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华人精英会侧记 在全球化中寻找国学坐标

　　2006年9月23日，第三届华人精英会深圳论坛于深圳观澜镇的平安金融学院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国学传统与现代文明”，另一场分主题研讨“中西慈善源动力差异”于同日举行。

　　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凤凰卫视时政节目主持人杨锦麟、《亚洲周刊》总编邱立本、经济学家赵晓、香港城市大学学者范瑞平、台湾漫画家朱德庸、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明、香港智行基金会发起人杜聪、平安保险品牌宣传部总经理盛瑞生、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兼商务会长王辉耀、信孚集团董事长信力建等嘉宾出席了论坛并发言。

　　本次论坛由南方周末报系与中国

　　国学传统与现代文明

　　朱学勤

　　文化不是决定性的

　　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大夫有一种文化优越感，由此演变为近代条件下把制度选择的失败归咎为文化的原因，然后再推出一个文化决定论。

　　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掀起的几次文化争论的最大成果，可能是启发了后来的当权者，使之认为仅有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是不够的，只有将革命引入文化改造、人性改造的层面才是千秋伟业。

　　文化是重要的，但不是决定性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球上同一个文化版图中截然不同的制度选择的对比，如东西德、南北韩、南北越。以及大陆、香港与台湾。

　　此外，还有时间上的对比，中国大陆有毛、邓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仅仅改换了一下政策，天差地别。这是文化选择带来的吗？显然不是。

　　杨锦麟

　　什么是华学

　　我刚从台湾的倒扁现场回来。在倒扁运动中，有四个大字特别醒目，就是“礼义廉耻”——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主题。

　　在大雨滂沱、风雨交加的倒扁现场，“礼义廉耻”这四个字实际上意味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整合，是传统与现代发生碰撞的最新鲜个案。伴随着现代民主的转型，在台湾的街头，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与现代文明找到了交集、实现了吻合。

　　传统文化在海外的延续和传承其实是非常完整的，以致大陆近年来尊孔，其礼仪不得不向海外华人和孔庙请教。因此，与传统文化的互动，不能只关注到中国大陆本身，还应该包括港、台、海外，甚至包括56个民族的各种经典和文化底蕴。这就是华学。

　　范瑞平　

　　在全球化过程中重构儒家文明

　　透过全球化，大多数人看到的是文化单一化趋势，但还有一个经常被人忽视的特征：国际间的文化共同体越来越明显。一些传统宗教和道德的核心分子没有消失，而是走向了全球化，形成一种跨地理的、而又非地理的联合。

　　这些人的第一位价值并非爱国主义，而是他自己的那套文化价值或者宗教。国家仅是他传播文化、维系价值的手段，他们是所谓的“弹性公民”。

　　而儒家现在并没有一个能够真正把我们维系起来的、超出传统的家庭纽带的团体或组织。因此在全球化趋势下，儒家也需要重构，但并非重构其核心价值，而是利用全球化这个机会和工具，在政治制度、公共政策、社会实践、人生活动等方面实现重构。

　　赵晓

　　国学文明无须定点生产

　　每个人都有文化需求，但如何满足他们的需求？经常想到的办法是由政府提供。以前由政府选择企业定点生产、统一供给，结果这类企业都垮了，人们的需求却得不到满足。文化的提供是同样的道理，定点生产、统一供给一定不好。政府不能规定哪一种是国教，哪一种文化人们必须要接受。政教分离，才是现代国家的起点。

　　多元文化之间的竞争是必要的，竞争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常常是双赢的。如果没有西方文明进来形成竞争，我们连哪些东西是好东西都不知道。另外，老百姓的需求也是不同的，只有竞争才能满足多样化的需求。

　　朱德庸

　　文化像一个自然生态

　　东方与西方文化，是弱势与强势的关系。我们只能善用西方已经创造出来的东西，来创造我们自己的感觉。

　　比如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想办法把你的

　　所以，不要太过于排斥强势文化，而应该善加利用。文化就像一个自然生态，应该提供一个完全自由的空间，创造一个恰当的环境，让它去自由地演变。

　　邱立本

　　我们要有制度建设、制度创新

　　我们面对着中华文化传统断层的问题。过去一百年，我们的传统被穿上不同的衣服、被画上不同的面孔、被鞭打、被扭曲。我们用特定的意识形态简单化地解释传统，甚至用“封建”两个字来叙述传统。

　　从1587年开始，中国都陷在泛道德主义里面。我们还要有制度建设、制度创新。在这个层面，我们有没有后发制人的可能呢？

　　除了文化和制度，近两百年来全球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知识和思维，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是否能继承这些人类遗产？

　　在谈中华文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进入全球化、国际化的现实中，需要考虑中华民族的自我定位和新的坐标。

　　陈明

　　你是谁 他是谁 我又是谁

　　个人权利、宪政和自由这些东西，对民族和传统文化来说是新生事物，是创造，是拓展和丰富，也是一种结合，这是很好的。可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它需要考虑另外一个纬度，就是内心和内心之间的关系。因为进入这个时代以后，虽然意识形态被突破了，但是整个民族国家的概念分歧反而是更加强烈了；另外还有全球化的影响。把人都放到一块的时候，你是谁，他是谁，我又是谁的问题，就凸显起来了，这个时候必须要考虑文化的认同，需要保持一种历史连续性。它牵涉到民族认同的深层问题。

　　中西慈善源动力差异

　　杜聪　

　　中西慈善源动力差异思考

　　中国与西方在慈善方面的差异不一定是社会差异造成的，而是我们经历着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差距并不是很远。1920年代的美国与现在的中国分别不是很大，港台也经历过这样的时期。

　　今天，中国的慈善捐献比很多国家要低，这不一定仅仅与捐献传统有关。中国的法律、

　　西方国家的捐献与税务有很大的关联，因捐献而免税对企业和个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在西方，喜欢高姿态地捐赠的人和机构很多，将捐赠作为宣传是很普遍的；在中国，有钱人做善事，都比较低调，他们不想透露隐私。

　　王辉耀　

　　慈善是一种文化

　　由于发展得较早，慈善在西方目前不仅是一项事业，而且成为一种文化。而中国目前还在起步阶段。中国文化中具有慈善渊源，但现时的慈善事业却有差距，这是什么原因呢？

　　中国人并非没有善心或者善心不够。而是因为中国人对生存资源争夺激烈，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制度不完善，个人发展机遇和权利不均衡、不公正。人们内心充满焦虑和压力，影响了捐赠的热情。另外，中国社会仍然靠全能型政府进行管理，缺少具独立性和自主权的NGO，慈善观念得不到培养，政策法规不健全，这些都使政府、企业、社团间难以形成高效的协作。

　　盛瑞生

　　企业应有社会责任

　　我们今年做了两个与企业社会责任有关的事情。一是在深圳与4家有影响的企业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联盟”，以推动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目前这个联盟正在申请过程中。二是今年我们自己首次公布了“中国平安企业公民行为报告”。

　　除此之外，今年我们还有两个具体的公益项目。一是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签约设立了一个独立的慈善品牌“中国平安公益基金”，平安投入的初始基金是1000万元，基金主要用在对贫困大学生的资助上。

　　今年的第二项公益事业，是资助100万元给全国43所希望小学，每个学校建一个图书室。

　　这几件事情，体现了平安保险所谓“四大责任”中的企业公民理念，即：对客户负责，对员工负责，对股东负责，对社会负责。

　　信力建

　　“施爱”是人的基本需求

　　慈善传统在中国是比较缺乏的。我认为其原因在于一个庞大的体系包含了这个功能。所有的组织被纳入到其中，在这种架构里没有慈善的空间，也没有必要。

　　目前中国有两千多个县，每个县就有一个慈善院或者是福利院，除此之外，所有人都不能再办福利院。

　　“施爱”是人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的需求，所以不必担心这个社会能否找到慈善，但是国家的制度设计必须提供这个空间。

　　相关专题：南方人物周刊