报道,地球上大部分地方遭受的却是不同程度的火荒。在发达国家,那些缺失的火焰正是火未表露的危机。

  除了对环境哲学家而言,火的起源并不重要。消除自然火、抑制人为火、扑灭农业火,所有这些都打乱了火情,它们的减少造成了后果。这样,一个地区的动植物过分生长,它发生重组,并用一些物种代替另一些物种。但是火的真正消失极为罕见,原因极其简单,因为没有什么景观会容忍火的真空。某些火——自然的、人为的、工业的——将填补这个空隙。因此这样的地方经常遭难:首先是因为缺乏它们早已习惯的那种火,其次是因为,当火终于来到时,却过于频繁、猛烈地燃烧,以至毁坏了而不是更新了这里的环境。

  当这一问题逐渐演变时,两种景观占主导地位,每一种都来自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大陆——欧洲和北美。长期有人定居的欧洲极力保留其文化景观遗迹,其中几乎有一半是农业遗产,并且差不多都依赖一种能动之火。割草、放牧、修剪、施肥、喂牲口——没有一个能彻底恢复旧貌。原因在于那些地方也已燃烧过了。火,自然地与其他活动相互缠绕;已变成一种必要,尽管它自己并不是土地复苏的充分原因。

  然而渐渐地,当工业化代替传统的农业、石化休耕地代替生机勃勃的休耕地,长期不被欧洲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信任的明火,就沉入残留的余烬中。土地所有者发现,要维持沼泽、高地牧场、农牧林地以及植物群和动物群的杂交已日益困难,因为它们有赖于一种由年代各不相同的不同地块组合的地貌。人们期望的很多景色源于刀耕火种和长期的休耕,或源于燃烧和有限制的放牧。在一定意义上,驯化的火必须返回。

  美国却在呼唤荒野,呼唤一种未被人类占领、也未经人类艺术塑造的自然。无论原则上怎样值得称道,但实践上这种景观结果常常是一种空想。被保护的地方至少部分是人们曾经使用过的结果,它们大多经常与燃烧有关。然而,出现了这样的信念,即自然火在这些地方享有兴旺的合法权利。因而当官员们试图恢复“火”的时候,除非别无选择,否则他们只容许自然火而非其他火。其结果,正如人们可能预料的,是各种情况都存在。闪电常常不能点燃足够的火;名义上“受控”的火也常常逃逸。与以前的情况不同,未燃植被长成各种燃料是再平常不过的,由此引起的燃烧不同寻常,要么太弱要么太猛。作为一种不受限制的生态过程,火的恢复失败了。

  下述的是正好相反的极端情况:火太多和太少,人烟稀少之地突然向火开放,再次杳无人烟之地突然对火封闭。但是,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系列问题之一就是,由于工业化社会同时冲击城市和荒野,这两个极端在靠近。官员们给它标上荒地城市这样的分界。其他人则更简单地称它为火混杂之地。一些地方,如温带欧洲或美国的东北部,避免了常规的火情爆发,因为天气情况阻止了日常燃烧。火存在,是因为人们选择引入的结果,并且由于城市价值观延伸到禁止使用以木材为燃料的火炉、禁止燃烧落叶和任何明火,所以火很少有机会逃逸并吞噬成堆的燃料。但是,在南非的油桉丛、澳大利亚的市区灌木丛、地中海北部远郊的灌木全林地带,以及火已灭绝的东北部地区以外的美国各地,各种混杂的火以不断增长的频率在爆发。

  能源的“脱碳化”

  比明火的不合时宜、缺失或混杂更为重要的是,在千年的开始,工业火作为地球燃烧的推动力正在崭露头角。逐渐地,火似乎已不再是气候的结果,而正在日益成为改变气候的原因。无论如何来定义,燃烧似乎不再局限于古老的生态平衡之内。由于无止境地开采燃料,燃烧呈指数增长。批评家声称,即使野火——它们吞噬开采后的雨林,掠过疯长的灌木——本身也是那场动摇地球的工业地震所带来的生态后果。

  温室气体充斥着薄薄的大气层:不仅因为二氧化碳,而且因为更多外来的(并且浓烈的)气体,比如野火释放的溴,茁壮成长的有机物燃烧后喷出的甲烷。但还有其他令人担忧的结果;酸雨、低能见度、对流层的臭氧,以及燃烧产生的粒子对人类健康的威胁。肆意燃烧之火也会产生这全部的有毒合成物,但是却具有随季节变化的时间选择以及一种逐渐发展的适应过程,并且其数量可以为生物区系、地球大气层以及海洋所吸收。它们共有的特性——它们对燃烧灰坑的竞争——已迫使燃烧矿物燃料的工业火直接与燃烧植被的明火竞争。评论家指出,减少工业火影响的一种方法,就是减少其他形式的燃烧。

  《京都议定书》使其签署国承诺稳定并最终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这种气体的来源并不重要。苏门答腊因清理土地而释放的二氧化碳分子,与印度以木炭为燃料的烹饪之火、赞比亚稀树草原的燃烧或纽约为卡尔纳蓝蝴蝶栖息地而进行的受控燃烧所释放的分子,没什么两样。在一个碳循环系统中,人们可以用一种形式的燃烧来交换另一种。例如在美国,提议为了生态利益而扩大受控之火,就需要减少工业的排放。对于燃烧的竞争——因现代工业机制而不为很多人所察觉——必定作为一贯以来的背负着价值的选择浮出水面。

  工业之火的增长指数不可能无限继续。深层的问题是如何减缓、阻止或逆转这种增长。是否有一种类似于人口统计学变迁的燃烧,这种变迁在历史上随着社会的工业化而成为它们的特点?最早的人口变化典型地使高出生率和骤降的死亡率结合在一起,由此导致爆炸式的总增长。类似的情况很可能随着火而发生。与燃烧有关的变化也许展示出燃烧的爆发,那就是过度使用渐渐取代传统燃烧的矿物燃料。经过几十年的时间,一种更为持久的火的生态体系也许会出现。那是乐观的局面。

  有证据支持这一点。在某些地方和某些过程中,工业火能够代替明火,而且矿物燃料的燃烧有大幅度改善的可能。例如,更多的轿车并不必然意味着更多的二氧化碳。在技术发达的社会,能源的“脱碳化”方兴未艾,这样,碳基燃料更有效地燃烧就产生了更多的能量(和更少的排放物)。

  人类是依靠火才使自己生存下来的。因此,在新世纪,我们也许会试图利用工业火来让气候变得更宜人,以阻止新冰期的来临,挫败干旱和洪水的侵袭。受控燃烧的范围可能会极度扩展。转折中的气候与操纵中的基因结合将确定未来自然经济体的宏观和微观经济学。

  摘自《火之简史》[美]斯蒂芬·J·派因著梅雪芹等译三联书店出版社2006年4月版1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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